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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赵克同志的《蒲松龄设馆教书时间的考证》(《求是学刊》 1980年第四期),很有收益。但对其有关考证论列,不敢苟同。现仅就赵文所涉及的有关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就教于赵克同志与诸位研究者。 一、蒲松龄初馆教书不在“中年”(四十一岁左右) 赵克同志的考证认为。蒲松龄初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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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存活的年岁问题关于蒲松龄的年岁,向有八十六岁、七十六岁两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即主八十六岁说。路大荒《蒲柳泉先生年谱》则考定为七十六岁。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并存两说,而以八十六岁说为主。解放以来,绝大多数蒲松龄的研究者都采用七十六岁说,没有人持什么异议。1981年3月27日《北京晚报》第三版刊载了萧云题为《蒲松龄应是活了八十六岁》的一则短文,题下加了编者按语:“本文对《辞海》等书的一条解释,提出了不同看法。”同年5月10日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通讯》第五期据此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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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收《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即《传习录》中篇,系阳明重要论学书札之一。《阳明年谱》载此书于嘉靖五年丙戌条下,谓“八月答聂豹(文蔚)书。”按《阳明年谱》嘉靖三年甲申条记:“十月,门人南大吉续刻《传习录》。《传习录》薛侃首刻于虔,续刻于越。”钱德洪《传习录》中篇首序云:《答聂文蔚》之第一书属“元善(南大吉)所录之旧,”钱氏仅照此移录。故此书不可能成于嘉靖五年,只能成于嘉靖三年十月以前。此书已倡致良知,《年谱》正德十六年辛已条云:“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故此书又当成于正德十六年以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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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岱麟同志的《蒲松龄与王士祯》一文(载《读书》一九七九年第六期),考定《三借庐笔谈》关于“王渔洋欲以三千金”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诸说为以讹传讹的不可信之谈,分析有理有据,读来令人信服。但他在引用蒲松龄《与王司寇》(“尺书久梗……”)一信时,把写信时间断为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认为此信是蒲翁在王士祯赠的《古欢录》后,为答谢而作,这却有误。诚如侯岱麟同志所说,此信的重点是婉转地忠告王士祯,请他另行安置前逃的淄川蠹吏康利贞,故此弄清康的盘剥淄川人民的时间是其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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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学刊》一九八二年第四期所载《姚振宗与快阁师石山房丛书》一文,在评述清季目录学家姚振宗生平时提到:“一八八四年,陶方琦督学湖北,纂修《湖北通志》,他(指姚振宗)应聘编纂《湖北艺文志》十四卷。”在这段话里,陶方琦督学的时间和地点都是错误的,兹考订如下: 据该文注中说明,上面那段话的史料依据是《文澜学报》一九三五年第一集上刊登的《姚海槎(振宗)先生年谱》(陶存煦编)。实际上,该年谱是这样记载的:“光绪五年已卯(一八七九年),……陶方琦奉命督湖南学政”,“光绪七年辛已(一八八一年),……秋,陶方琦在官丁母忧归里”。“光绪八年壬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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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吕叔湘先生1949年写有《说代词语尾“家”》,详细地阐释了“谁家”、“我家”、“你家”、“他家”;“人家”;“自家”;“咱家”等四组代词的“家”都不是作领格用的,是非领格的用法,即是词尾。这是迄今为止讨论词尾“家”的最早,也最详细的一篇文章。因为撰写较早,有的认识不尽完善,本文试作一些补充和讨论。首先是代词之后附缀“家”的历史时代,吕先生虽未明言产生于何时,但引录的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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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与甬上证人书院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黄宗羲自康熙元年南明监国鲁王卒于金门,郑成功病逝台湾后,感到抗清一时无望,于是始放弃抗清武装斗争,从事著作和讲学,按他自己说法,则是从“游侠”而厕身于“儒林”(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他讲学所建立的甬上证人书院,是清初著名书院之一,开创了康、雍、乾三代屹立于东南而其精神影响到清末的浙东学派。一黄宗羲讲学,康熙三年始于语溪,六年次于会稽,七年继于宁波,十五年终于海昌。甬上证人书院建立较迟而影响最大,他自己也说,甬上“一时多英伟高明之士”(《董吴仲墓志铭》),这是由下列原因造成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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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东学术研究这块尚待进一步开拓的园地上,原浙大国史教授陈训慈先生(1901-1991)不愧为识途老马。他早在1931年就发表了《清代浙东之史学》(《史学杂志》第二卷第五、六期)一文,纵论“学风递嬗”、“渊深流长”之浙东史学。近来,他与宁波大学副教授方祖猷先生通力合著的《万斯同年谱》,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刊行了。这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一部完整的万氏年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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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出生于明朝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逝世于明朝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享年五十七岁。王阳明出生在余姚,祖籍在绍兴。成长、生活也主要在绍兴。据《明史》载:“王守仁,字伯安,余姚人”(第195卷第5159页)。他的再传弟子李贽在《续藏书》(第14卷第255页)中也执此说。其实不尽然,《绍兴府志》和《山阴县志》都说他“本山阴人,迁居余姚后,仍还原籍。其故居在山阴东光坊谢公桥之后,祠亦在焉。”(《嘉庆山阴县志》卷首·皇言·第61页)王文成祠“在府北二里东光坊。明嘉靖十六年,御史周汝贞建。”“初名新建伯祠,后改为王阳明先生祠”。到了清朝,“康熙二十九年,知府李铎修之”,又改为王文成祠,“有司春秋动支地丁致祭(《府志》入防护条》),薛应旗有告文,马如龙有碑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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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晚年(65岁)奉母避乱第泗门轶事,《清史稿》本传及其他专著均无记载,清黄炳(?)《黄梨洲先生年谱》中虽有提及,但语焉不详。笔者考索了《乾隆余姚县志》、《光绪余姚县志》、《余姚六仓志》、《东山志》等方志资料,查阅了黄宗羲遗著,并实地勘查了遗迹,将共始末钩稽如次: 康熙十三年(1674年),靖南王耿精忠起兵反清,派大将曾养性等进犯浙江,龚万里也据余姚大岚山遥相呼应。“时群盗满山”,黄宗羲家乡贽竹浦亦受其害。为避兵乱,黄宗羲奉老母携女孙投后第泗门友人诸九征之“半草堂”。他在《避地赋》中记述当时情况:“……奉老母而窜于海隅。累古书之千箧兮,牵家具之一车。襁女孙之三孩兮,因世乱而怜渠。一室分为庖湢井臼兮,盈丈而共鸡犬图书。”他在这种环境里避居长达半年,虽境遇背晦,但他仍然勤奋著述,不忘奖掖后进。他校定了其六世族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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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历史尘埃还本来面目——丁鼎《牛僧孺年谱》评介樊文礼牛僧孺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但是人们对他的了解，大都仅局限于“牛李党争”这一事件上，并且其中尚有不少误解之处。丁鼎先生的近作《牛僧孺年谱》（沈阳：辽海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出版），是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关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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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仲联,钱学增选注的《清诗三百首》,业经岳麓书社出版,这是根据钱仲联先生在五十多年前——即1934年所选编就的同名诗选集(曾由上海汉文正楷印书局出版),又按照今天已经发展变化了的形势要求,为“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对原所选录的篇章,“作了些调整”而编定的①。其中对顺治年间因科场案流放寓居宁古塔二十三年的吴兆骞三首诗的注释,有几处在年代、地理、历史事件和人物等问题上感到不要,颇有商榷之必要。现提出来就教于注家与读者。先说《奉送巴大将军东征逻察》的第一条注释。这条注释中,至少有以下几点是不确切的。(一)此条注释在涉及到清代宁古塔的具体地理位置问题时,钱注为“康熙年间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西海林河南岸旧街镇)”。在清代历史上,作为盛京以北“军事政治中心”的宁古塔城,上自清太祖努尔哈赤时代的天命十年(1625)派军队驻守起,直至晚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裁去宁古塔副都统,而改设为宁安府、县的近三百年间,不是固定在一个地点上,而宁古塔城的搬迁,正是发生在“康熙年间”。据清人张缙彦《宁古塔山水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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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渡日本,是黄宗羲生平行事中一段不可忽略的经历。同、光之际,他的裔孙黄炳?辑《遗献梨洲公年谱》,即称之为宗羲生平三大案之一(《遗献梨洲公年谱》卷首《遗献梨洲公年谱叙》)。然而,由于在传世的黄宗羲遗著中,对这一段经历罕有涉及,以致引起后人争议,迄今悬而未决。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两种看法。雍、乾间学者全祖望认为,黄宗羲东渡日本在顺治六年冬,目的是为了向日本乞师(《鲒埼亭集》卷十一《黎洲先生神道碑文》),此其一。其二,近世学者梁启超于此则持异议,他撰文驳全氏之说,考订黄宗羲东渡日本为顺治元年,目的在于“避仇亡命”(《饮冰室文集》之十四》黄梨洲朱舜水乞师日本辨》)。一个是“避仇亡命”,一个是“乞师”邻邦,而且时间又相去五年之久,二者的距离是很大的。二说孰是,颇费推敲。以下拟就此试作一番钩稽,以求教于方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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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又称《待访录》、《黄梨洲先生明夷待访录》,《明夷留书》又称《留书》、《南雷黄子留书》。对这两种著作,前人多不了解其中关系,对其书名、卷数、刊刻情况等问题也存在种种误解。关于《明夷待访录》的写作年代,黄宗羲于癸卯年(康熙二年)所写题辞作了明确交代。他说:“前年壬寅复,条具为治大法,未卒数章,遇火而止。今年自蓝水返于故居,整理残帙,此卷犹未失落于担头舱底,儿子某某请完之。冬十月,雨窗削笔,喟然而叹。”据此,可知该书初成于康熙元年壬寅夏,完成于康熙二年癸卯冬,即公元一六六二至一六六三年。《明夷待访录》的书名、卷数问题,是和《明夷留书》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两书的关系,各家著录情况不一。黄宗羲本人著作只提及《待访录》之书名(见《破邪论自序》和《思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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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重民先生之《中国善本书提要》,其中《新刻金瓶梅词话》条,引明人薛冈《天爵堂笔余》卷二所记:“往在都门,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全瓶梅》见示,……后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书寄敝斋,予得尽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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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寒芒熠熠,南雷之村”黄宗羲晚年自号“南雷”,似乎别有深意。康熙二年癸卯(1663年)他五十三岁写成《明夷待访录》一书的《题辞》,自署“梨洲老人识”,“梨洲”一号以后并不常用;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年)他六十六岁在《留别海昌同学序》这篇名文中,慨然自称“余南雷之野人也,气质卤莽”,同时,猛烈抨击当时道学圈子中空疏狭隘,“封己守残”的学风。此后,他编定自己的文集、诗集以及《黄子留书》等,均冠以“南雷”二字。全祖望就其处于“贞元之运”的一生学行,赞之为:“鲁国而儒者一人。矧其为甘陵之党籍,厓海之孤臣。寒芒熠熠,南雷之村。更亿万年,吾铭不泯。”且谓其“建续钞堂于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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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是鲁迅在“五·四”前夜(1919年4月下旬)继《狂人日记》和《孔乙己》之后创作的短篇力作。它以“表现深切”、震憾人心的巨大悲剧内涵和“格式特别”、独辟蹊径的明暗双线结构,矗起新文化运动又一文学丰碑。关于《药》的主题思想,似乎早已形成所谓定论了。传统的代表性观点认为此篇小说“集中表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脱离群众”的“深刻悲剧”(西北大学等十四院校编写组《中国现代文学史》),“批判了辛亥革命不发动人民群众的弱点”(复旦大学、上海师大、上海师院《鲁迅年谱》),“表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