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梁漱溟东西文化论战刍议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是中国学界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先声或预演。1921年10月,梁漱溟将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稿汇编出版,因该书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与新文化路向相悖,且对胡适的学识和著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故引起胡适等新文化派的深切关注和热忱回应,并引发了一场措辞激烈的东西文化论战。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历时半年,前后共有两次公开的思想交锋,折射出西化自由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东西文化的不同立场。胡、梁二人的东西文化论战虽没有过多论及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但其论战的大背景则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到底是西方化还是本土化,抑或是东西文化融合的抉择困局。胡适与梁漱溟对东西文化的认知虽各有侧重,但二人均将关切的目光投向中国文化的更新与再生,其态度是积极的、认识是宝贵的,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依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思想初探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是以"意欲"为本源来构建其文化哲学体系的.他所阐述的"文化三路向"说和"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试图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比较中国、印度和西方三大文化体系的异同问题,以期指明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     

文化失调与儒者复出的呼唤——梁漱溟东西伦理文化观研究

民族危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民族文化的危机。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尤其是中国社会面临结构性转换的情况下,如何寻找民族伦理文化的价值定位？这不仅是东西文化论战的核心问题,也是当时各种社会思潮关注的焦点。梁漱溟正是在对这一主题的反省与沉思中,走上了复兴儒学的道路。认为儒家伦理精神及其内在价值的现代重塑或“翻转”,不仅可以抑制西方逐物于外的颓流,而且可以解救民族危机,有利于现代化的目标。然而,事实表明梁氏为自己设立了一道至今尚未解开的历史难题     

梁漱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学术界 ,一般人总认为梁漱溟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东西方文化论战 ,是站在陈独秀、胡适一派的对立面 ,是东方文化派或顽固守旧派的主将与代表人物 ,他的文化思想代表了更为保守的社会层面。然而事实上 ,梁漱溟并不笼统地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 ,相反 ,他时常以陈独秀、胡适的同道自诩 ,并对陈、胡的思想表示了某种程度的赞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 ,梁漱溟没有限于当时的东西文化孰优孰劣之争 ,而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 ,以一种文化多元论的眼光来处理西、中、印文化之间的关系 ,并试图寻求拯救人类文明的良方 ,这不能不说是他的高明之处     

梁漱溟与“五四”新文化

在学术界，一般人总认为梁漱溟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东西方文化论战，是站在陈独秀，胡适一派的对立面，是东方文化派或顽固或顽固守旧派的主将与代表人物，他的文化思想代表了更为保守的社会层面，然而事实上，梁漱溟并不笼统地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反，他时常以陈独秀，胡适的同道自陈，胡的思想表示了某种程序的赞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梁漱溟没有限当时的东西文化孰优孰劣之急，而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以一种文化多元论的眼光来处理西，中，印文化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求拯救人类文明的良方，这不能说是他的高明之处。     

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评析

梁漱溟在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三路向”说,并断言未来世界文化的复兴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然而,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未来的世界文化不仅不可能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甚至也不是人类文明总和的复兴,而只能是在人类以往文明的基础上,对全部传统和现代文明进行整体的改造与重建。     

"意欲持中"与"重当下":梁漱溟的"时间"之思

梁漱溟自觉理解和吸纳西方的时间理论,同时回归和发掘东方的时间智慧,融会贯通,展开了富有创见和启发的"时间"之思.从佛学立场出发,梁氏将"时间"限定于世间之现象,并强调世间以出世间为归宗,人类终将超越时间.就随顺世间而言,生活是以"意欲"为基而展开的"事的相续",此即"时间"之本质.意欲活动的不同方向,造就了生活的多种可...     

陈独秀与杜亚泉的东西文化论争

陈独秀和杜亚泉作为发生于20世纪初那场东西文化论争的核心人物,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论争的核心在于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和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针对杜氏提出的调和论与统整说,陈氏做了详尽的批驳,提出只有德、赛两先生才能救治中国的黑暗.如何结合当时的语境及20世纪的中国现实对两人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而不是简单贴标签式的裁判,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十一世纪东西文化趋近与中国文化创新

本文认为21世纪人类文化的大格局,仍将是多元并茂、互补共进,人类文化、东西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必然是彼此逐渐走向趋近和融合,在趋近与融合中化解矛盾、避免冲突、互补互动、创新发展。汤因比的“世界统一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既不符合文化发展自身的逻辑,也是不现实的。中国文化在中西文化趋近与融合的大背景中,必然实现进一步的融合与创新,对解决人类面临的困境做出自己的贡献。     

意欲形容词的语义特征分析

意欲性是个动态的概念,它要求有生命的施事主体对形容词所表达的性质、状态或程度不仅能够且必须在意志行为或动作行为的控制下向意欲主体所希望的方向发生改变。通过分析形容词入句后的语义指向,提取出几个基本语义特征：[生命度]、[可变度]（包括自主和可控）、[自变/使成]、[本原]和[感情度]。意欲性包含三层含义：（1）形容词所表达的性状能够受意志行为或动作行为控制。（2）意欲主体所希望的方向。（3）性质或状态发生改变。     

"西学中源"说的现代思考

“西学中源”说是近代以来国人认识西方的一种文化模式。从其正面影响来看，具有认同西学、激活中学，会通中西文化的时代意义。从其负面作用来看，反映了“一源幅射”的文化传播观，是一种非科学的方法论。     

卫礼贤论东西方文化

卫礼贤是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来华的德国新教传教士。他在青岛生活、工作 2 0余年 ,致力于办学、研究和翻译中国古典经籍等文化活动 ,把《论语》、《道德经》、《易经》等十余部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作品译介到德国和西方社会。卫礼贤通过反省 ,对西方文化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他从东西方比较的角度来探讨中国文化 ,揭示出中国人的生活智慧 ,从而指出人类今天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创造一种新的世界文化。     

"自由"与"功利"——以梁启超的"功利主义"为中心

文章将探讨梁启超的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来自英国边沁的思想,而近代日本和中国将其放在传统的"自私与利他"的框架中来接受.自私则有损利他,利他则有损自利.然而,实际上功利主义通过自私增加个人的能量,使集体活性化,最后走向利他.功利主义被导入明治时期的日本时,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当年,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也受到日本对边沁理解的影响,撰写了<乐利主义之泰斗边沁之学>(1902年),针对明治初期将功利主义理解为"乐利主义"的讨论,表明了一半赞成一半反对的立场.那时,梁启超颇为善意地介绍了从"爱己"主义的观点理解功利主义的加藤弘之.可是,其后,梁启超在重新解释阳明学和墨子等中国传统思想的过程中,开始批判地认为功利是"利己"的东西.我觉得其背景,既有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发生变化的一面,即从重视"公德"转移到重视"私德",又有受到严厉批判加藤弘之的井上哲次郎影响的一面.     

数词“二”和“两”古今用法之比较

在汉语中,＂二＂和＂两＂作为数词,常常互换使用,但从二者的来源和发展状况看,＂二＂和＂两＂并不相同,它们在使用上各有特点。     

论中西思维方式与语言表达差异

本文在语言和思维辩证统一关系理论的指导下，针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问题：即不同思维方式的对比以及对语言表达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从而论证了英汉语言对比研究不应脱离思维层次去探讨。     

跨文化交际中的东西方价值观差异与道德融合

跨文化交际是人类生活的共同需要,其复杂性源于文化的多元性、差异性和变动性。文化决定了价值观,而价值观又是道德的基础。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性产生了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两大迥异的价值观。尽管历史的长河中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冲突和障碍连绵不断,然而,对普遍主义的道德精神的追求却引领着两大文明殊途同归,走向交融与整合,最终实现人类道德的最高理想———自由与和平。     

“两”的音义演变

关于汉语词汇发展中发生的变调构词现象,清代的学者们大都认为是汉代以后的经师或韵书作者"强生分别",他们的理由是"不合于古音"、"周秦盖无是例",这种看法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就"两"来说,"两"由数词发展到量词,首先是词义发生了变化,或者说功能发生了变化.袁数量的"两"用得比较多,用作量词的"两"也渐渐发展出用以计量多种具有成双特点的事物."两"这个词(音义结合体)在语言中负担过重,语言中就用改变语音的办法加以区别.不过,这些量词发展到现在,情况有所不同:计量鞋子现在用"双"不再用"两";计量车辆现在用"辆",读去声;计量布匹不再用"两",有些字典或词典会注出去声的旧音;作为重量单位的"两"现在仍在使用,读上声,不读去声,而古书注解中也没有见到把它注为去声的用例,因此,作重量单位的"两"可能没有发生变调构词,仅仅是表数量的"两"由词义引申而产生的词义构词.     

V量同形的“V成一量”格式研究

具体的语言考察了现代汉语中一种特别的格式即V量同形的"V成一量"格式,分析了这种格式对动词和量词出现的制约条件,阐述了这种格式存在的语用价值.     

梁启超与中国小说的近代化--梁启超在"小说界革命"中的角色考辨

梁启超在“小说界革命”中担当了主导角色,为中国小说近代化历程做了三项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一是创办《新小说》为小说革新开辟阵地;二是努力开创小说理论研究的新领域,新模式;三是在小说创作实践中开辟现实主义新蹊径。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小说创作,以及他对革新小说所作的努力,使中国小说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     

梁启超"群"观思想初探

梁启超是清末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他的思想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深远。但目前研究者在评价梁启超政治思想中有关个人权利与集体利益的关系的观点时存在着很大的差致。如果能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将有助于推进我们对于梁启超和清末历史发展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