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命双修"哲学形而上探微--兼论其人本论架构

“性命双修”是道教内丹理论的思想内核,它改造并吸收了儒学的主要哲学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上真正实现了“天人合一”,既承继了儒家心性理论的主要思想,也发展和超越了儒家心性理论。尤其是从道教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用“性命”说把“三教”统摄在一起,把“常道”、“元神”同儒家和佛教的“本心”、“本性”作了形而上的整合,在形上的层面上一同放在本体的高度;既提升“道”的形上内涵,也兼纳并蓄了“道本体”、“心本体”、“性本体”等理论。把“道”、“神”、“心”、“性”放在同样高的的位置上,这在中国哲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发展也是开拓性的。     

动词重现话题化紧缩句"V也VP"

“V也VP”以动词重现的方式使句法形式和语义特征得到高度统一。在句法上,能进入“V也VP”的词以口语性较强的单音节动作动词为主;在语义上,前现动词的动词性较弱,前现动词与后现动词短语之间具有让步关系;在语用上,“V也VP”具有“话题一述题”的信息结构特征,包含了基础信息、预设信息、附带信息、推理信息等多重语言信息。“V也VP”属于动词重现话题化紧缩句。     

建立反“和平演变”的工作机制

对我国“西化”、“分化” ,实行“和平演变” ,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始终奉行并长期实施的既定战略。在反对“西化”、“分化”问题上 ,我们党做过大量的工作 ,也积累了不少斗争经验 ,维护了党的执政地位 ,确保了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来观察、思考问题 ,也不能否认 ,在反对“西化”、“分化”问题上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时紧时松的一面。每当国家出现重大事件或危机时 ,对这个问题就抓得很紧 ;而当形势好转时 ,就仅把这个问题当成一句口号 ,有时连口号也不提。可以说 ,缺少一个战略规划 ,缺乏一贯性。我们要从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高度 ,充分认识“西化”、“分化”与反“西化”、反“分化”斗争的严重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建立反“和平演变”的工作机制。     

编读往来

吴国群同志在《杂文也可以“颂”》的来文中指出:长期以来,在评论界,一谈杂文,就是“匕首”、“投枪”,就是揭露、批判和讽刺;在创作实践上,也往往只是在需要揭露、讽刺和批判时,才采用杂文     

试论庄子“忘”的四个层次——以“忘”与“丧”的辨析为视角

“忘”是庄子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由此衍生出忘年、忘物、忘己等诸多修养工夫,其中以“坐忘”最为复杂难解,也最具哲学意味。在《庄子》中,不仅“忘”与“丧”在表面字义、审美倾向和哲学意涵上均有所不同,而且“坐忘”与“吾丧我”在表达内容、内在状态与后世影响上也有所区别。庄子之“忘”共有四个层次,依次是忘外物是非、忘形身死生、忘心忘己和忘忘,四个层次层层递进,既是道家“减损”的修养工夫,也是庄子人生哲学的重要部分,二者共同期待一个不受负累、自由超越的理想人生境界。     

退溪的“理帅气卒”观念

明初,心学运动兴起,阳明学盛行中国大陆,作为明王朝正统哲学的朱子学在统治意识形态上面临危机。李退溪以继承、捍卫和发展朱子学为己任,一生学问“以朱子为宗师”,在太极、理、气的关系问题上基本上亦与朱熹在同一条思路上发展。然而,作为朝鲜的“海东朱子”,李退溪对理学的理气论也有自己独创的研究。退溪的“理帅气卒”、“理贵气贱”命题,是对朱熹“理先气后”、“理在事先”的修正,同时也是对朱子理气论的发展。“理帅气卒”、‘理贵气贱”之说,体现了理学的价值观和等级观,反映出退溪理学观独创的一面,并为“四瑞七情之辩”打下了理论基础。     

楚学与汉初黄老之学

以道家和黄老思想为主流的楚学通过各种途径传行到西汉初年。汉初黄老之学在“道”论上,关于“道”为规律的思想;在治国安民方面,“清静”、“无欲”、“无事”的思想;在治术上,文武并用、刑德兼备的思想都接受了楚学的影响。由于汉初黄老之学是由楚学和齐学整合而成,故较之楚学也表现出若干新的特点。在道论上,吸取《管子》的精气说,赋予“道”以物质的意义;在清静安民方面,不再仅是一种策略,而成为一种社会政治理想;提倡文武并用、刑德兼行的理论基础也由以“道”论“法”、“道”“法”结合,转向在此基础上融合先秦百家之学。     

丹尼尔·贝尔的社会理论评析

本文对美国学者贝尔的社会理论,尤其是其文化保守主义倾向作了初步探讨。在笔者看来,他关于“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的理论分别从不同侧面深刻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重重矛盾,而他本人之作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的三位一体也正是这些矛盾的某种集中体现。     

评刘再复的文学主体价值观

一、刘再复“文学主体价值观”的实质 刘再复的文学“主体价值观”,应该说是从“五四”文学变革的水准上大大地后退了的。他不但丢弃了“五四”时代的进取的历史主义精神,丢弃了“价值重估”中的初步的辨证法态度,而且在价值取向上也比“五四”时代更为落后和消极。     

论福柯的"人之死"

福柯“人之死”的观点广为流传 ,但也引起了广泛的误解。本文记述了福柯“人”这一观点的特定含义 ,指出 ,“人”在福柯那里主要是人文科学意义上的“人” ,即有关人的观念、学说和思想 ,也即康德意义上的人类学。福柯分析了对“人”的现代思考是从 19世纪出现的 ,到尼采为止 ,这种关于“人”的思考和观念趋于终结。因此 ,“人之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死掉 ,而是一种始于19世纪的关于人的学说、观念和学科的死掉。而这种学科的死掉 ,同尼采的“上帝之死”密切相关     

欧阳修诗歌审美追求与创作效果的矛盾

欧阳修在诗歌理论上, 追求并推崇“奇险”、“险怪”, 在诗歌创作上也努力尝试写“奇险”、“险怪”风格的诗歌, 但是诗评家们却大都认为他的诗歌主体风格是平易。奇险和平易是两种完全相反的风格范畴, 欧阳修的诗歌在审美追求和创作效果上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差异, 主要是由欧阳修的个性和修养造成的。     

大庆石油会战是怎样打赢的——科学理论与创业实践紧密结合的成功范例

大庆石油会战之所以取得世人瞩目的胜利,是会战指挥员和广大职工在当时国际国内极其严峻的形势下,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方针,发扬“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和“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爱国、拼搏、艰苦奋斗以及科学求实的铁人精神,坚持创业实践,克服种种困难,以“革命加拼命”的英雄气概,终于高速度、高水平拿下了大油田。     

儒释道视阈中的境界形而上学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儒释道本质上属于境界形而上学,故它不同于西方哲学的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实体形而上学.境界形而上学是基于对“仁”、“道”、“空”等存在的觉悟,而实体形而上学则是立足于对“是”的分析.所以,在儒释道中存在论和境界观是统一的.虽然说,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有本质主义的倾向,但是它仍认为“性”和“理”是相互内在的,所谓“性即理也”,即宇宙本体的“理”存在于人的“性”中,并能通过人的境界体现出来.陆王心学的“宇宙便是吾心”是典型的存在论和境界观的统一.在道家那里,“道”是存在,也是境界.在佛教那里“空”也有存在和境界两重含义.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属于境界形而上学.     

美是本体性否定的未完成——否定主义美学系列研究之一

传统认识论美学仅注重“结果” ,并将“美是什么”的解释实体化、可见化 ,从而不能真正接触到“美” ;现代存在主义美学又将“美”作“可能性”和“不可见性”的解释 ,从而忽略了我们是凭借什么来把握“美” ,这样也就不可能将“美”的不可说性与“美的符号”的可说性阐释清楚。否定主义美学认为 :美是本体性否定的未完成 ;美是一种未占有的、未完成的、尚未成为“共在”的存在。对否定者而言 ,“未完成”是指否定结果尚未诞生时的一种情境、一种境态。在这种境态下 ,“美”是以一种孕育着的、还未视觉化的状态被否定者所想往、所追求、所体验着的。“未完成”在哲学意义上是一种有缺憾的状态 ,但在美学意义上却是一种让人沉醉的状态。对“本体性否定”而言 ,美学是源 ,哲学是流 ,美学内在于哲学并且是哲学的根。只有“本体性否定”意义上的“美” ,才能使我们每个人“成为真正个体”的审美冲动。“美”的特性在这里 ,“美的意义”也在这里。在“本体性否定”意义上 ,“美”不可说而“美的属性”可说 ;“美”作为存在的潜在具有“未占有性”和“混然性” ;“美”在“美的符号”前后 ,体现为本体性否定的“未完成”     

原型结构及其文学意义——洪汛涛经典童话《神笔马良》的当代解读

按照弗莱的说法,文学的源头是神话。在远古时代表现为神话形象,在后世的不同时代里,则通过艺术在无意识中激活,转变为“一种类型的或重复出现的意象”,也就是所谓“文学原型”。这个结构原型,在《神笔马良》里已经有了很大程度上的“移位”。具体表现就是,“善的世界”和“恶的世界”于相互对立中呈现出对彼此的交融和依存。从这个层面上说,神话、民间故事一旦进入文学系统,在面貌上就完全“人间化”了。鉴于此,文章认为,《神笔马良》代表了儿童文学的特殊一脉,它借助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中的原型结构,表现出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独特风韵,也体示出“原型”变异的深刻内涵和悠远价值。     

论姚贾与张王

“姚贾”与“张王”是中唐交往最为密切的两对诗人组合。“姚贾”对“张王”颇为推崇。他们在频繁的诗歌交往唱和中相互影响,有许多相互学习、模拟对方风格的作品。“姚贾”与“张王”在诗歌风格上均具有通体“雅正”的特色,其中姚合表现为“闲雅”,而贾岛表现为“古雅”。“张王”与“姚贾”相类似的生活经历和心灵体验,使他们在诗歌的表现内容上也有很多近似之处。此外,在创作态度上,“张王”与“姚贾”一样具有“苦吟”的倾向。     

“第二轨道”外交属性与影响辨析

“第二轨道”外交的概念在外延上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它包含官方外交之外的一切外交方式和交流形式,狭义上它是指有政府、官方背景的“非正式”外交。狭义上的“第二轨道”外交的属性,不能简单归结为民间外交或官方外交,它是身份上的非正式性与本质上的官方性的有机统一,“第二轨道”外交所能发挥的影响也与此密切相关。一方面,由于其身份上的非正式性,“第二轨道”外交操作灵活,却又无法直接进行决策,所能起到的影响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其本质上的官方性,“第二轨道”外交能迅速影响官方决策,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分享了官方外交的局限性。     

“名分外交”的困境——以朝鲜仁祖时期“斥和”与“主和”论争为中心

仁祖上台后,一改光海君“两端外交”路线,重竖“对明义理论”的大旗。“丁卯之役”和“丙子之役”给朝鲜带来了空前灾难,也使朝鲜陷入了“名分外交”的困境。从对“缓祸论”的指责到围绕“斥和误国”的争议,朝鲜内部在“斥和”与“主和”问题上进行了长期争论。斥和派与主和派彼此对立,但其政治目标并无本质分歧。在内忧外患面前,朝鲜高举的“对明义理论”更强烈地内化为“救亡图存”的现实要求。通过这场论争,朝鲜进一步肯定了朱子学“名分论”、“义理论”在朝鲜社会历史观和道德观中的重要地位,这就为朝鲜战后尽快恢复统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同时,这场论争也使朝鲜统治者在反清问题上的态度更为谨慎。     

浅析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变与不变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福山就宣称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社会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他的“历史终结论”自提出起就受到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不断的挑战,而福山也在这些批判和挑战中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二十余年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逐步退去华丽的哲学外衣,而更加注重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理论构建。在历史哲学上的让步、在政治科学上的改变与坚持以及对现阶段中国发展模式的思考,共同构成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变”与“不变”。     

谈腐败的“不能”

腐败分子或潜在的腐败分子一般来说都是身居要职或手中握有一定权力的人,面对着手中的权力,面对着权力所能带来的个人利益的诱惑,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抵挡得住的。单纯迷信“个人自律”在主观上是幼稚的,在客观上也是不可取的。这就需要我们从体制上和制度上着眼,堵住产生腐败、放纵腐败的漏洞,使腐败由“不敢”走向“不能”。第一,在体制上,解决“权力从哪里来”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得理顺用人体制,充分发挥党委组织部门、各级人大以及企业中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完善“放权”和“收权”两个环节。首先,在“放权”环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