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下中小企业政策支持体系的调整

自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以来,在深入改革、扩大开放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步入高速增长阶段,但投资过度导致部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中小企业既是过剩产能尤其是落后产能的主要制造者,也因无法有效应对产能过剩下的市场危机而极易陷于经营困境。因此,政府应当创新中小企业政策支持体系,增强中小企业防控和应对产能过剩的能力。     

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为什么失灵——以1996年以来中国钢铁产业的宏观调控为例

宏观调控是中国政府自定义的四大职能之一.产能过剩是多年来困扰中国经济的痼疾.政府如何进行调控来纠正市场失灵,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实现社会公正,却知易行难.1990年代以来,针对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产能过剩问题,中国政府先后进行了多轮宏观调控,行政权力和经济手段并用、政策法规命令兼施.然几番调控,不仅未能化解产能过剩,反倒逆向催化了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产能的扩张和跃进,陷入诸多产业普遍过剩的困境.本文以1996年以来钢铁业的宏观调控过程为个案,通过对政府调控政策、手段及效用的深入研究,分析了影响政府宏观调控的诸多变量,揭示了中国式产能过剩与调控失效的政治经济逻辑,提出了推进国家制度建设、改进和优化政府宏观调控的对策建议.     

中国产能过剩防范的逻辑分析与路径选择

通过全面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从化解过剩产能阶段全面转入防范产能过剩阶段,防范产能过剩具有长期性,需要采取可持续综合措施。从产能充分利用、经济高速增长、行业资本产出比、高质量制度供给、工匠精神铸造以及产能利用统计等多个维度分析防范产能过剩的内在逻辑关系,提出防范产能过剩的路径选择。     

诱导性投资、被迫式竞争与产能过剩

经验表明简单的斯密自由主义式的市场化改革和凯恩斯主义式的政府干预并不能有效解决目前中国部分行业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从“投资决策—竞争—退出”的企业行为角度考察产能过剩形成机制发现,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信贷优惠和降低土地等要素成本诱导性地干预了企业的投资决策,进而形成过度投资;而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为了获得生存空间和竞争优势,采取规模扩张为主的被迫式竞争一方面导致了产能过剩,另一方面高资产专用性又阻碍了产能过剩企业的退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既应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职能作用,通过一体化、产能的空间转移和规制化解过剩产能。     

对当前中国启动内需的思考

当前国内经济下行与产能过剩,根源在于内需不足与出口主导型战略下西方负债型消费模式,导致中国产业规模过度扩张与产业结构失衡.启动内需是大国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基石,应该作为国家长期战略来贯彻执行.启动内需不是由政府代替消费者来花钱,而是重在构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环境.中国应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创新,降低税收并减少由政府主导的投资;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稳定物价水平;创新金融体制,完善市场机制,营造有利于创业就业的体制环境;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大力发展服务业,促进消费转型.     

对我国产能过剩的制度经济学思考

产能过剩可以分为一般的产能过剩与特殊的产能过剩。我国作为市场化改革为主导的国家,会产生一般的产能过剩;而作为转型国家,在政府与市场边界还没有划清的情况下,又会产生特殊的产能过剩。这两种过剩交织在一起增加了我国治理产能过剩的难度。对这两种产能过剩的比较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进行,一是产能过剩是如何形成的,即谁是主体;二是产能过剩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包括资源配置、创新及技术进步等;三是产能过剩的治理机制。对于一般的产能过剩要通过市场的办法解决。而对特殊的产能过剩需要通过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必须从体制和制度层面来治理产能过剩。为此,要在产业的发展上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建立工业行业产能的统计监测和发布体系;要创造制度环境使企业成为投资的主体,产业的发展真正由市场决定。     

化解产能过剩困局——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

产能过剩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痼疾",不仅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加剧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系统风险。我国当前的产能过剩是多个因素综合叠加的结果,既有市场经济本身的因素,也有经济转型时期体制机制不完善、发展方式落后的因素。借鉴发达国家化解产能过剩经验,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产能过剩的困局,是当前经济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解决产能过剩既要根据产能过剩的类型和不同行业特征,有针对性地采用办法,控制住产能过剩矛盾进一步发展,促进行业有序发展;又要深化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     

“一带一路”战略的区位路径选择与化解传统产业产能过剩

国际金融危机过后,中国传统产业出现明显的产能过剩,然前期调整政策在化解产能过剩方面效果不佳。通过比较中国的出口、进口和投资,结合地理区位、资源要素禀赋、政治外交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本文认为,化解过剩问题应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契机。当前提升中国传统产业效益和化解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宜采取对外投资为主、产品贸易为辅方式。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可从三方面展开：推进对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推进对中亚、西亚北非地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推进与独联体（含蒙古）之间的国家产能合作。     

产能过剩的中国特色、形成机制与治理对策——以1996年以来的钢铁业为例

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多年来久治不愈的顽症.近年来,产能过剩不仅造成了传统行业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煤化工等处于全行业亏损的困境,甚至连一度被推崇为“新兴产业”的太阳能多晶硅和风电设备等行业,也由于产能全面过剩而步入衰退.产能过剩的中国特色及其形成机制,在于多年来全能型政府对市场和微观经济领域的强制性干预,以GDP增长为主要指标的政绩考核体系和与之相对应的官员升迁激励机制,以及历史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地方本位主义传统.因此,只有抛弃过往以行政权力对市场进行强制干预为特征的宏观调控方式,改进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及晋升激励机制,推进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制度、推动政府治理转型,才能根治中国式产能过剩的顽疾,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产能过剩形成机制再探与理论重塑

学界多从现象和数据出发分析产能过剩，忽视了产能过剩的本质和形成机制。产能过剩与中国经济发展相伴而生，当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时，产能过剩出现的频度、强度也较高。政府干预会加剧产能过剩，但也在制止产能过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产能过剩的成因及形成机制错综复杂，既有体制因素和市场因素，也包括产业自身的因素。不同产业、不同产品的产能过剩既有共性，也有特殊性，并与产品的供求周期密切相关，但其根本是市场因素。产能过剩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只能力促其最小化，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和错位发展理念不能解释产能过剩问题。文章根据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对产能过剩及其相关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形成及其化解

在国内外文献中关于产能过剩概念的区别与联系的基础上,本文厘清了"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内涵,认为其与国外所述的产能过剩现象存在巨大差别,是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它的形成、恶化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央与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利益博弈、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的利益博弈关系相互关联,因而化解它需要从重建政府与市场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方面关系入手,要点是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转型。     

供给侧改革的认知框架与动力机制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失去消费需求的拉动力,投资与消费失衡,其症结在于社会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结构性产能过剩,供需错配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现阶段政策着力点应放在供给侧调整力度上,在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化解产能过剩、加大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实现供给侧的结构性动力机制优化。     

技术升级中的企业协调失灵与政府扶持

在技术升级过程中选择适宜技术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向发达国家经济收敛的关键因素。企业在技术升级过程中的协调失败会导致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问题。政府可以通过产业政策和技术创新扶持,来推动和引导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快速、良性发展。但如果政府对于企业投资进行直接干预,则有可能加剧企业协调失败的风险。地方政府对于企业新技术投资的不当扶持是我国多年来反复出现的产能过剩现象的一项体制诱因。在未来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减少直接干预、加强市场和技术信息服务,地方政府有望更加有效地推动企业的技术升级。     

青海省产能过剩行业税收政策构建——以有色金属行业为例

近年来,"产能过剩"已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治理的关键词。本文基于拉弗曲线及BCG矩阵研究框架,通过分析青海省有色金属行业发展现状、税负水平,结合该行业所面临的内外部经营要素,尝试找出有效的税收政策策略,通过发挥市场机制,在有效化解产能过剩的同时,促进产能过剩行业升级改造。     

对外投资、转移产能过剩与结构升级

利用灰色关联模型验证中国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各行业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效应。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中国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转移国内过剩产能、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增加产业内贸易量等目的,但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作用效果有限,仍需要政府引导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与政府结构调整的宏观政策目标一致。     

产能过剩的困境摆脱:解析中国钢铁行业

以产能利用率、产业集中度、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境内需求增长率四个指标对2000~2012年中国钢铁产能利用现状进行分析,整体来看中国钢铁产能过剩问题并不突出,只是近几年过剩情况愈发严重;我们认为地方政府的推波助澜、企业投资预期的扭曲、钢企有效竞争不足以及不合理的产业政策是造成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建议政府应明确自己的职能,减少对产业发展的干预;继续深化钢铁企业的兼并重组改革,提高产业集中度;加强产业政策的执行力,优化产业政策的针对性;逐步完善环境保护体制,为钢铁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深刻内涵

中国经济发展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它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新变化:整体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并开始向高收入阶段转换过渡;基本消费大致饱和,开始向发展享受性消费为主阶段转换;短缺经济转为过剩经济,产能和供给过剩成为常态化现象;传统产业规模扩张阶段基本结束,新产业、新业态孕育成长;产品数量和价格竞争阶段基本结束,差异化竞争成为重点;传统领域固定投资高峰期大致结束,新领域、新方向投资成为未来投资重点;"引进来"单向开放为主阶段结束,"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并重阶段全面开启。新阶段、新变化意味着新矛盾、新问题,新机遇、新挑战,适应引领新常态需要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     

新常态背景下财政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

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在原有发展模式下长期积累的失衡因素和结构矛盾所导致的一种结果,也是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高速增长后产能相对过剩常态化的一种表征。新常态下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并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新常态面临的重大挑战。本文认为,应对新常态的关键在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特别是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据此,为了分析财政支出作为一种分配手段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本文利用1997—2013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以财政支出和财政支农资金为核心指标的计量模型,结果表明财政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倾斜力度是不够的,并且这种影响还存在跨地区差异。     

以创新驱动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重大转型期,宏观上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各项条件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要求经济增长方式要从数量速度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创新驱动路径是以科技创新形成技术创新支持体系,以产业创新形成新型产业支持体系,以制度创新提供激励导向,以战略创新形成战略支持体系,以管理创新形成有利的环境支持。而培育创新型企业,构建创新驱动主体;发展新兴产业,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创新型经济,构建创新体系;推动制度创新,改善制度环境;推动政策转型,实现政策导向的转变等则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必然选择。     

中国钢铁产能过剩问题与对策

钢铁工业作为一个生产周期长的行业,其投入产出间的时滞较长,极易引发产能过剩.我国钢铁工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既与工业本身的技术经济特征有关,也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有关,还与地方政府的行为有关.要解决我国钢铁产能过剩问题,就必须提高产业集中度,促进产品结构升级,加强产业政策执行力,细化政策的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