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社会生活的形象透视——以宋元小说中的儿童形象为视角

宋元时期商业繁荣,城市不断发展,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随之整个社会的文化重心开始下移,审美风尚趋于通俗化,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因此宋元小说中出现了一大批儿童人物形象.这些儿童形象从一个侧面对宋元时期的社会生活给予了形象的透视,再现了"孝亲"的家庭伦理关系,反映了商业经济的发展与娱乐文艺的兴盛,折射了佛教思想的流行及民间宗教信仰的活跃.     

洛阳桥与古代泉州社会

洛阳桥是我国第一座跨海梁式大桥,被誉为海内第一桥,对古代泉州社会有重要历史影响.大桥的建成重新塑造了古代泉州地理交通格局,促进了泉州港经济商贸发展,凸显出特殊军事地理价值.洛阳桥与古代泉州佛教发展关系密切,主要表现在僧人参与建桥修桥,佛教建筑的兴建以及佛教信仰的流行.古代泉州民间信仰兴盛,双忠信仰、通远王信仰、玄天上帝信仰、洛阳桥神都与洛阳桥有关.围绕着洛阳桥,产生了洛阳桥谶谣、洛阳桥德政、洛阳桥文学、"洛阳桥"符号,成为古代泉州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太平广记》对元人宗教信仰的影响

《太平广记》是一部笔记小说总集，包含有大量的佛、道、民间神祗的内容，具有很高的宗教文化价值，历经两宋的传播，进入元代社会。元代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宗教平等，信仰自由，宗教文化繁荣，《广记》中的宗教信仰元素与这一时期包容性的社会特点相契合，影响grz-~的思想、行为，使得元朝时期的宗教民俗文化愈加丰富、灿烂。     

论魏晋南北朝道教藏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得到了复兴,由过去的原始民间宗教逐渐走向成熟的教会式宗教;道教藏书也从无到有,发展到种类繁杂、藏书数量惊人的规模。在道教发展史上,这一时期占据特殊的位置,为隋唐道教藏书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代湖北汉水流域的民间信仰

清代湖北汉水流域是民间信仰比较发达的区域,民间信仰根植于民众的万物有灵思想和鬼神崇拜,是各种思想意识的重要影响力量,形成诸多文化现象。民众的生活、政治的稳定、儒生的宗教身份、道教与民间信仰相互吸收,彼此同化,巫师对民众信仰的激发都与民间信仰密切相关。民间信仰对地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随着地方社会变迁,由兴盛转向衰落。     

道教与民间宗教的角力与融合:宋元时期晋东南地区二仙信仰之研究

宋元时期晋东南地区的二仙信仰是研究道教与民间宗教关系演变的有力个案。君主、士人、道士、巫觋与地方民众基于各自利益,共同促成道教与民间宗教等因素的角力与融合。尽管道教对二仙信仰的改造始终不彻底,道士以及道教信徒还是通过重塑二仙形象、赐封道教名号、推行道教仪式等手段影响着二仙信仰。此外,道士影响二仙信徒的手段不止于传播教义,还注重地方社会的建设。     

神仙信仰的发展与汉代医学兴衰

汉代神仙信仰的发展与医学的兴衰相反相成。汉初,神仙信仰陷入低谷,医学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武帝时期求仙热潮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却没有史料提及医学在这一时期有所发展;武帝以后,求仙热潮消退,神仙信仰通过理论化、宗教化向道教的方向发展,医学再次取得空前的成就。汉代医学与神仙信仰相反相成发展的深层动因是人们对生命永恒的不懈追求,正是人们对不死成仙的渴望推动了医学的兴盛,也使医学的某些领域走向歧途。     

唐宋时期的福建广告研究

福建在唐宋时期已成为国内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当时的广告发展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而学术界对这一时期全国及区域广告发展的研究均较少。聚焦这一时期福建广告发展的专题研究发现,唐宋时期的福建广告发展主要集中在沿海经济较发达的福州、泉州等地,出现了故事性广告、声响广告、诗文广告、印刷品广告、标记广告、灯笼广告、石刻广告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内容;其发展体现了广告和民俗文化的完美结合,折射出唐宋时期福建商业社会演变的微观图像;该时期名人广告的大量出现,从侧面证明唐宋时期福建已经是中国文化繁荣的重要区域之一。     

民间信仰与当代社会的关系之探略——关于广东中山民间信仰的田野调查之思考

近30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生活的急剧变化,民间信仰的复兴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变化之一。广东中山民间信仰的复兴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需要,同时也与当代社会关系密切。民间信仰复兴的背后说明,信仰和宗教作为意义的根源在现代社会仍有巨大的生存空间,因此人们还需正确看待与有效发挥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     

关于民间信仰问题的理论政策思考

近年来,学术界从多个视角对民间信仰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特别是在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呼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下,对民间信仰问题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通过对民间信仰与宗教、民间宗教以及民俗信仰之间关系的讨论,来梳理民间信仰的宗教本质,并分别从其作为文化现象、宗教现象、社会行动以及政府规范对象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内在功能,提出政府对民间信仰进行治理的途径在于在宗教法治化的大框架下,管理与服务手段相结合,合理调整治理结构,使其健康有序发展。     

作为权力中介的“非遗”项目与民间信仰的生存变迁——基于江西赣州A村的个案研究

国家行政力量以"非遗"项目为中介作用于民间信仰,为民间信仰带来社会声望与经济资本,使巫傩信仰的发展传承重获可能。其中,傩戏与巫傩信仰发生分离,民间信仰及其秩序被重构,"文革"时期傩戏的集体记忆也被重新予以界定和解读。虽然巫傩信仰被迫改变了自身的传统规则,建立与新的权力和利益格局相适应的新规则和新秩序,但随着文化主体的被动缺场,官方与民间对巫傩信仰及其建构的理解发生分离,彼此难以互相认同。一旦民间信仰的定义、理解及信仰活动秩序安排被行政力量完全掌控,民间信仰不但无法真正作为民间文化深入至乡村公共生活,也不可能成为真正受到官方肯定的信仰形态,最终将悬置于社会,无从挂靠。     

多元宗教文化背景下的回族认同——以泉州陈埭、白崎回族为例

今天泉州晋江市陈埭镇、惠安县白崎乡及周边地区居住、生活4万余丁姓及郭姓回族,他们是宋元时期移居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后裔。由于元末战乱、明政府实施同化政策、大量回汉通婚、丁氏家族“读书入仕”等原因,这部分群体开始融入地方汉族主流文化。现在他们中90％以上人口已失去伊斯兰教信仰,但他们仍有回族认同意识。特别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民族识别及70—80年代重申陈埭及周边丁氏、郭氏群体为回族,曾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如何认识民族与宗教（即回族与伊斯兰教）之间关系,成为现阶段影响回族认同的一个重要问题。泉州陈埭丁与白崎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元宗教文化背景下回族认同的样本。     

青海湟源宗教历史文化概述

湟源境内各大宗教及民间信仰和谐通融,宗教文化生态丰富多样。文章通过历史文献的研究和田野调查概述了湟源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新教和天主教,以及民间信仰的历史文化。     

民间信仰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

近年来,政府和学界对民间信仰认识的视角,逐步从污名化的迷信和偏负面化的民间宗教向偏正面的民间文化和民俗文化转化,进而向价值肯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信仰,能够促进社会精神生活的和谐,发挥良好的社会控制功能,带动民间文化以推动地方文化经济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发挥正向作用。目前,需要加强对民间信仰的文化引导、功能引导和制度引导,以促进其正向作用的发挥。     

明清时期传统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及特点

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保障事业的兴盛时期,也是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集大成时期。传统社会保障事业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得到较为快速的发展,备荒仓储体系的形成,宗族社会保障的发展,尤其是民间慈善事业的兴盛,成为这一时期社会保障事业的亮点。明清社会保障事业表现出制度体系更加完备,以政府为主导、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层次较低且具有鲜明的恩惠色彩等特点。     

白莲教与佛教净土信仰及摩尼教之关系——以宋元为中心的考察

宋元时期的白莲教对佛教净土信仰的吸纳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在南宋创立时所依傍的是弥陀净土信仰,此外还吸取了天台宗的教义.入元以后,白莲教更多地受到弥勒净土信仰的渗透,逐渐成为民间反叛运动的工具.摩尼教既为白莲教提供了宗教戒律方面的样板,也为其注入了鲜明的叛逆性格.宋元时期的白莲教是一种为下层社会提供信仰和依靠的组织,但从一种纯粹宗教信仰社群转而为下层民众试图用来作为改变世界的法器,其中原因是值得探讨的.     

论吐蕃时期佛教从宫廷到民间的转向

吐蕃时期佛教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由宫廷到民间的转向过程。文章从转向前佛教在贵族中受到的礼遇和挫折写起,叙述了这一时期佛教在民间的发展情况以及吐蕃政权瓦解后佛教在民间的兴盛。     

先秦时期的文化冲突与中国民间宗教特征的形塑

中国民间宗教的特征有以下三点:从宗教发展史来看,中国的民间宗教源远流长;从民间宗教崇拜的偶像来看,信仰的神灵具有多样性,即信仰体系呈现一种开放性的特征;从信众的信仰态度来看,具有明显的实用理性主义特征。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形塑的“轴心时代”,中国民间信仰上述特征的形塑与先秦频繁、剧烈的文化冲突有着直接的相关性。     

宋元时期中国民间的色彩民俗

随着宋元时期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民间在颜色使用的习惯上较前代更为丰富;而民族矛盾和战争等原因导致的社会动乱,则使这一时期的社会风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色彩民俗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新的显著的特点,传统的等级制被打破即是这种变化的特点之一。     

论民间关帝信仰与社会需求之随机调节

通过关帝信仰经书,重现古代、近代和现代民间关帝信仰的历史发展脉络,阐述关帝信仰与社会需求之密切关系。民间关帝信仰随机调节以迎合社会需求,涵化社会矛盾、消弥社会矛盾,为社会稳定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任何制度化宗教所做不到的。这便是状如散沙般的民间信仰能长期在中国社会存在、发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