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扩张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基于结构调整影响技术扩散的视角

文章以技术扩散的部门差异解释发展中国家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追赶发达国家速度的差异,认为由于贸易开放程度和人力资本积累较低,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部门接受技术扩散的程度小于工业部门,因此随着服务业的扩张,发展中国家整体上接受技术扩散的能力也在降低,从而带来其增长的减速。文章以中国1994年到2012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得出第三产业占比与国外技术扩散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的结论,从而证明了结构调整对技术扩散影响系数的拉低作用。采用内部工具变量和外部工具进行IV估计,以及采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GMM估计,并不改变结论 。     

外商直接投资(FDI)与资本、劳动异质性的关联

文章基于“要素异质性”的角度,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资本、劳动力异质性之间的关联.认为在开放条件下,外资部门因为良好的管理、先进的技术、规模经济等因素,而与东道国内资部门相比表现出一定的垄断优势,这使得那些有FDI流入的国家,内、外资部门之间存在一定的“资本异质性”;同时,在有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国家,东道国的劳动力获得了外资部门的“外溢性技术”,从而得到了技能的学习和经验的积累,这不仅提高了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东道国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和技术水平,而且也加深了东道国内外资企业之间“劳动力的异质性”.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分别选取了我国内、外资部门的相关指标,来分析我国内、外资部门之间的资本异质性和劳动力异质性程度大小.     

外国技术创新发展历史比较及启示

历史表明，后发国家完全具有赶超先发国家的可能，落后的国家不等于永远落后。本文通过对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技术自主创新之路的回顾，就当今中国发挥技术后发优势的现状进行了简要的分析，阐述了中国在进行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必须根据本国的国情和发展的时空环境创造性地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技术引进、技术努力与创新赶超

文章以东部地区11个省市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技术引进、技术努力和对外开放程度对创新赶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内技术合作、技术消化能力对创新赶超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外开放程度在引进国外技术和技术消化能力交互项与创新赶超之间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对外开放程度在引进国外技术和技术改造能力交互项与创新赶超之间的关系中也起正向调节作用。建议地方政府将对外开放、国外技术引进与自身技术努力结合起来,发挥对外开放、国际合作研发与创新驱动等政策的组合效应,以此加快创新赶超速度并提升创新赶超质量。     

肉品市场竞争结构与关税政策响应

假如放弃同质性和对称性消费者偏好假定,测度不同国家或地区间贸易弹性的总量方法对于预测贸易潜力及贸易政策的变化就只能具有极为有限的作用.而进口商品与国内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则是国际贸易模型中的重要席位参数,也因此成为贸易政策分析的重要工具.中国与六个主要的肉及其制品进口国之间商品的替代弹性显示,中国虽然自1996年以来一直保持巨额贸易顺差,但贸易福利却不断下降.而贸易福利变动与替代弹性大小敏感性分析表明,关税结构与进口商品替代弹性结构的匹配可以实现贸易福利的最大化.因此,替代弹性结构对贸易政策工具的使用具有重要影响.     

增长和要素替代弹性——中国经济增长1978—1999年的实证研究

要素替代弹性反映了要素配置上的市场化程度。在CES总量生产函数的框架下 ,讨论要素替代弹性从而市场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要素替代弹性上升将导致市场化程度加深并且推动经济增长。本文利用中国 1 952— 1 999年的分省数据测算 ,发现要素替代弹性在 1 993年以后有明显上升 ,证实了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市场化进程的加快 ,由此可以判断这时期经济增长的特征。     

中国政府规模扩张的经济解释:理论与实证——基于发展型国家的理论视角

科学理解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府角色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基于发展型国家的理论视角,可构建偏向性政策—经济增长—政府规模扩张的逻辑链条,分析发现:发展型国家的首要目标在于寻求经济增长,政府规模扩张是以经济增长为前提条件的;在增长初期由于资源极度稀缺,发展型国家只能优先选择少量战略性部门进行偏向性政策扶持,从而快速突破资源约束;部门之间的前后向联系为战略性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的协作共赢创造了条件,激发了社会整体的生产性努力;随着发展程度的提高,逐渐加强的利益冲突产生了调整偏向性政策的需求,以重新分配经济机会或调和社会矛盾.在上述过程中,市场和社会催生政府推出偏向性政策,政府规模扩张伴随着经济增长得以同步实现,基于中国发展经验的2SLS模型检验证实了这一论断.为避免偏向性政策带来过度的社会分化,需适时调整偏向性政策,持续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创造热情,避免利益集团的固化.     

对外贸易、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的互动关系研究

我国外贸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 ,也有一定程度的背离。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初级产品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竞争会更加激烈 ,相对落后的国家会通过贸易保护来积极地实现产业结构转变和技术进步。在政策上 ,应该推动通用型技术进步 ;发展高技术产业 ;扩大一般贸易 ,对加工贸易实施升级战略 ,从而改变贸易条件 ,实现产业升级 ,提升我国外贸竞争力。     

要素比价扭曲、过度资本深化与劳动报酬比重下降

资本深化与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变化的关系,从理论上说,只有当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时,或者发生了资本偏向的技术进步,在资本深化过程中,劳动报酬比重会出现下降趋势。在中国现有体制背景下,影响劳动报酬比重的资本深化表现归结为四个方面:(1)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迁;(2)转轨经济的增长方式扭曲了要素价格,提高了要素替代弹性;(3)要素价格扭曲使不同所有制经济部门倾向不同的技术进步方式;(4)资源资本化进程中的资源价格重估和再定价。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资本深化导致劳动报酬比重一定程度的下降虽然不可避免,但是要素市场价格扭曲、技术进步的偏向以及金融过度深化导致的资源加速资本深化,从而带来的中国劳动报酬比重过快下降是需要矫正的。矫正的关键在于:推进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继续向市场经济转轨,健全要素市场以矫正要素比价扭曲,改善国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格局,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实践呼唤过渡经济学

一、过渡经济学——来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实践的呼唤1．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的错位——中国过渡经济的最大国情与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家相比，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之间并不是相互吻合的，而是严重错位的矛盾关系。表现在产业之间，文化技术先进的现代部门，国有大中型企业在经营管理体制上却较为退化落后，市场化水平和经济效益一般较低，而文化技术水平落后的传统部门，集体乡镇企业在经营管理体制上却较为灵活先进，市场化程度和经济效益反而较高；表现在地区之间，落后一元的西部地区基础工业比重，国家…     

毛泽东赶超战略与苏联赶超战略的比较

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巨大压力和本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客观现实 ,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 ,都把赶超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自己的发展战略。以苏联和中国为例 ,对两国实施赶超战略的历史背景、内容和实施效果进行比较。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规模扩张与结构调整:一种生产前沿方法

将我国1987—2009年经济总体行业和1980—2008年38个工业行业的产出增长分解为技术效率、技术进步、资本的规模扩张和结构调整,以及劳动的规模扩张和结构调整等6个部分的贡献。实证分析发现:(1)规模扩张和技术进步是促进行业产出增长的主要因素,但趋势相反,规模扩张的贡献下降,技术进步的贡献上升并成为最主要的因素,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经济增长模式从规模扩张驱动向技术进步驱动的转变;(2)技术引进带来的适宜性问题导致我国技术效率持续下降,技术效率差异也是行业产出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3)劳动力的结构调整效应要好于资本的结构调整效应,其原因是要素配置机制的差异。     

中国服务业分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问题研究

本文利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方法和116个国家服务业分行业的出口数据,探讨1980-2012年中国服务业及分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变迁与异质性,高、低复杂度的服务产品对国家复杂度的贡献程度,服务贸易国家复杂度与人均GDP的关系以及服务业各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异质性的内在机理.实证结果显示：中国服务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稳步提升;资本及技术密集型服务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增长较快;与英美日及印度相比,中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出口技术结构显得相当低下;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明显低于其出口规模及人均GDP的发展,中国服务业目前仍停留在中低端服务品的延伸和扩张阶段.     

中国互联网技术的空间扩散与区域差异——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考察了1999至2009年中国31个省市区互联网发展水平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以期有效地认识中国互联网技术的空间分布特征,并进一步研究其内在规律性和动态演变过程。结果发现:中国互联网普及水平呈现较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和空间异质性;互联网技术的扩散过程中存在着显著的溢出效应;距离是影响其扩散强度的主要因素,且扩散效应随距离的增加而减弱。     

物质资料生产对我国就业结构演变的影响机制

物质/非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就业与物质/非物质资料生产部门产出之间存在复杂的内生动态耦合关系。文章借助PVAR模型展开分析,结论显示：物质资料生产部门产出对非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就业的正向影响表现为拉动效应,且效应显著,体现为非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就业不断扩张;非物质资料生产部门产出对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就业的正向影响表现为需求效应,但效应较弱,极易被创新引发的替代效应抵消,体现为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就业不断收缩;拉动效应和需求效应共同抵消了替代效应,是实现“稳就业“”保就业”的关键所在。因此,应当从替代效应、拉动效应和需求效应三个方面理解我国就业结构的演变特征,把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和非物质资料生产部门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而认识社会总就业水平提升的内在机制,为实现“稳就业“”保就业”提供理论依据。     

赶超型经济发展与我国产业结构的非常规转换

本文认为,产业结构转换有常规转换和非常规转换两种形态。中国由于选择了赶超型发展战略,其产业结构转换呈非常规形态。其特征是:资本积累滞后于产业结构转换,产业关联机制以重工业加速扩张为核心,技术进步与存量结构变动滞后于增量扩张。这种转换形态在非竞争性均衡体制下使存量矛盾日益沉积,产业体系既严重失衡,又缺乏调整弹性。同时,制造业的扩张与国民收入水平变动之间失去了必然联系,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动弹性不足,从而一再引起投资需求的不断扩张和生产规模的盲目扩大,最终导致国民经济呈存量增量循环状态。文章在分析了存量调整与增量调整这两种结构调整的具体方式和我国建国以来几次重大调整的经验教训之后,指出不改变调整方式,不纠正调整错位,结构性矛盾仍会以更具破坏性的形式和更强的力度表现出来。     

国有经济实现形式改革的理论探索

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都需要坚持公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然而不同的经济体制对公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却存在不同的要求。当前我国公有经济主要采用的全民所有制即国有制的企业模式,基本上与传统的计划体制相适应。既属于国家所有又具体分属于各级地方政府、部门所有的企业,其总体生产经营活动表现为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地方、部门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越是按承包的原则强化地方、部门的局部经济利益,划清其与国家总体利益的界限,这种矛盾就越明显。当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地方、部门占有之间的矛盾突出时,国家就会收回一部分权力,包括企业隶属关系的上划;当地方、部门缺乏积极性时,国家又将企业和一部分经济管理职能下放到地方、部门。实践表明这种收收放放的管理方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地方、部门占有之间的矛盾。同时,既受政府保护又受政府     

基于国家重大技术战略的动态技术政策研究

在世界技术体系中,国家重大技术战略具有使命导向功能,技术政策则是技术战略实施的前提和保障。以美国等国家为代表的"使命导向型"技术政策和以德国等国家为代表的"扩散导向型"技术政策体现了不同国家技术战略的定位差异,也反映了不同国家的经济与制度环境差异。在日趋激烈的世界技术竞争格局下,中国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落差,甚至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实现赶超,不仅要有自上而下的国家技术战略顶层设计,还要在动态追踪发达国家重大前沿技术基础上,围绕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远景目标,加强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的互动,强化产业基因的培育,实现专用技术政策与通用技术政策的战略互动。要将技术政策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科学政策、创新政策相融合,构建系统的技术政策体系,实现科技与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互动。     

后发县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机遇、制约与对策

后发县域经济只有尽快转变发展方式,才能实现赶超。后发县域经济面临五大挑战,即总量小、增长慢,结构不合理、运行质量差,发展方式粗放、初级化特征明显,人才缺乏、科技落后,制约多、动力弱。建议采取五大对策,即研究后发优势理论,增强后发信心;优化产业布局,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城镇化建设,与新农村互动发展;改革科技教育体制,加强人力与科技支撑;统筹制度改革,推进城乡一体化。     

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扩散、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的关系分析

技术创新是新产品的产生及其在市场上的商业化,以及新工艺的产生及其在生产过程中应用的过程,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技术创新效果的最大化在于技术扩散以及技术转移,技术创新正是通过技术的扩散、转移达到技术发明成果应用规模的扩张和价值的广泛实现。在这方面,我国相对落后,主要是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对外技术依存度高,技术转移扩散薄弱。为此,应积极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培养创新人才,加大科技投入技术转移、扩散力度,建立健全有关法规保障体系,努力使我国经济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