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的文化政治学考察

在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中,国家民族解放的战争伦理叙事和个体人性解放的情爱伦理叙事有主有次地共同服务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性想象与新社会情爱想象的欲望阐释,蕴含着现代民族国家生成过程中个人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及传统儒家文化思潮的抵牾与磨合,以特殊的方式参与书写了现代中国革命"新人"主体、现代民族国家意义共同体的历史生成和话语修辞,形成了革命伴侣式、男性战斗英雄与民间女子式与阶级/民族超越式、悖伦淫乱式等四种具有主导性的战争/情爱叙事模式。这几种主导型战争/情爱叙事模式表达了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战争情境下个体所应有的情爱选择、进行方式、最终结局,以及这些因素会对战争局势产生的影响方式及程度。但它们不仅只是政党政治意识形态对社会体系的全面渗透与组织规训的话语证明,还涵盖着更为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核和复杂的话语生成机制。     

从多元到单一:革命文学的叙事模式变迁

在早期革命文学中同时并存“解放”叙事与“革命加恋爱”式的情爱叙事两种模式,前者淡化现代革命的“自由”理念而专注于“解放”诉求,以“阶级性”为核心并彰显阶级对立与斗争,最终走向革命暴力展示;后者则试图在革命话语与人性话语、革命冲动与情爱追求的冲突与互动中去表现人,从而在主题上更加具有歧义性与复调性.“左联”成立之后,一方面通过“大批判”的方式清除了早期革命文学中“革命加恋爱”的情爱叙事模式,另一方面在文学批评领域内通过对符合左翼文坛要求的作品加以及时肯定、赞赏的方式逐步将文学引导到既定的规定上来,“解放”叙事逐渐取代了原先的情爱叙事.     

革命文学情爱描写的悖论性

革命文学情爱描写的悖论性在于：一方面，革命作为一种宏大叙事与集体逻辑，试图渗透并掌控个体的一切私密性空间；另一方面，情爱作为一种源自生命本能的原发性力量，具有冲破压制、颠覆革命的功能，从而又使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于革命的反讽与消解。造成革命文学情爱描写悖论性的原因，是左翼新兴的“革命”话语与“五四”人性话语共同“在场”与对话。而正是这种对话与张力的存在，使得革命文学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     

对"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性际关系的管窥

小说中的性际关系,是指小说作者在文本中通过对男女两性之间关系的描写而透露出的相关叙事姿态与价值趋向,它在相当程度上标示着作家对人性洞察的深度与广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小说中的性际关系是由小说中的爱情婚姻叙事来展示的.然而,在"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中,爱情叙事所呈现的性际关系是错位而虚浮的,这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历史真实与生活真实,不能深刻诠释特定环境下两性关系的本质.之所以如此,除了爱情婚姻叙事被过多地赋予了阶级与革命的意识形态色彩之外,还由于传统小说中的男权意识的影响.     

在情欲与伦理之间——论清末民初小说的情爱叙事

在以"仁"控欲的中国传统伦理系统中,个体情爱的叙事空间非常逼仄.个性思潮的萌发以及传奇、戏剧等文学样式的发展,为欲望形态的个体化呈现开拓了新的可能性与叙事空间.承袭晚明"以情抗理"的人文思潮与叙事传统,清末民初的小说开始注重情爱过程与心理描写,其叙事伦理呈现出在情欲与伦理之间徘徊的姿态.这种姿态恰是五四"人的文学"冲决传统文化罗网的前奏.     

革命与女性的自赎——十七年女性文学叙事的话语裂缝

十七年女性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存在着既对话又矛盾的复杂关系。出于对"个人生活命运的关心",女性文本在自觉认同和完成革命叙事的同时,女性被压抑的性别意识与独特的审美体验在一定层面上仍以一种潜叙事方式被建构出来,对革命"正史"与男性话语霸权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解构或消解,从而获得了某种超越时代的价值意义。     

精神价值的确证与自我感受的追求--当代女性作家情爱小说分析

本文描述了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新时期女性作家对情爱性爱描写的文学现象 ,并通过分析指出女性作家情爱性爱描写的嬗变 ,即从通过对情爱性爱的描写表现对女性精神的求证 ,追求一种精神性的存在 ,对女性存在本身的意义价值尊严的思考。到对女性作家对情爱性爱非常具有个性化的自我感受的表述和追求 ,情爱性爱本身的描述。表现集体精神之外的一种纯个体、个性、个人的满足 ,对感性 ,对女性生命力本身的认可。社会生活的不同 ,女性作家对情爱性爱的认识、表述也是不同的     

论“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教育与伦理叙事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是深刻的政治、经济革命,而且是深刻的道德伦理革命。在"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中国农业社会以血缘、亲情为轴心的传统家庭伦理秩序被打破,人们的情感方式、道德意识、伦理观念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承担着"教育和改造人民"的历史使命,这一时期小说中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等显示着当代中国社会感情矛盾与伦理冲突的整合与转型,解读"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教育模式和伦理叙事方式对理解20世纪中国家庭伦理的"最后之觉悟"具有深刻的人文价值。     

明清小说叙事转换技法谈略——以《金瓶梅》、《红楼梦》为例

明清小说在叙事转换技巧方面已相当成熟,而且理论上也有了相当建树,提出叙事转换须具有简捷性和隐蔽性的要求。同时,在对一些经典小说的评点中,评点家们通过具象性的描述,总结出几种有别于西方叙事理论的一些概念,如"间三带四"、"横云断岭"等。这些概念形象生动,适应了中国读者的审美阅读习惯。它们的运用,打破了传统叙事的单向性和艺术结构的平面化,建构了一个多线发展又浑然一体的立体艺术空间。     

论新时期小说情爱叙事的电影改编

小说情爱叙事的电影化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小说的一种传播形式,电影中的情爱叙事与小说原著的差异是简单的,但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从爱情对专制的控诉到爱情的存在主题,从“移植”、“强化”、“改写”等几种不同的改编方式中,《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九部电影对小说情爱叙事的改编,见证了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历史变革和多元化文化的形成。     

生命的质感与镜像——中国社会现代进程中身体叙事的伦理转向

现当代文学以身体叙事为镜像,映照出20世纪各个时期人的生命质感,并随社会变迁出现三次大的伦理转向。"五四文学"乘新文化运动之势,掀起身体伦理启蒙热潮,生命本体性得到张扬。"革命文学"取代启蒙文学,身体叙事由启蒙伦理转向革命伦理,身体成为革命拯救与被拯救的对象。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文学叙事里,身体成为政治的驯服与规制物,文学性与身体本体性随政治的强化而消隐。透过文学叙事的身体镜像,中国社会现代性与生命伦理的艰难进程发人深省。     

五四小说:身体叙事与主体审美

五四小说自觉追求"个人性"文体,主体审美处于突出地位,身体叙事得到空前重视。五四小说以身体的符号化世界来寻找生命、生存和生活的意义,并且辐射到民族性、文化和政治等领域。在五四作家那里,身体是"非理性"的经验形式,始终处于文化建构过程而被不断塑造。正是因为过于看重身体的可塑性,造成五四小说身体叙事的过度政治化和过度虚无化。考察五四小说想象、处理、呈现身体的方式及其得失,可以揭示出丰富的文化、历史与美学内涵。     

自然描写与现代小说的叙事特征

"五四"以后,伴随现代小说观念的转型,自然描写作为现代小说重要的理论要素被提到写作与批评的日程上来,这种追求显著地改变了现代小说的叙事特征。自然描写对现代小说叙事特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自然描写与现代小说的散文化特征,自然描写与现代小说的"散文画"特征,小说叙事以"自然"为结构中心。     

论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思想转变书写的叙事策略

文章分析了"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思想转变问题.认为革命话语的"介入"模式、人物主体的"内省"模式是其主要叙事策略.这种叙事策略导致了个体文化心理的单一性与政治性,成为一种特定时代的政治话语建构方式.     

英雄形象塑造与十七年《人民文学》的爱情叙事

作为建国后十七年时期的权威文学期刊,《人民文学》集中反映了那一时代的文学风貌。透过十七年间《人民文学》的英雄塑造和爱情描写,我们发现,通过“大众化”、“典型化”以及“两结合”等一系列叙事策略的转型,解放区文艺的创作原则和叙事范式得以确立,并在之后的文学实践中得到了彻底的贯彻和实施。     

论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的“非性化”叙事——以丁玲、柳青和浩然的创作为中心

在20世纪40—70年代的中国革命文学("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史上,存在一种"非性化"(包括"反性化")的叙事倾向或叙事模式。对这种"非性化"叙事进行历时的考察,可辨析出在当时主流革命作家的文化人格心理结构中所普遍潜伏的"文化阉割情结"及其根源"恋父情结",这种集体性的文艺创作心理症候经过了一个从广度上的扩张到深度上的强化的心理过程,即从初步生成到日益走向僵化的文学精神史历程。结合丁玲、柳青和浩然的长篇小说代表作进行文本细读,可证实此现象的普遍性和精神的特异性。     

论小说话语的两种基本的言说方式

小说语言作为一种叙事话语有两种基本的言说方式 :叙述和描写。这两种言说方式的根本差别在于 ,叙述是事件的告知 ,描写则是场景的展示。小说的叙事性质决定了叙述是起主导作用的言说方式。在某些小说中 ,描写可以占有远远超出叙述的篇幅 ,但就其叙事功能来说总是辅助性的。描写从表面上看是叙述的中断 ,但事实上描写是叙述的中介、过渡 ,或者说就是叙述的一个异在的组成部分 ,其叙事功能集中到一点就是在小说里造成一种图式化的画面感和身临其境的幻觉。     

有限的偏离——十七年历史小说的主题话语探析

历史小说是一种沟通历史与现代、古与今不同时空的独特文类。在十七年泛政治化语境下,历史小说借助"历史"的外衣"乔装打扮",在历史叙事的主题方面显示出对主流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偏离,具体体现在:象征性叙述构成了对现实的某种讽喻或隐射;凸显和强化了作品的苦难主题;充盈的人情和人性描写。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历史小说作家"为平衡而达到某种妥协"的"偏离"又是极其有限的。     

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爱情叙事的意识形态分析

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的爱情叙事通过革命的想象性话语完成了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个体情感叙事的规训与重构,其在完成新的意识形态塑造之后,也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政治寓言。重新解读十七年小说的爱情叙事,我们会发现无产阶级政治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绝对理论对十七年文学影响的历史深度。     

驯顺、缄默与死亡:鲁迅小说的女性身体叙事

鲁迅女性身体叙事的文本,撕裂了遮蔽在女性身体之上种种神秘的帷幕,透过对女性驯顺之躯、缄默之躯和死亡之躯的叙述,不仅批判了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管制与形塑,而且极力恢复女性的地位和尊严、肯定女性的生存权利和生命价值,更为重要的是透射出男性角色在对待女性问题上所作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女性驯顺之躯的叙事,揭示了现实存在于两性之间复杂、隐蔽的权力关系,以及女性"内化他性"自觉接受男权社会和文化的"驯服",使身体呈现出"非我"的异化形态。女性缄默之躯的叙事,透过话语分析揭破男性话语霸权,以及女性在话语上被歧视与挤压而陷入"不能发音"的困境。女性死亡之躯的叙事,揭露了在"并非人间"的"此世""存在"中男权对女性身体的戕害与精神的虐杀,揭示女性在无法救赎的死亡命运中对男权社会与文化执著、坚韧的隐性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