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籤渊源考

灵籤又称运籤、神籤、圣籤、籤诗等,属于占卜术中的一种,其基本特点是以诗歌为载体、以竹籤为占具来占卜吉凶.在中国令人叹为观止的种类繁多的占卜形式中,影响最大的恐怕要算是灵籤了(或称"抽籤"、"求籤"、"占籤"等).本文仅就灵籤与<灵棋经>、灵籤与谶、灵籤与诗歌的渊源关系做简要的考证,认为:灵籤的历史悠久,渊源可以追溯到周代的<周易>,而在形式上受<灵棋经>影响更为直接,同时与谶语主要是诗谶和图谶的流行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的关系,另外诗歌创作的繁荣也是灵籤产生的前提条件.灵籤产生是中国古代占卜术逐渐趋向世俗化、占卜方法趋向简易化的必然产物.     

龟占蓍卜解谜——论龟蓍作为卜筮具及其在古代卜筮中的作用和地位

在殷商的占卜中,出现了龟甲取代水牛肩胛骨的情况,这是因为古代先民相信龟为现实中神灵的动物,对于占卜最具有灵验之效,而且对于卜辞的记录与保存是非常有益的,由此龟甲遂成为最神圣和最灵验的卜筮具,从而形成了"古者筮必称龟者,以其令名,所从来久矣"的卜筮传统。蓍草的诸多特点可能比较适合古代先民的宗教观、筮卜观、审美观和运用上的要求。蓍草被视为神草,古人认为它长寿而又神灵,因此蓍草成为理想的卜筮具。古代先民对于作为卜筮具的龟、蓍具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喜好与迷信,这与龟蓍本身所具有的特殊品性以及在众多的卜筮具中的胜出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司马迁作《史记·龟策列传》,以卜筮为"圣人重事者",突出了占卜在古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地位和意义,但又强调对于卜筮不可迷信,并发挥了《尚书·洪范》"五谋而卜筮居其二,五占从其多,明有而不专之道也"的观点,对于今天理解卜筮仍具有启示意义。     

论晚商的龟卜和信仰

在占卜实践中,晚商的贞人发现了"灵龟"之兆的灵验性;加之龟甲是来自远方的贡品而为王朝所宝重,所以龟甲在晚商成为占卜神物,建立起了甲骨并用的占卜新体系。占卜体系是为人神沟通而建立的。在占卜仪式中,晚商形成了甲骨文书写系统。从甲骨文看,商人的信仰体系主要包括了天神、人鬼和地祇三大部分,帝为至上神。而商人信仰知识成立的逻辑基础有两点,一是人间的祸根和不幸多因鬼神而起,二是人间是美好的,而死后的世界是不美好的,商人关注现世生活的信仰逻辑对我国信仰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新疆基督教信众的结构特点及成因分析——新疆库尔勒市新城区基督教堂调查

文章通过对新疆库尔勒市新城区基督教堂信众结构的个案分析,指出新疆近年来基督教信众具有:年龄跨度大,年轻人有增多趋势;女性信众多,男性信众有增多趋势;退休人员、家属和个体户多,其他职业人数有增多趋势;低学历、文盲信众占主体状况已经改变,高学历信众有增多趋势;四川、河南籍信众多,其他籍贯信众有增多趋势;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出现阶段性"热胀"趋势等六大特点和变化趋势.认识这些特点和现状对从实际出发,进一步做好新疆的基督教工作有重要意义.     

甲骨占卜时间的选择倾向

民间有"六戊日不占"的说法,说明占卜时间具有选择性。商代甲骨卜辞忠实地记录了殷商王室、贵族和宗室的占卜情况。这种占卜文化与《诗经》《尚书》《左传》《周礼》等记载的先秦占卜文化是一脉相传的。先秦传世文献有占卜时间选择的记载,卜辞亦有大量选择祭祀时间的卜辞,却未见选择占卜时间的卜辞,但在六个"癸日"占卜是一个普遍现象。商代的占卜时间的选择是随机的,还是有规律性和倾向性的,这都得我们思考。论文充分利用香港中文大学《汉达文库》数据资源,全面调查卜辞前辞时间,从而判断殷商时期的占卜时间选择是否具有倾向性。我们认为,商代甲骨占卜对时间选择具有一定倾向性,民间占卜时间的选择倾向性具有一定的思想文化基础。     

再谈殷墟卜用甲骨的来源

晚商王朝甲骨占卜盛行,李济先生总结殷墟前六次考古发掘时曾提到："占卜以甲骨,遗留下来的,以无文字记载者为多,有文字者不过十分之一。甲以腹甲为多,背甲参用;骨以牛肩呷骨为多,羊、鹿肩呷骨参用'①。而历年以来又发现有用牛肋骨、牛距骨、牛头骨、鹿头骨、鹿角器、兄骨、虎骨、鳖甲、象肩肿骨、人头骨等占卜或者刻辞记事。70年代小屯南地又出上比较少见的猪肩胛骨卜辞②,近年殷墟苗圃北地还出上用人髓骨占卜的材料③,均极不多见。然而殷商王朝占卜所用骨料的大宗,主要还是采用牛肩肿骨和龟腹甲。晚商王朝甲骨占卜用量甚巨,昔胡…     

《周礼》“六诗”述略

"六诗"最早出现于《周礼·春官》,历史上对于六诗研究有很多争议,大体分为"六诗皆体说","三体三用说","六诗皆用说","六诗皆体皆用说",本文结合上古人类学"诗"字语义及发展来考察六诗整体艺术形态,六诗是具有历史流动性的综合礼俗仪式乐歌,在不同历史阶段,其形态及功能有所变化:在巫术仪式文化中六诗的内容主要是占卜祝辞;在祭祀仪式文化中其内容主要是祭祖颂歌,而在礼乐文化中,其内容主要是不同典礼场合演奏的礼乐歌辞。《周礼》中"六诗"的概念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逐步生成、丰富和完善的。     

"诗言志"的理论内涵新探

关于"诗言志"的理论内涵,学术界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闻一多认为"志"有记忆之意,故"诗言志"表达了诗歌最初的记诵功能,由于见解新颖,得到许多研究者的认同。但从古文字和新出文献来看,"诗言志"的"志"本指"往"的意思,所以仍以传统"志之所之"为是。又因为"志"是一切语言核心,从而"诗言志"这一命题既区别了诗与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的不同,同时又注意到了诗和早期其他文体的不同。     

从花东甲骨看殷商时期甲骨占卜中的若干问题

从花东甲骨所体现的情况看,殷商时期的甲骨占卜中,卜兆确系整个占卜过程中的核心与灵魂;花东占卜主体"子"对同一事件进行内容完全相同的卜问次数最多可以达到十次,十次以上者不见;花东兆序字的刻写位置有着自身的特点和普遍现象,但亦有少量特例;花东甲骨中的占卜记录,即卜辞,常有被刮削者,且被刮削之辞的卜日绝大多数是记为天干,这种现象大概与该"子"家族的占卜制度有关;花东中亦存在"犯兆"现象、界划线等,但其界划线的使用未见使人对卜辞、兆序字和卜兆之间的隶属关系产生歧义之例.     

《道藏》中的籤谱考释

本文对<道藏>所收入的八种籤谱逐一进行简要的考释,分析这些籤谱的主要特色,并对籤谱的格式、结构、文化内涵等做了必要的探讨,认为<道藏>收入的籤谱,在格式上、结构上以及内容上都相当完备和成熟,成为后世编撰籤谱的基本范式.     

萨满教与北方少数民族占卜习俗

本文认为萨满教和北方少数民族占卜文化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在古代,占卜术往往被掌握在萨满手里.残留至今的萨满教遗俗中占卜所占比率仍然不低.萨满在举行治病仪式前或在治病仪式过程中常用占卜吉凶的方式来查寻病源体.用占卜手段来预知事物的前因后果的萨满是一种预言者型萨满.这类萨满掌握了古老的原始"预测学"知识,尽管其中有许多迷信成分,但也有一定的民间科学成分.     

唐代叙事诗人物作用分析

人物串联故事,并引导情节的展开.唐代叙事诗中人物的作用主要有"角色"、"行动元"、"角色兼行动元"三种.作为角色的人物分观念型和特征型;作为行动元的人物分生活展示者和事件见证者;作为角色兼行动元的人物则往往发生在自传性叙事中,叙述人既在诗内又在诗外,容易引起读者误读.     

以诗为史与以史为诗──论史学介入诗体的两种不同方式

中国古代诗学与史学均很发达，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又有不同程度的互渗。诗之渗透于史，表现在从《左传》以来的多种史书中，都有意无意地引诗入史，形成中国中书中中有诗的独特风貌。而史之渗透于诗，也十分多见。概而言之，约为两端：一乃说诗者以诗证史，或以史证诗，有所谓“诗史”之说；二乃作诗者以诗咏史，在诗体中有咏史一格。二者构成了中国古代诗体介人史学的两种不同方式，通过透视这两种方式，以及说诗人对这两种方式的不同观念，可以见出中国古代说诗者对涉及到史料、史实、史法的作品所表现出的二律背反现象。诗史——说诗者对…     

战国楚占卜制度与商占卜制度之比较

与商甲骨卜辞一样,楚卜筮记录亦包括前辞、命辞及占辞,也存在"一事多卜"、"习卜"及"卜筮并用"的占卜制度。两者均保存有"数字卦",可谓一源一流。战国楚人对于商人之占卜制度,既有因袭,如"一事多卜"、"卜筮并用";又有减损。楚卜筮记录中的"习卜"较为明确,对我们理解商甲骨卜辞中的"习卜"有所启示。     

"解诗""用诗"摭论

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理论内涵丰富、实践意义重大,是解读、阐释作品的重要原则.在"解诗"活动中,虽有解诗者的主观因素参与,但不能任意曲解,应努力使探求结果契合作者作品原意;在"用诗"活动中,往往能突出表现用诗者的创造性.但是,深入理解作者作品原意仍是重要前提,不能很好地"解诗"就不能很好地"用诗"."解诗"、"用诗"有根本性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也谈《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问题——兼与谢炳军博士商榷

谢炳军以"王官删诗"否认"孔子删诗",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不是《诗》之"逸诗"为由否认《周公之琴舞》可作"孔子删诗"说的证据,这两个否认理由都不充分。王官删诗与孔子删诗时代不同,编辑思想不同,各有其政治、历史、文献背景,各有其用,二者并不矛盾。对出土文献中"逸诗"或《诗》本的发掘是解决孔子删诗是否将《诗》由"三千"删至"三百"的有效途径。《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被认为是《诗》之"逸诗"是有道理的,它具备为孔子删取的可能性。     

论哲理诗的理性精神和诗性品质

哲理诗之“理”莫不出于诗人“自得之趣”,其中蕴含的是诗人的个性气质、学养风度及其对外部世界的感悟与艺术把握。哲理诗偏于理,可以不失浪漫;哲理诗是诗,可以有理性的思辨。诗人与自然的亲和,自我人格的表现,确立了其理性精神的人性化。而诗歌在艺术化的过程中,其哲理有时是依附于象征意象,而寓意深刻则以语言精炼为表现形式,这使哲理诗终不失诗性品质。     

人间佛教的“人间性”和“佛教性”——兼论太虚与印顺思想之同异

人间佛教的理论本质应该包括"人间性"和"佛教性","人间性"因为两种不同的"人间"存在而拥有两种"人间性",使得"佛教性"也呈现出两种形态,这种结构一方面构成人间佛教理论内在的丰富性空间,又让理论建构者可以选择不同诠释路径。太虚大师和印顺法师,虽同为人间佛教理论的重要建构者,却因为各自对佛教的本质和人间的性质有不同的认识,使得二人在"人间性"和"佛教性"的认识上呈现出有价值的分歧,实质上发展出人间佛教的两种形态:"太虚-综合的人间佛教"和"印顺-分析的人间佛教"。     

论殷墟卜辞中的“在先王宗卜”

殷墟卜辞中有一些"在先王宗卜"的材料,有助于我们认识当时的占卜制度和鬼神观念。从卜辞结构角度考察,"在先王宗卜"这类材料基本出现在历组卜辞中,契刻于命辞之后,其在卜辞中的性质、作用和兆辞比较接近甚或一致,突出对相关占卜事件的重视。从占卜地点看,商王室一般会选择其日名与卜日天干相同的先王之宗作为举行占卜仪式的地点,而"在祖乙宗"除外,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     

宋代巫祝卜相的文化水平及数量

巫祝普遍拥有相当高的智商,其中也有士人参加。就其职业本身而言,做法事需要书写上报神灵的奏章,很多巫师主导的民俗宗教或秘密宗教也有经文著作,敬神作法活动中经常有文字出现,还有巫祝自己的法术文字体系符箓,他们绝非"愚夫愚妇"。卜相类职业群体拥有较高的知识技能,文化水平远过巫师,他们将传统的占卜学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顶峰,可谓对历史文化作出了一大贡献。风水学的大普及,使宋代成为堪舆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占卜算命同样需要足够的文化基础,如果仅以会读写为标准,相士卦师基本都能做到。巫祝卜相作为一个民间不可或缺的职业参与人数广泛存在,数量巨大,有文化者全国50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