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沈从文、冯至的文学创作与“风景昆明”

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考察抗战时期沈从文、冯至的文学创作无疑是一个新途径。通过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与"风景昆明"之间关系的钩沉,及对"风景昆明"的文学呈现,可以看出"风景昆明"作为一种文学地理空间对战时沈从文、冯至精神世界有着深刻影响。同时,这种研究视角为抗战时期的作家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考察路径。     

跌落在世俗中的传奇——论1980年代以来怀旧视阈下的北京书写

1980年代以来在怀旧视阈下,文学对北京的书写,着力于对其传奇性的打造.这种打造源自于北京丰腴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现代化进程对城市历史记忆的挑战.文学对北京传奇的呈现方式,不再局限于以自上而下的姿态,对剥离出来的传奇进行叙述,而是转入由世俗民间建构和解构的传奇叙事中来.这种传奇性的打造背后可以看到北京特有的文化品格,以及文学在观照北京时所存在的隐疾.     

文学书写中的故乡记忆--以汪曾祺笔下的昆明为中心

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的昆明生活对汪曾祺的思想和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衔接现当代的作家,汪曾祺继承了现代文学中鲁迅、废名、沈从文等人开创的书写故乡的传统.书写故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故乡对于作家来说既是一种写作资源也是一种思想资源.在汪曾祺晚年关于精神故乡--昆明的写作中,体现着他个性化的小说观小说是回忆.同时,小说"追忆过去"式的叙述模式在阅读上产生了一种恒在的美学效果.     

略论历史价值的三个维度

"历史有什么用"的问题,可以通过对其价值分析来回答。历史至少有三重价值:新时期的历史书写和历史消费中,流行的是历史的娱乐价值;古典的历史书写中,重视的是历史的经验价值;在更高意义上,历史又有精神价值。历史的价值,值得现代人尊重和珍惜。     

作为“北平”的昆明——抗战时期外省作家笔下的昆明形象考察

在目前学界的抗战文学研究中,对“文学昆明”的研究一直只停留在西南联大文学研究层面,而没有对作为“文学空间“的昆明在整体上进行挖掘、辨析、考察.通过对抗战时期“昆明形象”的呈现,丰富抗战时期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表现内涵.     

中国现代文学故乡书写的现象级转变——兼谈作为话语的“第二故乡”为何出场

自鲁迅的《故乡》发表之后,关于故乡书写的各类文学作品就井喷而出,数量和影响都不可忽视,可以视为中国文学故乡书写的现象级转变。传统的故乡书写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故乡的拟物化;二是故乡的拟人化。中国现代文学的故乡书写呈现三种不同的书写样态,即怨乡型、哀乡型、恋乡型,现代文学的故乡书写通过抛弃拟物化故乡的书写模式和对拟人化故乡书写的颠覆与重塑完成了现代转型。在悄然发生的写作心理巨变下,“第二故乡”这个新词得以出场。     

论新世纪上海中青年女作家的空间书写

文学主题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以城市为代表的文化形态是新世纪上海中青年女作家的重要表现内容。新世纪上海中青年女作家将她们的生命体验融入对都市的理解,为上海文学注入了新的力量。她们以多重视角拓展城市地理空间,以现实关怀聚焦城市发展变迁,以日常精神构建城市审美体验。新世纪上海中青年女作家通过对浦东新区、上海周边县镇、工人新村、老旧社区等的书写建构出真实且立体的城市空间,突破了“怀旧上海”和“欲望都市”的城市书写模式,立足社会现实,考察个体生存境遇,展望城市的未来和出路。她们关注日常生活场景再现细微真实的城市生活经验,使新世纪上海景观的独特风貌得以呈现,丰富了文学中的上海形象。     

新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的理论反思

新世纪以来,文学史书写成为一种浪潮,其中,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已有百余部之多。它们表现出不同的命名与叙述方式,这既是文学史书写的持续探索与建构,也反映出它们的内在焦虑。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还存在诸如纰漏、重复、浮躁与过于追求时效性以及功利化等问题,要克服这些问题,需从三点着手:一要为文学史书写留有"余地",二要深化文学史的研究与书写,三要重建文学史的"神话"。     

新世纪长篇小说“乡绅”书写的文化征候

"乡绅"阶层作为乡土中国独特而复杂的存在,由于书写的视域与文化语境的差异,文学中的"乡绅"呈现多元的样态。新世纪长篇小说对"乡绅"的书写,虽然有道德圣者、民族大义的殉道者、乡村重建的"卡里斯玛"、启蒙失效的"乡村他者"等多种类型,但全然为正面形象。这体现了作家为破解新世纪中国乡村困境,而向传统探掘资源与途径的思考;也通过这些正面"乡绅"形象,直观地展示了丰富而复杂的乡村生态。正因如此,"乡绅"书写呈现极度理想化与神圣化的倾向。同时一味呼唤前现代社会"乡绅"文化的回归,在价值取向上,有现代性缺失之憾。     

纪实与虚构——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上海怀旧书写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租界时代上海的怀旧书写,呈现出纪实与虚构的双重特征.纪实文学和散文在对历史镜像的回眸中,往往掺杂了虚构的成分,渲染小资情调和时尚品位;虚构性的小说文本,则在传奇性的故事中特意突显其"有史可依"的一面,以获取文本内外的双重叙事效应.相对于现代作家的租界书写,上海怀旧叙事忽略了沉重,且对历史进行选择性的遗忘和修饰,构设一种上海想象的共同体,帮助上海人觅得虚幻的自尊和自傲,迎合了怀旧的心态.     

苏童作品中的怀旧书写

苏童小说中,不论是“枫杨树”系列作品对家族历史的探寻,还是“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中对童年生活的回望,都是江南背景下的怀旧书写。作品中对故乡的情感、对过往岁月尤其是对童年与少年时代的追忆、叙事中强烈的抒情与审美意味,都体现鲜明的怀旧色彩。苏童作品中的怀旧情感是多方面的,在对家族历史的诗意描摹、对年少时期生活过的城北地带的深情回望中,有着对旧事旧物难以割舍的痴迷与怀念,也有着面对江南诗意化的散失而带来的感伤、反思与批判。     

"两座城"学说与奥古斯丁的国家观

在《上帝之城》等著作中,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将整部世界历史叙述为"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历史。由此产生的政治思想史问题是,他所谓的"地上之城"是否就是现世中的国家?在简述西方学者们对此的三种不同认识之后,通过三个层次,层层推进地分析了"地上之城"与国家之间的关联。意旨奥古斯丁的认识中包含着一种内在的张力,这种张力为后世的基督教政治传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点。     

“外来者故事”模式与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小说

“外来者故事”模式是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中常见的叙事模式,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题材小说亦有类同的模式安排.这种“外来者入边疆”的故事类型,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小说中是“拯救苦难”与“文明使者”的形象,隐含的是民族国家话语植入的功能;新时期之初,则是一种外来落难者沐浴着边疆人性温情的模式,它既是书写者历史记忆的复现,又是国家重启现代性工程进行社会动员的需要.从1980年代中后期直至新世纪,“外来者入边疆”主要是寻求精神救赎和对边疆异质文化的膺服,以此缓解现代性的逼迫和挤压.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成了汉族作家进行现代性思考的各取所需的一种资源,而它们很少以“自己”主体性地进入汉族作家的书写视野.     

“怀旧”的城市诗学——关于“苏州形象”的影像建构

在今日的城市文化热中,人们多将目光对准上海、北京,但对苏州这样一个曾经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的历史名城没有给予太多关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苏州经历了哪些变化?电影电视等大众传媒如何叙述和展现它?为何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影视媒介关于苏州形象的视觉再现,经常有一种浓厚的"怀旧色彩"?这些议题值得关注。本文试图对《小城之春》、《游园惊梦》、《橘子红了》和《凤穿牡丹》等影视媒介加以考察,探讨它们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社会语境中建构一套"怀旧诗学",并分析此"怀旧诗学"所包含的内容,及其如何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动。     

"三讲"教育与抗战时期干部教育的比较研究

本文比较党在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干部教育,认为新时期党的"三讲"教育与抗日战争时期相比,虽然国内外形势、干部队伍状况、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干部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宗旨是一致的,从本质上来讲,"三讲"是对抗战时期干部教育的丰富和发展.     

诗歌史与新世纪诗歌

仅就一般意义上而言,新世纪诗歌通常指2000年至今的诗歌创作,而诗歌史所研究的对象则是已经沉淀为"历史"的那些诗歌作品.何谓"历史",这本身即带给人们莫衷一是的困惑.在笔者看来,"昨天"即已经发生的过去,即可被视为一种"历史".因此,笔者注意到,在新世纪诗歌的创作当中,往往存在着对"过去"或者说"昨天"的书写,诗人们常常呈现出借昨日之事而抒当下情怀的姿态.因此,笔者从诗歌史的角度对新世纪诗歌做了新的解读,从三个不同的方面对诗歌史与新世纪诗歌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新的思考与诠释.     

上海怀旧:对一种审美生活方式的向往

20世纪90年代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是对上海的怀旧。90年代的怀旧作品滤去了现代历史中上海之贫穷和血腥的一面,尽力渲染其繁华的一面,这种怀旧书写源于现实中的某种匮乏,反映出人们内心对一种审美生活方式的追求。这种向往的生活方式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精致而审美的日常生活;浪漫而自由的文化氛围。     

论华文新生代散文的历史书写

华文新生代散文的历史文化品格主要表现为基于存在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历史观,主要通过书写文化、种族大历史和个人小历史,以三种方式实现其历史观,即:由历史通往生命存在向度,统一过去与现在;嬉游历史文本,呈现既定逻辑的荒谬;以现代都市人的眼光回溯历史,深入人类和宇宙的内核。华文新生代散文在个人小历史的书写中,共同营造了"原乡"意象。相对于中生代、老生代建构式的原乡书写,新生代散文的原乡书写也典型体现了他们的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观。     

论革命历史书写文本中的“人学”意识

革命历史书写是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叙事。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革命历史书写对于"人"的写作态度,既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在不同的文学历史阶段所持的文学观念,也历史性地述说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人学"思想上的递进演变与不同的时代特征。从十七年革命历史书写对人性的轻视,到文革政治化语境对人性的践踏,再到新时期文学所表现出的人性的复归,从中可以分明地感受到文学"人学"精神的顽强生命力。     

文学史与历史语境--关于"民间"与"现代性"

历史话语的书写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之内进行的,文学史同样是一种社会象征行为文本.本文着重分析"民间"与"现代性"作为新的文学史叙事的核心概念与90年代历史背景的关联,以及它们所具有的对文学史的阐释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