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与工资差异——外来劳动力就业与报酬研究

通过对本地和外来劳动力所面临的就业机会和报酬的研究,本文揭示了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歧视,是经济转轨时期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健全的产物。经验研究结果显示,外来劳动力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工资差异,59%是由就业岗位间的工资差异引起的,41%由就业岗位内的工资差异引起。且工资差异的43%是由歧视等不可解释的因素造成的。     

前劳动力市场教育歧视与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基于Neumark方法的分解

国内有关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的研究着重强调劳动力市场户籍歧视的作用,而忽视了前劳动力市场教育歧视的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应用Neumark分解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前劳动力市场教育歧视对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城乡劳动力的工资差异中,由个体特征所导致的工资差异占71.47%,劳动力市场户籍歧视所引起的工资差异占17.53%,而前劳动力市场教育歧视造成的工资差异占11.00%。因此,只有综合考虑前劳动力市场教育歧视的作用,才能准确地估计劳动力市场中户籍歧视所导致的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     

收入差别特征:由城乡两极分化向城市两极分化转变的理论与对策

目前中国劳动收入差别特征主要表现为城乡收入差别严重;然而,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这一特征正在发生重要转变。近年来,中国城市开始涌现庞大的低收入群体,其根本原因是,转轨期间大量低文化特征的农民工与下岗工人会集于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极大抵消了劳动力需求扩张可能带来的工资增长,这与产业结构急速升级条件下高级劳动力市场需求扩张明显强于劳动力供给从而引致工资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理论认为,随着次级劳动力市场相对工资的下降,城市劳动收入差别趋于扩大不可避免。     

转型劳动力市场的分层与竞争——结合武汉的实证分析

本文结合武汉的实证分析 ,认为外来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的收入决定存在明显的分层 ,户口登记状况及单位性质等对劳动力的 (工资 )收入产生着显著的影响。虽然这种分层继续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劳动力起着保护作用 ,但它同时意味着 ,随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开放 ,外来劳动力所具有的低成本优势 ,将对本地劳动力就业产生竞争与替代效应。另一方面 ,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保护性政策 ,导致劳动力成本的系统性差异 ,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有企业创造就业的能力以及本地劳动力在开放性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能力     

中国发展加工贸易的劳动力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李实的中国转轨经济中劳动力流动模型,指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制度原因是加工贸易中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方面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由此引起加工出口主体的分化。本文的经验分析表明,中国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造成中国加工出口主体的分化,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则不显著。     

劳动力流动与工资差异

改革以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两个突出的现象,一是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存在职业与工资上的差别,二是劳动力流动没有伴随地区间工资差距的缩小。本文对这两个现象做出了统一的解释,其基本逻辑是,劳动力流动促进了工人的重新配对(劳动再分工),进而造成了职业上的差别,并提高了当地工人的工资。其含义是,劳动力流动不仅提高了总体的经济效率,而且可能是一种“帕雷托改进”。经验检验也支持了劳动力流入对工资增长的正效应。     

中国城镇居民劳动参与工资弹性的地区差异

中国各地区间劳动力市场相对分割,劳动力在地区间自由流动存在制度障碍,同时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工资率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可能导致各地区城镇居民劳动参与行为存在较大差异。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分析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的劳动参与行为,并估算不同地区城镇居民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结果表明:在每个地区内部,女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均明显大于男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随着地区工资率的上升,女性劳动参与率明显上升,劳动参与工资弹性明显下降;随着地区工资率的上升,男性劳动参与率呈现出上升趋势,但劳动参与工资弹性没有显示出持续下降趋势。因此,消除户籍制度形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提高工资水平,不仅能够有效地促进城镇居民的劳动参与和就业,而且有助于抑制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     

二元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的就业体制转换

本文通过城市非国有部门的产生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阐释了在二元化的城市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就业体制转换的机理。文章认为,无论在比较严重的失业现象出现之前还是之后,国有企业所依托的劳动力市场上工资决定和就业吸纳的传统制度因素,都是这种体制转换的实质性障碍;而现行的以歧视性就业为特征的政府反失业政策,具有加强传统体制的效果。因此,放弃歧视性就业政策,开放城乡劳动力市场,是实现就业体制转换的基本前提     

长三角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基于工资视角的分析

本文利用长三角劳动力市场历年分省工资时间序列数据,考察了地区间工资的趋同性。实证研究表明,从分省数据来看,沪苏浙三地的工资具有趋同性;具体到16个长三角城市的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显示长三角内部城市间收入水平是收敛的。因此可以说,基于工资水平的收敛角度来看,长三角地区劳动力一体化市场正在形成。     

中国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中民工劳动供给分析——兼论向右下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

现阶段中国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民工的劳动供给与工资正反馈向下直至工资趋于民工的保留工资。考察这种现象,本文认为,主流经济学关于劳动供给的研究忽略了最低必需支出的约束。在考虑到劳动者存在最低必需支出约束的情形下,经典劳动供给曲线将出现一个拐点,延续拐点后的劳动供给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同时,就拐点后的这段劳动供给曲线而言,当劳动需求不足时,劳动供求将向右下方发散失衡。文章分析了这一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关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国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中的民工劳动供给现状进行了实证。     

对我国“两栖”劳动力转移模式的理论解释

传统理论从工资收入差异角度阐释了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因,但对我国特殊的“两栖”劳动力转移模式缺乏足够的解释力。本文基于对中国劳动力转移现实背景的抽象描述,认为决定劳动力能否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永久性转移的关键在于劳动力的转移能力———城市生活能力。我国“两栖”劳动力转移模式形成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户籍制度约束,而是不变的制度工资、家庭决策和非人力财富匮乏导致劳动力缺乏城市生活能力。“两栖”劳动力转移的长远意义在于为下一代的永久性转移积累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财富。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实现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的市民化,保障他们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改革农村教育制度,使之向务实有效方向发展。     

对我国"两栖"劳动力转移模式的理论解释

传统理论从工资收入差异角度阐释了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因,但对我国特殊的"两栖"劳动力转移模式缺乏足够的解释力.本文基于对中国劳动力转移现实背景的抽象描述,认为决定劳动力能否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永久性转移的关键在于劳动力的转移能力--城市生活能力.我国"两栖"劳动力转移模式形成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户籍制度约束,而是不变制度工资、家庭决策和非人力财富匮乏导致劳动力缺乏城市生活能力."两栖"劳动力转移的长远意义在于为下一代的永久性转移积累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财富.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实现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的市民化,保障他们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改革农村教育制度,使之向务实有效方向发展.     

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建设刍议

古典经济学视“企业”为一只无须分析的“黑箱”,企业劳动力完全是通过市场工资的竞争进行配置的。实际上,劳动力配置大部分是在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的。本文将从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出发,揭示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特点,阐述如何加强内部劳动力市场建设,以促进企业人力资本运营。     

当前我国农民工工资偏低问题研究

当前农民工工资偏低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民工的工资大大低于城镇职工工资上。他们基本上没有或较少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其工资接近或略高于最低工资,况且拖欠严重。从农民工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农民工主要从事的民营企业的古典产权制度、劳动力市场、政府职能方面对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工资形成机制：概念界定、现状分析与未来展望

工资形成机制对于确定一个合理的劳动要素价格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界定工资形成机制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工资决定过程的分析框架,以此分析中国企业和公共部门工资形成机制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将我国工资形成机制的发展方向概括为六个方面：第一,市场用工的工资形成机制将占据主导地位。第二,计划用工和市场用工的工资形成机制将通过职业技能价值有机联系起来。第三,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工资形成机制将趋同。第四,集体协商工资制度是工资形成机制发展的重要方向。第五,培育真正的劳动力市场主体是企业工资形成机制改革的重点。第六,如何解决编制内和编制外劳动者工资形成的差异是公共部门工资形成机制改革的方向。     

为什么奔向北上广?——城市宜居性、住房价格与工资水平的视角分析

为什么人们奔向北上广、留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可以在城市体系的一般均衡RosenRoback模型的基础上,从城市宜居性、住房价格与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给予解释。利用中国35个大城市特大城市2003—2012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高的名义工资补偿了高的住房价格,高的城市宜居性补偿了低的城市房价调整工资,城市宜居性与住房价格正相关,与房价调整工资负相关,存在一种补偿机制。城市宜居性已经成为中国居民选择城市居住的重要因素,高房价挡不住高宜居性的吸引。研究结论不支持控制大城市特大城市规模的政策,城市宜居性、住房价格和工资水平是内生于城市增长的,人的城市化是市场机制决定的城市化过程,人为控制大城市特大城市规模可能适得其反。     

也论二元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的就业体制转换——兼与蔡■先生商榷

本文通过对国有企业内部及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部门之间劳动力流动机制的考察,阐述了我国城市就业体制转换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障碍。文章认为,在中国经济转轨时期,企业和政府采取各种“买断”方式结清与职工之间尚残存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实现二元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就业体制转换的关键。政府反失业和再就业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应建立在设计与上述目标相一致的制度安排上,而不是急于追求劳动力市场形式上的统一。在劳动力存在制度性差异的现实约束下,政府在宏观调控上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无疑会降低就业体制转换过程的交易成本,这同时也是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中所蕴涵的一个基本逻辑     

行业工资的性别差异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业工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调查教据,计量研究了男女两性在行业市场中的工资差异,发现女性职工处于相对不利的劳动力市场地位,同时工资收入水平也存在着明显的性别行业差距,利用Brown分解方法,对行业工资性别差异的条件均值进行分解,发现性别工资差异的74.12%由行业内部差异造成的.从行业工资差异总体来看,个人特征仍然对工资差异起决定性作用.     

人力资本与居住证:新制度下的城乡差异观察

劳动力市场上影响劳动者权利和地位的因素有两方面:政府的制度设计和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了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制度基础,但劳动力市场城乡整合的实际程度尚受制于获得居住证和实际享有居住证权利的资格条件。从"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居住"两项申领居住证的基本条件来观察农村转移劳动力获得目标城市居住证的可能性,发现农村劳动者的相对机会仍低于城镇劳动者,前置于户口之上的城乡之间人力资本投资差异是这种机会差异的主要原因。     

“刘易斯转折点”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适用性探讨——基于古典与新古典视角的比较分析

"民工荒"现象引发学术界关于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到来的讨论,而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考察古典刘易斯理论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适用性。基于总量和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表明古典刘易斯理论所揭示的城乡部门工资增长模式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并不存在。相反,城乡两部门的工资增长趋势却与新古典理论模型的预测相一致,是一个持续和协调增加的过程。另外,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劳动力省际迁移是对期望收益和当地就业机会做出的反应,这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已经取得重要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