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邺中集诗》对曹植诗文的接受与解构

《拟邺中集诗》在语句、风格、开篇方式等方面多有模仿、借鉴曹植作品之处,显示谢灵运对曹作之熟悉与倾心。组诗据相关史料、作家作品等真实性资料虚构了一场君臣尽欢的宴会,但隐含的忧生之嗟解构了虚拟的宾主之欢。灵运以曹植自比,借拟诗倾泻其幽愤之情。拟诗深蕴着灵运对曹植人生遭遇、文学创作特点及其人生与创作关系之深刻理解。基于相似命运之联系以及对曹植高才之向往,灵运突破魏晋以来对曹植其人其文之狭隘理解,首次揭示出曹植及其诗文中的忧生情绪,为解读曹植及其诗文开辟了新的方向,为后世深入阐释曹植其人其文奠定了基础。     

借他人酒杯 浇胸中块垒——《拟魏太子邺中集诗》、《雪赋》与《月赋》作意考辨

刘宋时期,统治者尚文,在文学创作上出现了模拟前人作品和假托古人古事的高潮,《拟魏太子邺中集诗》、《雪赋》、《月赋》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这几篇作品托古喻今,反映了当时士族贵族的思想。本文试考辨其作年,进而分析写作背景,以分析作者的写作意图。文帝、孝武帝在位期间对大臣心存猜忌,又为巩固新朝势力,对谢氏家族采取了压抑打击的政策,这几篇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士族个人的忧患意识。     

谢灵运妙用《诗》典与六朝《诗》学新变

《诗经》作为重要的文本参照与典故来源,参与到谢灵运的模山范水与游览遣怀.大谢用《诗》之妙,既得益于自身才华,也与当时学术风气密切相关.考察《诗经》在六朝的传播,官学不振、私学兴盛影响到文化学术的家族化.而缘情绮靡的文学风尚,又促使《诗经》的接受抛开了政治伦理的拘囿,朝着“诗赋欲丽”的方向一路高歌.上述《诗》学新变,在谢灵运山水诗作中,得到了充分印证.     

曹植《白马篇》对魏晋南北朝游侠及游侠诗的导向作用

曹植《白马篇》历来被认为是诗人前期的作品,但这种说法没有提出有力证据.通过对曹植生活时期民族关系的考查,可认为赵幼文先生提出的创作于后期的看法是成立的.由于创作时间的特殊性,其主题也应理解为曹植悔过自新的诗化表现.这首诗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游侠和游侠诗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导向作用.     

《狸猫换太子》的来历

敦煌佚经《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及《大阿育王经》等表明 :清代说部《三侠五义》中的著名故事《狸猫换太子》的形成曾受过佛典的影响 ,它主要表现在情节的借用上。     

魏晋南北朝拟汉乐府《有所思》探微

汉乐府《有所思》诗作流芳千古,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魏晋南北朝多有拟汉乐府《有所思》之作。这其中既有对古辞谋篇布局的模仿,也有仅从题目字面意蕴赋题而作者。他们对古辞中女主人公的身份、感情、举动多有改造,使感情基调变为怨而不怒,其中不乏佳篇,悱恻感人。另有一些诗作改以男性思女性,对后世的边塞和香草美人诗歌创作颇有一定影响。何承天诗写孝子思亲,后世亦有效仿者。魏晋南北朝拟汉乐府《有所思》从感情、题材、诗体上都有新变,对中国古代文学诗歌创作具有重要的开拓和先导意义。     

孔子前《诗》的流传与《诗》学观的变化

西周人引《诗》作为君王施政比照;春秋人的歌《诗》、赋《诗》、引《诗》活动扩大了《诗》的社会适用范围,《诗》的社会工具性特点也越来越明显,从而引发了《诗》学观从"以《诗》为史"到"以《诗》为训"的变化.     

从荀子论《诗》看荀子的《诗》学观念

荀子与《诗经》的关系非常紧密,《荀子》一书除了大量引《诗》之外,还有一些论《诗》的内容。荀子论《诗》是在"圣人之道"的统摄下进行的,《诗》及所有的文学都是载道的工具。在这一前提下,荀子持有"诗言志"的观点,提出了"中声"说,还涉及到读《诗》的方法,也对《风》、《雅》、《颂》有一些具体的评论,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荀子的《诗》学观念。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上博竹书《诗论》与《诗经》学的几个问题

上博竹书《诗论》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较为系统的孔门论诗之作。它的发现 ,对解决《诗经》文本的形成和传流及儒家诗教的传承和流派问题 ,特别是对解决《毛诗序》和《毛诗传》的渊源问题 ,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许多学者已就此作出一些很有启发性的研究和推断 ,其中 ,李学勤、廖名春、江林昌三位先生各自的研究观点很有代表性 ,但也存在一些需要商榷的问题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各自不同的思想资源     

两个桃源的对话——《桃花源记》与《桃花源诗》关系的再探讨

《桃花源记》与《桃花源诗》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思想差异,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桃花源。《桃花源记》对应的是仙境桃源,它是陶渊明根据当时社会传说故事润色而成,体现的是当时一般社会大众的道教信仰,即追求洞天福地、长生久视的思想;而《桃花源诗》则对一般社会大众的道教信仰提出了批评,它展现的人间桃源是一种带有复古倾向的羲皇之想。这才是陶渊明所欲表达的。《桃花源诗》与《桃花源记》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文本——《桃花源记并诗》。这既是一次文体的创新,也是一次思想的对话。     

鲁襄公时代的《诗》结集研究

《诗》文本的形成是一个历时性过程,其中在鲁襄公时代,“二南”“三卫”之外的列国《风》诗正式进入《诗》文本,但各自独立存在,与《雅》、《颂》并列,后被孔子归入《邦风》,形成今本《诗经》的基本结构。     

《诗归》对阮籍《咏怀诗》的批评及其论争之意蕴

钟惺、谭元春在《诗归》中以"厚""真"为标准对阮籍《咏怀》诗持批评与贬低的态度,认为其既不如此前的《古诗十九首》,又不如唐代的《感遇》.这种贬低一方面源于他们独特的诗学观,另一方面又与他们对阮籍性情、诗歌特点的认知有关.此外,还有针对七子派复古诗学——尤其是对李攀龙《古今诗删》不满的现实因素.《诗归》对阮诗的评价引起了明清诗论家激烈的反驳,这其中固然有钱谦益、陈子龙等人的影响,也有易代之际的时代因素,但批评者大多还是立足于诗学本身.他们认为钟、谭不过是"尚奇""好尽""浅陋",故多重申《咏怀》有性情、多蕴藉,潘德舆则从性情之正摈斥《咏怀》和陈子昂《感遇》而扬张九龄《感遇》,客观上又扩大了《咏怀》诗接受史之丰富蕴含.     

《左传》引诗与《诗》的经典化

文章从“引用”修辞格的角度对《诗》的经典化进行了研究.从引诗体例来看,春秋时期语《诗》是一个较为固定的系统,这一系统大致按国别进行分类,而不是按“风”、“雅”、“颂”来分类.最晚到春秋中期时,《诗》已经取得经典的地位,其经典化大致沿着礼仪用乐和言语交际两条路径进行的.     

李白《古风其一》篇中的两个问题

李白《古风》第一首“大雅久不作”是他的一个重要篇章,表述了他对《诗经》以下历代诗赋的评价,对唐代诗歌繁荣的赞美。其中“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两句,前人和今人都有不同理解;“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两句,也容易产生歧义。本文参考诸家之说,试加辨析,期望对这几个句子的意义获得确切的认识。为便于参照,先录原文于下: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 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     

“《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文化解读及其诗学批评

“《诗》亡”不是《诗三百》的消亡,也不是诗歌创作的消亡,而是因“采诗”制度废止而形成的诗教风尚的消亡.诗具史笔是“《诗》亡”与“《春秋》作”在诗教功能上构成因果关系的逻辑前提,也是对诗的社会功能的高度概括.诗具史笔的诗学价值在于对诗歌社会教化作用的重视,对“诗史”范畴的提出和对“以诗证史”批评方法的建立.其理论缺失在于注重诗教,轻视诗美;以诗为史,诗史混淆;依诗订史,苛责诗艺.诗具史笔最大限度地彰显了诗的社会功能,其诗学价值和理论缺失均在于此.     

论文学视角下的《诗》《书》关系

先秦典籍常见的《诗》《书》并称现象说明,在《诗经》和《尚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从历史渊源看,二者具有相同或近似的历史起源;从现实功用看,二者在西周时代的礼乐活动中共同发挥着近似的作用。从文学视角探究《诗》《书》关系,可以揭示先秦诗歌和散文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乃至相互转化的关系,这对认识先秦时代《诗经》与《尚书》的生成与功用,对认识《尚书》的诗化特征均具有重要意义。     

论叶适对《诗》的史学解读

叶适认为,《诗》既是儒家经典,本质上又是史书,故对《诗》亦应从史学角度展开解读。他联系历史对小《序》进行辨误,试图还原诗教原貌;利用《诗》《序》、周史考补《诗》本事,意欲彰先圣教化,获得经世治国的教训与启示。叶适反对"孔子删诗说"显示了他对史实及《诗》文本的尊重。叶适以史解《诗》既为匡补汉、宋之学流弊,又反映了他兼顾经史、核义理与见事功并重的治学思路。叶适阐发的"经亦史"的观点代表了"永嘉学派"的经世致用观念,成为明清时期社会改革思潮的重要理论来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学的发展及其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道教、佛教的风行和兴盛,虽然打破了儒学的宗主地位,但是统治者尊孔重儒的措施、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和新的解经方法的运用,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该时期研究《论语》的专著大增,注训《论语》方法有所创新,因此,对于《论语》学来说,这是一个创新和发展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