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文学史视域下的民国文学研究

民国文学研究植根于这样的语境:1980年代出现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及1990年代以降对这一思潮的质疑.“重写”与“质疑”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文学史观念,通过对它们进行总结与反思,民国文学研究得以确立了其新的“历史化”学术目标.然而,真正的“民国文学史”写作也会遭遇很多难题,在逐步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中,需要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民国文学”具体现象的分析和研究之中.     

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论

20世纪中国文学史是在中国社会历史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文学实现由旧文学向新文学现代转型并不断变革发展的历史。其变革发展的历程与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变革进程相适应,依据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形势和文学自身的状态,可以划分为六个阶段。它继承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汲取外国文学营养,取得了巨大的创作成就,也留下了值得总结的教训。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理论体系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和变革发展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民国文学"、共和国文学等命题的提出,都是从不同视点对展现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思考。在多重方法论提供的新的文学视野中,我们仍然需要坚持以富有真知灼见的史识,准确地把握其历史现象的认识要点并作出科学的史的阐释。     

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史观问题

“重写文学史”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的新发展,这些发展也促使了文学史观的改变和文学史理论的发展,这其中关于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探讨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和文学史观变化的重要因素。对文学“现代性”思考和文学史观探讨的深化,正在促使一门新兴学科的兴起,这就是“文学史学”。     

对目前民国文学史话题的评析

民国文学史话题出现在学术界至今已有10余年,学人们主要透过"破"现代文学等史观以倾力于建树民国文学史观,但对民国文学与现代文学、新文学等史观吸、弃关系,民国文学史解剖方式的实质、入史标准与内容评析者较少,本文试图对前述问题予以阐述,以求教于同仁。     

重建文学史的概念谱系——以"民国文学史"概念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具有漂移性,不宜作为文学史叙述的基本范畴进入文学史叙述.相对而言,"民国文学史"概念不但内涵稳定,而且符合中国传统文学史叙事成规,因而显得更其有效.运用"民国文学史"指称1912-1949年的中国文学,不但能够避免"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运用的混乱,而且能将此前被弃置于文学史之外的文学现象纳入到文学史叙述之中,对于民国以来文学的历史分期、中国文学的学科划分以及文学史教学也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华文文学视野下的伤痕文学

长期以来将伤痕文学的观照视域局限于大陆中心,遮蔽了我们对这一文学创作现象本应丰富的体认。在世界华文文学视野下考察伤痕文学,至少在现实主义的表现、苦难叙事、人道主义思想情怀等方面让我们看到了伤痕文学创作本身所提供的文学审美多元性和丰富性,大陆伤痕文学的艺术局限性在海外华文作家的同类作品中得到了有效的补充,从而获得对伤痕文学的一种整体认识和评价。同时,它在一定层面上促使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需的文学史视野和文学史写作应该在多大的时空维度上展开也具有直接思考的意义。     

返观与重构——“民国文学史”的意义、限度及其可能性

在民国文学史的结构框架之中,重新梳理百年中国文学的历史细节,能够更好地呈现文学史的多副面孔。当然,此种命名背后所隐含的系列矛盾也得以相伴而生,部分问题已经成为文学史研究向前推进的障碍。我们只有尽力还原当时文学发生的历史现场,寻找一种真实独特的民国体验,才能重构一种更具合理性的文学史编纂法则,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寻求一种新的可能性。     

“现代”的牢笼与文学史的建构——关于“民国文学史”的若干思考

"现代"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犹如紧箍咒。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与研究的根本悖论在于:研究对象范围的不断拓展、扩容对"现代"牢笼形成了冲击和挣脱,但研究者又不得不以"现代"之名对扩容对象进行重新阐释与收编。而近几年热议的民国文学(史)概念,特别是从大文学史重构角度倡导的民国文学史,使得超越这种悖论的文学史建构成为可能。     

文学史的理性与实践

在中国文学史写作的进程中,探寻文学史自身的话语和问题非常重要。中国文学史家自觉将世界文化交流意识融入了文学史写作,高等教育的体制和思想方法也直接影响了文学史的叙述。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虽已成为过去,但文学史的理性与实践有着永恒意义。文学多功能的认识和教育素质的文学培养,及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更加密切的联系,都将为文学史未来写作提供新思路、多途径。     

“合目的的叙述”与“有意味的形式”——论胡适《白话文学史》之“双线文学观念”

胡适以"双线文学观念"建构起来的中国文学史,为文学史书写如何处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范本、一种以意为之的"写法"。其中国文学史内蕴着与现实社会结构变革相对应的文本结构——贵族文学(文言文学)与平民文学(白话文学)对立的等级结构。他对文言文学的贬抑,对白话文学的揄扬,对"白话的王国"的发掘,归根到底是为建设"国语的文学"进而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国"服务的,因而可以把他的文学史书写看作一种从属于民主国家建构的社会实践。     

“民国文学史”框架与“大后方文学”

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曾经一直为“命名”的问题而反复推敲。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中引入符合历史实际的国家形态的视角,不仅仅是呼应了“中国文学史”固有的秦汉——唐——宋——元——明——清的以国家社会形态为基础的叙述模式,而且更有利于在一个准确的时空范围内厘清中国作家的特殊人生体验、社会遭遇、政治处境以及他们所依托的文化传播方式。如何看待“民国文学”阐释架构的合理性,不仅有助于解决文学史命名的难题,也将为“大后方文学”的研究创造新的可能。     

文本细读·文学经典与文学史——夏志清文学史建构论

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是文学经典构筑的文学的历史;文本细读与文学经典的发掘是夏志清文学史建构原则,这与汉学家普实克发生了冲突,其冲突既有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偏见,也是两种文学史建构谱系的对峙;夏志清文学史建构原则有其致命局限,但并不能掩盖其小说史的独特价值;无论是其文学史建构原则,还是其小说史文本,还有很多复杂问题供我们思考探析。     

文学史:对文学演化关系的认识

把一般的史料研究与一般的审美评价汇集到一起,并不能保证文学史的个性得到充分发挥.我们应该把文学史研究与一般的文学研究和其他相关人文学科的研究区别开来,寻找属于文学史研究的独特视角和特殊对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文学史研究概括为是对文学演化关系的认识.     

文学史研究的学科重构价值——以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从萌芽阶段开始,就有许多根本问题困扰学术界。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译本2008年9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为进一步思考、研究、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参照系。他的这部文学史还不能真正全面科学地展示中国现代文学的全貌,对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和作家的论述也缺乏应有的深度。但他对中国文学的深厚感情,他独特的文风和学术个性,对未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弥足珍贵。     

民国视野与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

正编者按:近年来,回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语境,借助民国社会历史的视角重新打量、研究我们的文学发展,已经成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在民国史视野下,我们将发现哪些新的文学研究话题呢?这一组论述大约可以让我们耳目一新。过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在新文学主导格局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他一些相对"边缘"的文学形态,除了通常所谓的旧体文学、通俗     

"重返八十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

"八十年代文学"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构成内容之一,对八十年代文学的不断阐释就成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在"重返八十年代"的背景下,阐释和反思八十年代文学需要有新的问题意识、知识谱系和方法的支持。以八十年代文学的基本问题为研究重点,在当代文学史的整体框架中梳理八十年代文学相关问题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对八十年代文学与前后文学史的关联点、"纯文学"自身的丰富性以及文学与文化语境的复杂关系等问题进行再思考。由此在新的学术路径中重新解读八十年代文学和与之相联结的当代文学史论述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文学史的限度、挑战与理想——兼论作为学术增长点的“民国文学史”

近年来"重写文学史"波澜再兴。我们的文学史编撰在积累了丰厚经验的同时,遇到了难以克服的瓶颈,实际存在的学术障碍和诸多热点问题的探讨,比如西方理论的"话语牢笼"现象、国民教育与意识形态的影响等,既凸显了"重写"行为的混乱与无序,又蕴含着创新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民国文学史"是一个具有重大学术增值空间、富有包容性的开放性观念平台,凸显了尊重文学历史真实性、多维价值体系和历史发展的正义原则。当前的文学研究、文学史编撰,存在着过于偏离文学研究本身、学科内部分工过于细化、艺术和美学使命弱化、学术伦理意识薄弱等问题。只有回归"文学"基点,围绕发现、选择和品评杰作,统筹协调各项研究职能,才有可能实现"印证心灵,传承不朽"的学术使命。     

现当代文学史编写的文学史哲学反思

从文学史哲学层面反省现当代文学史编写,如下问题有待深入思考:编写者缺乏本体性的“文学”观念自觉,导致文学史的编写缺乏“中心意识”支持,文学事实选择及作家作品评价随意性很大;在传统“圆型”时间观念作用下,现当代文学强调的是文学的时代之“变”而非文学史内部的“通”,古今文学缺乏必要的对话;文学史叙述的空间意识不足,自然-地理形态的文学史外部空间,与文学“物自体”的内部空间尚未能进入文学史表述;对文学史编写的目的理解存在偏差,突出文学史的文学教育与学术传承功能,而缺乏文学史哲学意义上的对文学“古与今”、“常与变”的演变规律的探讨.     

论民国旧体文学史的建构及其意义

当前关于民国旧体文学的研究日益兴起,但尚未有研究“民国旧体文学史”建构问题的论著出现。根据已有的文学史建构与撰著的方式,应当从历史纵观、分别横剖、综合研究这三种研究方式入手来建构民国旧体文学史。这不仅是对“五四”以来流行的文学观念的反拨与修正,也是对20世纪90年代提倡的“打通古今”“古代、现代会通”等学术思潮的回应与实践;不仅可以补充与拓展近代文学史领域,为近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提供新思路,还将为民国新文学史的研究提供参照,以真正实现现代文学史专家一直要做到的“原生态”研究设想,刺激现代文学研究思维新变。民国旧体文学史的建构有利于诊断、发现与纠正当前文学史研究、撰著的误区,从而为现当代旧体文学史的建构以及当前“现当代诗词入史”的争论等问题提供解决路径与启示。     

关于文学史的"本位"问题

文学史的"本位"问题,关涉到文学史的学科性质.文学史的研究对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而是文学发展的历史."以时代为纲,以作家作品为纬"的体例结构之所以难以打破,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结构模式符合文学史自身的性质--文学与史学相结合的学科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