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综述——兼论吐蕃控制河西时期的职官与统治政策

敦煌文书中有关吐蕃的文献,对于吐蕃王朝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以书写文字划分,古藏文文献及汉文文献是其中最主要的两个部分。 敦煌文书中的古藏文文献约数千件,其主要部分被斯坦因、伯希和盗运国外后,分别庋藏于英国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后改归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图书馆。英国收藏部分由比利时藏学家布桑编纂成《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 (1962年出版),法国收藏部分由法国女藏学家拉露编成《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一、二、三集分别于1939、1950、1961年出版)。以上两份目录题录的古     

象雄语医学文献I.O.755试析

象雄语医学写卷I.O.755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象雄语医学文献实物。该文献正文共有120行42段,是用邬坚体藏文字母转写的。文章通过对该写卷字母、符号、书写,以及构词规则、句子结构等方面的初步分析,对写卷的特征作了全面的介绍,并排除梵、藏语文写本的可能性,倾向于认同其为象雄语写本。将其中部分词语与梵、藏语药名对比后,初步推断出写本中部分语词是药物名称,进而推测出写本中重复出现的部分词、句的含义。由此初步认定,该写本是包括41组医方的象雄语医药文献。     

象雄语医学文献I.O.755试析

象雄语医学写卷Ⅰ.O.755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象雄语医学文献实物.该文献正文共有120行42段,是用邬坚体藏文字母转写的.文章通过对该写卷字母、符号、书写,以及构词规则、句子结构等方面的初步分析,对写卷的特征作了全面的介绍,并排除梵、藏语文写本的可能性,倾向于认同其为象雄语写本.将其中部分词语与梵、藏语药名对比后,初步推断出写本中部分语词是药物名称,进而推测出写本中重复出现的部分词、句的含义.由此初步认定,该写本是包括41组医方的象雄语医药文献.     

敦煌本藏文六十甲子纳音文书研究

敦煌本藏文写卷P.t.127v.1是一份六十甲子纳音表,这个内容以往藏文文献中未见提及,在现存敦煌藏文文献也仅此一件。本文首先给出该写本录文和汉译文,并据以编制了藏汉对照六十甲子纳音表。通过对其与敦煌汉文六十甲子纳音文书及藏历胜生周的比较,说明写本的属性、用途和编译中存在的问题。对于误将其当做特殊的六十甲子纪年表,并用于推定吐蕃历史年代的研究方法和结论,予以澄清。此藏文本系六十甲子纳音文献,其内容源于汉地。     

吐蕃历史文书弟吴宗教源流

吐蕃历史文书 《吐蕃历史文书》,系举世闻名的敦煌遗书中的一件古藏文文书,故又题称为《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整理本以流散在英国和法国的两件文书拼接而成,首尾残阙,无年代标识,据推测,当书写于公元728——848年吐蕃占据河西时期。 敦煌17窟藏经洞发现的古藏文文书约数千件。其主要部分在1907——1908年间被斯坦因、伯希和盗运国外后,分别庋藏于英国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后改归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英国收藏部分由比利斯藏学家布桑编纂成《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1962年出版),法国收藏部分由法国女藏学家拉露编成《巴黎国家     

敦煌本藏文算书九九表再探

敦煌文献中已鉴别出4种藏文九九表,其中,P.t.1256是由藏文字母拼写的汉文“小九九”表,ITJ764、P.t.1070和B59:10是藏文九九表,包括了不同编排形式的“小九九”表和“大九九”表。ITJ764尾题人名“■”,为藏文九九表溯源和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对这4篇写本做转录,对残缺的内容做推拟还原,并给出译文和评析,初步结论是:敦煌藏文九九表有大、小两类4种,与汉文“小九九”表作用一致,编排方式有别,藏文九九表抄写者和使用者并不限于藏族。这些藏文算学文献实物,为研究藏族科技史和汉藏文化交流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西藏山南当许镇蚌巴奇塔出土藏文医书浅析

2006年西藏山南地区当许镇嘎塘蚌巴奇塔出土了一件古藏医写本,这是继敦煌藏医写本之后藏医文献考古又一重大发现。该写本是现存年代较早的藏医写本之一,对藏医史和文献的研究有重要价值。本文在收录写本原文,疑难注释和全文汉译的基础上,对写本作了初步分析,包括概貌、词语特点、基本内容以及写本涉及的疾病和症候、药物和制剂特点等。     

敦煌藏文儒家格言读物研究——以中村不折旧藏本《古太公教》为中心

文章以日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中村不折旧藏敦煌西域文献中一件藏文写本为中心,结合法藏敦煌藏文文献P.T.987、P.T.988号,对该件中村不折旧藏本全卷以及P.T.988号的后半部分予以转录、翻译,并探讨3篇藏文文献的价值、翻译风格以及与《太公家教》等敦煌汉文写本童蒙读物的关系。     

敦煌回鹘文写本的历史背景

在包括了藏文和汉文之外其它语言的大部分写本的斯坦因与伯希和特藏集中,我们可以估计于阗文写本的数目为一百卷左右,粟特文写本的数目不足百数,古突厥文写本的数目则不足五十。在这后一类中,除了于此刊布的三十六卷写本之外,同样还包括已经刊布的均为回鹘文字的一部册子卷和一种佛经长卷,一卷摩尼教文字的长卷,二、三卷用藏文字母书写的古突厥语写本、用如尼突厥文写的一本小书、两卷写本以及一卷很小的残卷。但在其它敦煌特藏中,尤其是在列宁格勒还可能存在有来自藏经洞中的某些古突厥文写本,特别是回     

西藏新发现箭头形字体《福力本生经》贝叶写本

西藏保存的贝叶经写本中有一部分是箭头形字体贝叶写本,《福力本生经》就是其中重要一件。这件写本在以往有关西藏保存的贝叶经写本《目录》中都被记载为《佛护造大诗颂》。根据文本内容和跋文情况分析,该文本正确标题为《福力本生经》,初步推断其为正量部教徒所传承的文本。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条记目录中的藏文转写问题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有为数不少的藏文文献,据不完全统计,在15000号之前单独编号的共计291件(卷),另有29件(卷)背面有藏文文献.自2005年开始,国家图书馆开始陆续出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其中有209件藏文文献集中收录在其第124-126册中.敦煌藏文文献的详细信息也记录在<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各册的"条记目录"中.不过,<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条记目录中的藏文转写存在较多的问题.文章即以举例方式详细指出了其藏文转写的误录、遗漏等问题.     

一件喀拉汗朝时期的阿拉伯文文书

一件喀拉汗朝时期的阿拉伯文文书刘戈这件文书于１９世纪末叶出土于新疆莎车县境内。前苏联学者Ｂ·Ｂ·巴尔托里德曾研究过它，并译成俄文（见《巴尔托里德文集》卷５，莫斯科，１９６８年）。现根据俄文将它译成汉文，附以自己的几点粗浅认识，以就正于大方。译文如下：...     

隋唐五代西北民族史研究概述(续)

在《隋唐五代西北民族史研究概述(之一)》中,我们简要评述了本世纪以来学术界对隋唐五代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突厥史、回鹘史与薛延陀史的研究状况。接下来,我们将述及学术界关于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的吐蕃、吐谷浑和党项历史的究研意见。 一、对吐蕃史的研究 (一)关于吐蕃史料的考订最早在史料方面进行补阙正误的,当推陈寅恪。他在1923年写的《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一文,根据敦煌写本题记考证出“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吐蕃僧人法成大师的史迹,使这个不被载于正史,久已湮没无闻的吐蕃重要历史人物重现于世。1930年他发表的《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则利用“长庆唐蕃会盟碑”考证出彝泰赞普的名号和年代,指出了两《唐书》等史籍所载有关时间的讹误。解放后,有关吐蕃资料研究的著作有明显增多。1958年,王忠利用汉文典籍,敦煌吐鲁番古藏文资料以及13世纪后的藏文典籍,写成《新唐书·吐蕃传笺证》一书,使吐蕃史料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近些年,王尧、陈践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敦煌本吐蕃法制文献译释》、《吐蕃简牍综录》等,此外王尧还出版了《吐蕃金石录》。这些著作,或为翻译,     

敦煌回鹘文写本综述

本论文中所提到的回鹘文写本均来自敦煌东南的千佛洞第17号洞(中国的正式编号)或莫高窟。在第17号洞中收藏的古突厥文写本的总数绝不会超过50多卷。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一卷是用摩尼教文字写成的,有两卷或3卷是用吐蕃字母拼写的突厥语写本,有4卷是用如尼文写成的,至少有39卷是用回鹘文写成的。在现今已考证清楚肯定出自该藏经洞的回鹘文写本中,有一卷是关于两王子本生事的伯希和敦煌写本P·3509号册子卷,已相继由克莱芝·于阿尔、伯希和与笔者本人发表,我于1971年将之刊布于《回鹘文本善恶两王子的     

藏语文词书编纂简史

藏民族很早就有编纂辞书的传统,最早的藏文辞书便是由藏族学者编纂的。早在吐蕃赤热巴巾(815—841年)赞普在位时,为了弘扬佛法,广译佛经,邀请印度高僧孜纳弥札、苏仁札菩提、希连札菩提、达纳希拉和藏族著名高僧、译师噶瓦·伯泽、焦若·鲁伊坚赞、相·益西德等著名学者,对历代翻译的佛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修订和厘定,就显密典籍的译文如何做到既忠实原文,又通俗易懂并且符合藏语语法和声明学等问题,根据藏王厘定文字的敕命撰写了一部声明学著作,这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最早的藏语     

回族研究论文资料篇目暨伊斯兰教汉文书目辑录

回族研究论文资料篇目暨伊斯兰教汉文书目辑录杨进，王伏平〔编者按：为便于读者查阅、了解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成果，我们将杨进整理的《回族研究论文资料目录》（１９９５年）与王伏平整理的《伊斯兰教汉文书目》（１９８６～１９９５年）合并刊出。）资料目录（１９９５...     

我的藏学研究之路

周季文,男,汉族,湖南湘潭人。1953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留校工作,1980年任副教授,1991年退休。至今仍坚持着藏学研究工作。他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期间共带领45个班次,学生806人,其中研究生131人;先后带领3个班级,共55人前往藏区实习;科研方面:著有许多语言和翻译教材以及很多研究著作。其中包括:《藏语安多口语》《藏文拼音教材(拉萨音)》《藏语拉萨口语》《汉藏翻译教材》等教材;著有《藏译汉音的〈波罗蜜多心经〉校注》《论拉萨音归纳问题》《藏文翻译史略谈》等研究著作;先后还前往西藏、玉树、甘南等地开展了多次科研调查。目前正致力于敦煌文本的研究,已出版《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     

藏语复辅音的汉语音译法

汉语的书写系统是非字母的,因此用汉文去表示一种与汉语语音有明显差异的语言有一定的困难。七世纪至九世纪时汉语和藏语的一个重大差异是藏语有复辅音声母,而那时汉语没有。分析汉语如何音译这种复辅音,找出音译的规则以及揭示根据汉语音译恢复外来词原貌的种种困难,将是一件有趣的工作。反过来,藏语音译汉语词却没有什么困难,这方面已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特别是罗常培。劳费尔、伯希和以及罗常培对823年两种文字碑文中汉语音译的西藏人名已做了研究。     

甘州回鹘与曹氏归义军

甘州回鹘和沙州曹氏归义军的关系问题,一直是西北史学界讨论较多的一个课题,原因。是除了史籍记载之处,敦煌文书提供了丰富的信息。然而,由于条件的限制,许多文章在利用敦煌写本时,用的仍然是挖宝式的方法,即仅就一件件文书加以阐发,而未考虑判定一件文书的年代所需解释的各个方面,如文书中的人物、官称乃至字词的含义等等,因此常常不能说明作者想要说明的问题。本文是在全面收集有关甘州回鹘的敦煌资料基础上,按照经过考证的写本年代,来从总体上探讨二者的关系问题。     

西藏自治区存Katantra梵文写本初步调查

西藏自治区存有大量梵文贝叶经。在非佛教写本中,语法写本所占比重最大;在语法写本中,Katantra相关写本比例很高。由于编目信息不全,西藏自治区所存梵语语法写本迄今未被学界利用。文章利用现有的目录和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室收藏的原民族文化宫藏梵文写本照片,汇集有关梵语语法著作Katantra及其相关文献的写本信息,做了初步的编目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