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散文之艺术嬗变

在中国当代文学从观念到实践开始大变革的潮流中,我们看到,中国当代散文,比之其它文学体裁所表现出的亢奋与活跃,显得过分的持重与平静。诸如:诗歌曾经“崛起”过、“朦胧”过;小说更曾“意识流”过、“寻根”过,且至今还在“实验”着;甚至连话剧也曾闪过“现代派”的“讯号”;如今,人们又在热谈报告文学的“轰动效应”。而唯独散文,虽有骚动,有变化,但还没有真正地“热闹”过,用当今评论界流行的说法,即还没     

胡适与郭沫若译诗比较研究——以《鲁拜集》中两首诗的汉译为例

胡适译<鲁拜集>菲茨杰拉德英文译本第四版第七首与第九十五首,曾引起许多同时代人的关注,并将之与郭沫若的译文进行过对比.探索胡适与郭沫若译文间的差异,进而探讨胡适与郭沫若译诗的相关问题,对于我们研究现代翻译文学及与之相关的一些翻译问题和论争问题,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在阳光与阴影之间——中国现代政治抒情诗与新诗传统

在新诗传统的河流里始终起伏着“阳光派”与“阴影派”两脉.中国现代政治抒情诗与“阳光派”传统密切相关,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突出的审美风格以及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从郭沫若、艾青到贺敬之、郭小川,他们对政治抒情诗和新诗传统都作出了自己独到的贡献.在阳光和阴影的交错与融合中流变的政治抒情诗,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和样本.     

简论徐志摩的诗歌

朱自清先生曾说过:“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郭沫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以及在诗文、戏剧、史学、考古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早有定评,自不待言。而徐志摩由于某些政治和历史原因,长期以来一直是被当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反对者而予以否定的。他的诗歌在解放后除了于个别评论     

鲁迅与郭沫若的关系评述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们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两面光辉的旗帜。然而,鲁迅与郭沫若生前也曾打过一点笔墨官司。不少人对此有些不同的议论,或褒或贬,或誉或毁,众说不一,以至影响对他们的认识和评价。笔者就这个问题进行评述,以乞于方家。     

对茶陵派与复古派关系的三点认识

很多学者对茶陵派与复古派之间的承接关系有过论述，认为他们之间观点相同的方面是主要的。可是在对茶陵派与复古派之间的观点进行仔细比较之后，会发现它们在儒家“政教观”、复古的方法、审美标准三个方面存在巨大的不同。不能笼统地单看到茶陵派与复古派之间的承接，对他们之间关系的不同也要有清楚的认识，从而进一步廓清茶陵派与复古派之间关系的迷雾。     

牧歌式的小品文——论郭沫若的《小品六章》

在“五四”至“五卅”运动之前,郭沫若曾以抒情诗的天才,震惊海内,被人称为诗坛的霹雳手,但是,这位杰出的诗人并不只是写诗,他也写剧、写小说、写文艺论文,写小品文,这些作品反映了作者对生活的种种探索与追求,显示出他内心世界的丰富多采,同时,也表现了他多方面的艺术造诣和才华。认真究究郭沫若这些方面的成就,不仅能丰富对“诗人郭沫若”的认识,而且,能比较全面地认识作为新文学巨匠的郭沫若,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本文试从一束几乎被人遗忘了的“路畔的蔷薇”     

郭沫若与德国表现主义

现代派文学是继批判现实主义之后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又一浪潮,它在我国“五四”运动前后正冲刷着整个欧美文坛。“系统就是相互作用的诸要素的复合体”作为本世纪初世界文学这一动态大系统中一个要素的“五四”新文学,必然要受到这一系统中其它要素的作用,郭沫若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号手,更是首当其冲。所以,现代派文学对郭沫若的影响是一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欲就德国表现主义对郭沫若的影响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的社会历史观述评

以拉美特利、狄德罗、爱尔维修及霍尔巴赫为代表的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的社会历史观,既是自然科学与人类思想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历史演化的结果。对于它的哲学成就,不能只从自然观方面去理解,也应从社会历史观中去理解。事实上,作为对社会历史曾发生过巨大影响的世界观理论,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哲学贡献并不限于自然观上,在社     

论郭沫若“五四”时期融化传统文化、文学的思路

本文通过阐释郭沫若“五四”时期文化、文学观念、文化思想史研究、文学创作实践的一些特点,说明他在当时对于融化传统文化、文学有价值成份问题已有自觉的理性思考。这种思考与复古派、东方文化派固守传统文化封建主义旧质的保守主义态度绝然不同,而对早期《新青年》派不无偏激的建设新文化观则是一种补充。     

从“意识形态对抗”到“文化协作”——“文化研究”的渊源及其演进轨迹

盛行于欧美的“文化研究”事实上是马克思主义有关意识形态理论的一种知识转型,其与阿尔都塞等人在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的新的历史境遇中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重新思考有着密切的深层关系。文化研究曾历经过俄苏知识分子对“民粹文化”的发掘、列宁关于“两种文化”的论断、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问题的阐发,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等一系列学说的演进过程,最终才形成了以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积极倡导为核心的“文化研究”这一全新的知识领域。文化研究倡导者的目的主要在于,走出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二元式“阶级对抗”思维模式,以工人阶级自主创造的“工业-大众文化”为基础,借助“文化协作”的政治实践来推进现代社会趋于良性的发展。     

郭沫若致田中庆太郎的书简及说明

一、内山完造与田中庆太郎 解放前,在上海生活的文化人士,大概都会记得上海有家著名的“内山书店”,是专营日本出版的各类书籍的。书店的主人内山完造系日本人,1913年因失业来沪,初以贩卖中日药品为生,1917年开始创力、内山书店。他与鲁迅、郭沫若和其他进步文化人士都有交情,对他们有过很多帮助。例如“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郭沫若逃到上海,就曾住在内山书店避难,东渡日本时,内山完造也到石马头送行;寓居日本后,每有写作寄回国内,亦常由内山先生代理。 与上海的“内山书店”相对应,日本东京也有一家专营中国古籍的著名书店“文求堂”。而且,令人惊异的是,“文求堂”的主人田中庆太郎和内山完造一样,也与我国一些著名的进步文化人士有着密切的交往。     

辛笛诗歌的意象系列及其外在美感——辛笛诗歌意象艺术谈之一

四十年代,我国诗坛上出现了一个被称为“新现代派”的诗歌流派——九叶诗派。这派诗人,“艺术上,结合我国古典诗歌和新诗的优良传统,并吸收西方现代派诗歌的某些手法,探索过自己的道路,在我国新诗的发展史上构成了有独特色彩的一章。”辛笛是其中的年长者,也是其中卓有成就,较有特色的一位。借鉴外国诗歌的表现手法,吸收外国诗歌的养分,这是中国新诗得以产生、发展的重要条件。辛笛早在中学时期,就曾翻译过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特莱尔的诗集《恶之华》片断;大学时代,“曾广泛吟味了西方诗     

潮汕话的三种特殊构形法——从方言看汉语形态的丰富性

<正> 一九五三年至五五年间,中国语言学界曾就汉语有没有词类这个问题展开过大辩论。辩论的阵营分为两派:以高名凯为首的一派主张只有狭义的形态才能分类,汉语的词尾“者”、“了”、“儿”、“头”、     

印象主义与克莱恩

印象主义与克莱恩张少扬斯托曼曾说过，“印象主义文学艺术和印象主义绘画艺术之间存在着一种甚为密切的平行关系。”［１］的确，印象主义的文学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印象主义美术艺术。１９世纪后期，法国画坛上出现了一个标新立异的画派，这就是印象主义画派。１８９...     

技法与德性：明代七子派“诗文如何书写”探研

明代七子派在谈诗论文中重点关注了诗文如何书写这一问题,从李梦阳“尺尺寸寸”、何景明“舍筏登岸”到李攀龙“拟议以成其变化”、王世贞“文至临摹则丑矣”,七子派的诗文复古经历了由“拟议”到“新创”的不断修正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关诗文书写的起点是拟议还是新创的论争尤为激烈,成为明清诸诗文流派讨论的焦点。七子派成员从不同层面给予不同阐发,甚至追随七子派的陈子龙、沈德潜以及桐城派对这一问题也予以重点关注。围绕这一问题七子派与其他诗文流派在模拟与新创、有法与无法、直径与曲径等问题上有过论争,公安派又在此基础上将诗文书写由注重技术技巧的技法问题转化为宣泄情感情绪的情感问题,沈德潜等又将之提升为人格修养的德性问题。     

阐释学视野中的"湖畔派"爱情诗

“湖畔派”爱情诗曾经引起过激烈的论战。受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限制,当时的诗歌阐释者主要看到了其与西方诗歌的密切联系,而忽略了其与古典诗歌传统之间的渊源关系。另外,更多关注诗歌的“道德”价值和对古典诗歌传统的叛逆,这也是“五四”先驱者爱情诗阐释的显著特色。     

得失之间的“戏”——郭沫若历史剧戏剧本体的再探讨

一在80年代初中期,郭沫若历史剧研究曾是郭沫若研究中成就最为辉煌的一个部门。此后,这一部门很少再有突破性的成果出现。相比之下,这些年来郭沫若诗歌研究没有“原地踏步”。在这个领域从学术观点到研究视角的不断刷新,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研究者向郭沫若诗歌本体的不断延伸。当看到郭沫若诗歌研究已在较深的层次上走进“诗”的时候,郭沫若史剧研究者们是否意识到我们已有的辉煌多是“外围作战”的成绩,     

仪式:郭沫若的“精神基因”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评价褒贬反差最大的文化名人之一.目前郭沫若研究中最迫切的课题是探索郭沫若文艺创作和精神历程的深层本质,还原郭沫若“人格现象”背后的内在原因,从而达到对郭沫若的整体认识.仪式是纵贯郭沫若文艺创作与精神历程的一个关键词.从早期新诗创作到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剧创作,仪式始终作为郭沫若的“精神基因”而存在.仪式赋予了郭沫若“别有天地非人间”的天才灵感,形成了郭沫若独特的创造性思维方式,也导致了郭沫若创造力的最终衰退.从仪式角度考察郭沫若的文艺创作与精神历程,有助于揭示郭沫若的文化人格,使郭沫若研究尽快走出众声喧哗的混乱局面.     

郭沫若前期文艺观历史流变考论

郭沫若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阐发关于文艺作品“无目的性”与“功利性”问题的辨析,一直到20年代中期,这个问题都以文艺作品的“无目的性”和“社会使命”观念交替转换的形式表现出来。郭沫若当时在这一观念阐发上的不断“自我相违”与“左右摇摆”,并非仅源于其思想观念或者心态的复杂性,而是与其在不同环境中身份的转变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1925年以后,因无产阶级运动的蓬勃发展和个人思想的明确坚定,郭沫若便彻底“摇”到文学要承担“社会使命”的一端,再也没“摆”回文学的“无目的性”那一端。但在全面抗战历史阶段,郭沫若对文艺的“功利性”又赋予了不同的内涵。总的来看,郭沫若前期文艺现折射出他在不同历史境遇中“诗人”与“政治家”身份的“变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