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谈》副刊的文学角色初探

中国报刊史的研究者和新文学运动的老前辈们,提及三十年代初(1932年底—1935年)上海《申报》革新后的副刊《自由谈》,对其中小品文、杂感文异常活跃的局面,以及这个局面怎样使中国杂文走上一个新台阶,怎样与新文学运动发展有着联系时,都持肯定意见。的确,由于三十年代初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化围剿”白色恐怖,“左联”进步刊物大部被封,那时的《自由谈》便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作家呼吁抗日救国,抨击国民党对日屈     

《伪自由书》琐记

《伪自由书》是鲁迅先生的第七部杂文集,共收杂文43篇(其中9篇由瞿秋白执笔),系1933年1月至5月间作。这些杂文中绝大多数都在上海《申报》的副刊《自由谈》上发表过。1933年10月由青光书局用北新书局的名义出版。《自由谈》名曰“自由”,实际上鲁迅先生并不能自由地在这个园地上“驰骋”,“自由”“不过是一句反话”。(《伪自由书·前记》)所以当他编集时便以“伪自由”作书名,强烈地讽刺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所谓“言论自由”的虚伪性。在当时日益严重的压迫下,这些杂文是怎样写作、发表的?这本集子又是怎样出版的?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些探索。并钩稽文章中的一些有关史料。     

鲁迅与唐弢

唐弢与鲁迅先生相识的媒介是《申报》副刊《自由谈》。《自由谈》在三十年代初的文坛上影响是很大的。它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真是绚丽多采,五光十色,相当热闹,相当活泼。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每天一篇属于议论性的杂感文章。它的撰稿人很广泛,真可谓是老、中、青三结合。其中主要的“台柱”是鲁迅和茅盾。他们一个用“何家幹”、“丁萌”、“干”、“游光”等笔名,一个用“玄”、“珠”、“郎损”,“仲方”等笔名每隔两三天写一篇,起到了擎旗引路的作用。一些老作家如叶圣陶、陈望道、夏丏尊等纷纷响应,一些左翼青年作家如艾芜、叶紫、何谷天、草明、彭家煌等也纷纷撰稿。当时才二十岁的唐弢也是《自由谈》的主要撰稿人。由于这个关系“不久便认识也在《自由谈》写稿的鲁迅,得到向他请教相学习的机会。”(《中国现代作家传略·唐弢自传》)     

读《伪自由书·后记》

一九三三年的一月到五月间,鲁迅适应现实的阶级斗争的需求,以他“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的杂文,在《申报》的付刊《自由谈》上,和敌人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斗争。《伪自由书》便是这次光辉的战斗的结集。鲁迅说:“所谓‘自由谈’,其实是不自由的”,“‘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伪自由书·前记》)。这些杂文,在当时“文禁如毛,缇骑遍野”的白色恐怖下,只能是“带了锁链的跳舞”。“伪自由书”的命题,便是对国民党反动派辛辣的讽刺。附在《伪自由书》出版时的《后记》,并没有另外发表,但《伪自由书》发行后,     

孤岛时期的《申报·自由谈》编辑思想研究

《申报》副刊《自由谈》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报纸副刊革新的一个典范和旗帜。孤岛时期,王任叔主编时期《自由谈》实现了以“不违背民族国家的利益”宣传抗战救国;胡山源主编时期《自由谈》在贯彻抗战精神上有明确的意识,在传播风格上具有温和性;黄嘉音主编时期《自由谈》转向关注“社会与人生”,提供知识与趣味。     

放火者的厄运——读鲁迅的杂文《火》及其他

三十年代是革命与反革命进行殊死斗争的重要年代。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对独夫民贼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围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英勇斗争。在《火》、《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第一部分《关于中国的火》等杂文中,鲁迅愤怒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放火烧杀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滔天罪行,痛斥蒋介石是凶恶的“火神”,是“随意放火的莫明其妙的东西”。王张江姚“四人帮”正是蒋介     

鲁迅与广东新文学运动的历史评价

鲁迅自1927年南下广州之后,对广东新文学运动反复进行“五四”思想启蒙工作,是广东新文学运动的播火者和拓荒者。30年代以后,广东文学的繁荣与鲁迅精神的影响是有密切关系的。其影响巨大是同那时广东的历史条件、文学要求和鲁迅本人的精神、思想相联系的。     

鲁迅批评的“国民性”“弱点”种种

一鲁迅在“五四”启蒙运动中间,集中地批评了“国民性”中的不少“坏根性”(《两地书·八》),这种批评是他终其一生都在进行的。他在30年代回亿(《阿Q正传》的创作时,依旧十分肯定写作动机“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伪自由书·再谈保留》)。他于逝世前不久,“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     

《申报·自由谈》与三十年代上海都市文化——以1932-1935年间的《自由谈》为中心

二十世纪30年代,《申报·自由谈》编辑黎烈文,团结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以《自由谈》为阵地,引导广大市民关注社会事件,开展社会批评,拓展世界眼光,研究社会问题,倾注人文关怀,多方位构建上海现代都市文化,体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和文化精英特质。     

“娜拉走后怎样”：论张爱玲以小说创作对鲁迅思想的延展

1923年,鲁迅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其后两年,他又以小说《伤逝》形象地展现出觉醒的女性在出走后遭遇的不幸命运。《娜拉走后怎样》与《伤逝》深刻地揭示出个体解放并不等同于个体自由的获得。鲁迅关于“娜拉走后怎样”的思考受到了张爱玲的关注与赞同。在《沉香屑第一炉香》、《茉莉香片》、《五四遗事——罗文涛三美团圆》等小说中,张爱玲延续并拓展了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思想。对“娜拉走后怎样”的思索也成为了张爱玲小说中一以贯之的重要主题之一。     

郁达夫的纪游诗

郁达夫,浙江富阳人,“创造社”的重要作家.三十年代初,他在上海参加“左联”,与鲁迅等合编文艺刊物,受到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监视,安全受到威胁,被迫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携眷回杭暂避,住在今天大学路浙江图书馆附近的场官弄约两年光景.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后,郁达夫读到鲁迅写给他夫人王映霞的诗.这诗就是后来编入鲁迅《集外集》的《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当时他虽在杭州,但仍对上海文化战     

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第一篇杂文——《王道诗话》

鲁迅和瞿秋白在三十年代初期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的共同战斗中,不仅并肩作战,而且还互相交换意见,由瞿秋白执笔,合作写过《王道诗话》等十二篇杂文。这些杂文是秋白同志在鲁迅家中避难或住在鲁迅家邻近时所作,其中包括了鲁迅的某些观点,并经鲁迅修改,请人誊抄后,署上鲁迅的笔名,投寄《申报·自由谈》、《申报月刊》发表。鲁迅为充分发挥这些杂文的战斗作用,将它们收入自己的杂文集中。收入《伪自由书》中的有《王道诗话》、     

简论意识流小说

意识流是继象征主义之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一个重要的现代派文学流派,流行于本世纪20至40年代,遍及欧美各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许多现代派文学流派影响颇大。我国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直至当代,亦程度不同的受其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本世纪20年代《创造社》领袖郭沫若的小说《残春》,即是中国现代意识流小说的滥觞;到20年代末和30年代中期《现代》主将施蛰存、穆时英等对意识流小说创作路子加以拓宽;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一些中、青年作家又加以发展,创作了不少当代意识流或具有意识流倾向的小说。笔者试就意识流的文学…     

跟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读鲁迅《习惯与改革》

三十年代初,鲁迅在与形形色色的鬼魅魍魉的激烈斗争中,以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邃洞察力,深切地感到:“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在国民党“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的白色恐怖中,公开地称赞对旧习惯势力“有独到见解”的列宁同志为“真     

读鲁迅《秋夜有感》——兼与几位同志商榷

如何理解鲁迅《秋夜有感》一诗,曾经引起过讨论。主要分歧是,《秋夜有感》的内容和张梓生及其主编的《申报·自由谈》是否有关。张恩和同志《风雨鸡鸣斗志弥坚——对鲁迅诗<秋夜有感>的理解》①一文,持“有关”说。陈瘦竹同志不同意张的“有关”说,认为在联系当时形势时,“过于狭隘,因而难免牵强附会”②。严迪昌同志虽然也认为张的一些论点“欠市慎,与史实不符”,但却支持张的“有关”说,认为“鲁迅与张梓生及其接编《自由谈》的关系恰恰     

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和其他欧洲国家文学的翻译和介绍

一五四运动是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如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发生的。它具有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它宣告了中国旧民主主义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当时的文艺界展开了一场新与旧的尖锐斗争,产生了一些思想性强、艺术性也高的,能结合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文艺作品,如鲁迅的《呐喊》和郭沫若的《女神》就是新文学运动最早的成果,文学革命的实绩。和创作一样,当时的翻译事业也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局面。译品的数量增多了,质量有显著的提高。在这以前,市场上充斥着所谓“言情”、“侦探”、“义侠”等供有闲阶级消遣的翻译小说,如今代之而起的是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尤其是优秀的俄罗斯     

场域限制下的机智言说——鲁迅“自由谈”杂文成功原因探析

作为"自由撰稿人"作家,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深受文学生产场域和政治权力场域的制约。但鲁迅并非被动接受这些场域关系的限制,而是积极主动地应对它们,为自己的卖文为生和无畏抗争争取最大的言说空间。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大量杂文,就是他积极应对场域限制的产物。主动适应报纸的风格和版面需要,自觉调整杂文的内容与风格,并在政府当局的文网之下机智言说,让鲁迅的"自由谈"杂文深受读者欢迎,引领一时文风,在为鲁迅赢得了高额稿费的同时,也让其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得到了广泛而有效的宣扬。     

关于《谈金圣叹》的写作背景

鲁迅《谈金圣叹》一文写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发表于同年七月《文学》创刊号,后由作者编入《南腔北调集》.这时期的阶级斗争形势,总的说来,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一方面是反革命的"围剿",一方面是革命的深入.从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二日到一九三三年二月,毛主席领导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农村革命进一步深入.在国民党统治区,蒋介石加紧反革命文化"围剿":查禁进步书刊;封闭进步书店;逮捕,杀害进步文化工作者.但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化工作者,坚持斗争,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使文化革命进一步深入.     

读鲁迅的《谈金圣叹》

鲁迅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写的《谈金圣叹》一文中,对金圣叹“截去《水浒》的后小半”,非常不满,尖锐地指出了他腰斩《水浒》的反动阶级立场和恶劣作风,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咒骂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是“流寇”“盗贼”、对其疯狂围剿屠杀的反动本质及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压榨人民的滔天罪行,号召人民起来革命。今天,我们学习这篇文章,对于研究《水浒》这部反面教材很有益处。在这篇文章中,鲁迅首先指出了金圣叹的反动立场和恶劣文风。金圣叹,原名若采,后更名人瑞,字圣叹。生于明万历三十六年(即公元1608年),死于清顺治十八年(即公元1661年),世居苏州憩桥巷。他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里,从     

自由意志与自由境界——论鲁迅前期小说中的自然

《狂人日记》、《长明灯》与《社戏》、《故乡》都存在着社会和自然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自然是人的自由意志与自由境界的隐喻。鲁迅以自然表达对人性自由的渴望,是由鲁迅对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刻认识和自然价值观念本身决定的。自由意志是西方文化的范畴,自由境界是中国文化的范畴,这两者的结合,体现出鲁迅“致人性于全”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