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司法保障

在环境保护领域,我国一直实行行政处罚为主、司法保护为辅的制度。但仅靠行政手段制裁环境违法行为,暴露出了诸多不足,以司法手段介入加强环境保护迫在眉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切实有效地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环境司法保障,本文认为可以从提高司法惩治打击力度、开展环境公益诉讼并充分发挥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作用、加强法制建设、推动国家和地方的环境立法、通过行政执法与环境司法的接轨几个方面解决环境司法问题,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     

行政法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适用困境及完善建议

行政机关对外作出生效的行政行为使行政相对人对其产生了信任与依赖，进而即会以此行政行为作为依据开展相关社会活动。鉴于此，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被确立，它对行政主体撤销权、废止权等行政权的行使形成了约束与制约。以此为出发点深入研析行政法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适用状况及困境，基于立法、司法、执法三个维度提出建议。在立法层面，指出要在宪法中对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予以确立、对公共利益的概念内涵进行明确界定；在司法层面，应适当拓宽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适用范围、司法机关应统一信赖利益保护的司法审查标准；在执法层面，应提高行政人员对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重视性、建立信赖利益保护相关的责任追究机制、健全行政撤销机制等。     

行政信赖保护原则司法适用研究

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体现为《行政许可法》第8条和第69条,自2000年在行政许可法中确立,该原则不断完善并广泛应用于司法实践,在限制公权力上有着显著效果。但是作为在20世纪初逐步在我国行政法领域兴起的原则,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司法运用中都需要完善和进步。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对司法实践中信赖保护原则在适用框架上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的冲突问题以及该原则的适用缺乏程序性保护等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     

论强化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制的几个着力点

我国现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制存在着司法主导作用不突出、与行政保护关系不顺、对侵权阻遏作用不强、司法能力不够、实施效果较差、涉外侵权规范缺失等问题。完善中国特色知识产权保护体制的主要着力点包括突出司法保护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主导作用、提高司法保护救济措施的震慑和教育作用、提高司法能力以及完善多国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管辖与法律适用原则等方面。     

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的弱者利益保护

国际私法中的弱者利益保护原则是指在制定、运用和解释国际私法时,应侧重保护在国际民商事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或者不利地位的当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顺应国际私法发展的趋势,在条文中凸显了对弱者利益加强保护的理念,但在内涵、外延、保护方法以及与其他原则、规则的关系等方面仍存在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风险预防原则在防灾减灾领域的适用

起源于德国环境法的风险预防原则已广泛适用于全球环境保护,成为国际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随着灾害多发以及人们对灾害问题日益重视,风险预防原则向防灾减灾领域渗透发展。由于灾害风险管理与人权保护、环境保护等问题交叉渗透、密切相关,风险预防原则向防灾减灾领域发展一方面使该原则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使其法律地位进一步强化,成为一项正在形成的习惯国际法规则。将审慎对待灾害风险作为一项国家义务,对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无论是从履行国际义务还是从维护国家利益考虑,中国都须未雨绸缪,在综合性的灾害防治立法中确立风险预防原则并推进其适用。     

刑民协调视野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之实践路径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法治保护,在司法层面展现出刑民交错问题。民事诉讼领域存在管辖异议、举证责任与因果关系判断难、公益诉讼涉及环境修复费用的争议以及行政处罚是否为前置条件等问题。刑事诉讼领域主要存在污染环境中非法采砂行为的认定困难、行政行为介入情况下的罪责认定以及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选择等问题。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法治保护可以融入黄河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的历史底蕴,彰显主体生态美学观。在刑民协调视域下,对绿色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予以规范阐释,倡导多元化生态环境责任承担方式,助推涉案企业环境合规,以能动司法积极服务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     

论司法的利益平衡功能

我国长期忽视司法的利益平衡功能,但司法对利益关系的平衡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在法律困境存在的条件下,司法平衡利益关系必须遵循司法克制原则、说理公开与统一原则、符合正义原则。司法应该考虑“民间法”、社会效果、政治等因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妥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     

行政许可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

信赖保护原则是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的运用 ,构成了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行政许可法》首次将该原则具体适用于我国行政许可领域 ,并确定了该原则的适用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即存在信赖基础、具备信赖行为 ,且信赖值得保护。在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 ,对该原则的适用还必须在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与撤销、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所欲维护的公共利益间进行客观的利益权衡。这是适用信赖保护原则的核心和关键之所在。     

论儿童最大利益原则适用的误区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已成为世界各国婚姻家庭立法中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之一.目前,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主张在我国的婚姻法立法中明确规定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将其作为处理婚姻家庭问题的指导性原则,以确保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的实现.然而由于子女利益的高度模糊性致使儿童最大利益难以界定,在司法实践操作中存在困难.基于学界对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婚姻家庭领域适用上存在的认识误区,分析误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亲情权利与儿童最大利益相整合,使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更具操作性.     

新媒体时代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新媒体时代的隐私权呈现出客体范围扩大、经济价值增强、虚拟性凸显等新的特征。新媒体传播容易引发隐私信息被不当披露的问题,这给隐私权保护带来了挑战。我国民事、行政、刑事法律在隐私权保护方面发挥着一定效用,同时存在诸多问题,如隐私权的含义不明确,侵犯隐私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不合理,隐私权受侵犯的救济途径有限等。为了适应新媒体时代加强隐私权保护的现实需要,我国要完善相关立法,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隐私权保护的范畴,对侵犯隐私权的违法行为确立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和惩罚性赔偿原则,对处理侵犯隐私权的民事案件设置司法行政机关协助调查等救济措施。     

中国产业部门的能源消费与污染排放

有学者指出,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环境问题已经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尤其是雾霾天气的频繁发生,使人们对环境质量的渴求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这种急迫不亚于对改革的期盼。正是基于这种紧迫性,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事实上,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相辅相成的,离开经济发展抓环境保护是"缘木求鱼",一味保护而没有发展,保护最终将无从着力;脱离环境保护的经济发展则是"竭泽而渔",一味发展而没有保护,发展最终将无从立足。而通过改革现存的部分环境制度,积极应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新常态,并将环境保护与经济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行为联系起来,是可以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共生发展的。本期组织的由郭国庆等学者撰写的文章正是围绕着上述问题展开分析和讨论的。     

信息化能否降低环境污染?

有学者指出,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环境问题已经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尤其是雾霾天气的频繁发生,使人们对环境质量的渴求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这种急迫不亚于对改革的期盼。正是基于这种紧迫性,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事实上,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相辅相成的,离开经济发展抓环境保护是"缘木求鱼",一味保护而没有发展,保护最终将无从着力;脱离环境保护的经济发展则是"竭泽而渔",一味发展而没有保护,发展最终将无从立足。而通过改革现存的部分环境制度,积极应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新常态,并将环境保护与经济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行为联系起来,是可以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共生发展的。本期组织的由郭国庆等学者撰写的文章正是围绕着上述问题展开分析和讨论的。     

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研究

有学者指出,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环境问题已经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尤其是雾霾天气的频繁发生,使人们对环境质量的渴求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这种急迫不亚于对改革的期盼。正是基于这种紧迫性,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事实上,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相辅相成的,离开经济发展抓环境保护是"缘木求鱼",一味保护而没有发展,保护最终将无从着力;脱离环境保护的经济发展则是"竭泽而渔",一味发展而没有保护,发展最终将无从立足。而通过改革现存的部分环境制度,积极应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新常态,并将环境保护与经济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行为联系起来,是可以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共生发展的。本期组织的由郭国庆等学者撰写的文章正是围绕着上述问题展开分析和讨论的。     

环境容量管控的实现路径

有学者指出,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环境问题已经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尤其是雾霾天气的频繁发生,使人们对环境质量的渴求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这种急迫不亚于对改革的期盼。正是基于这种紧迫性,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事实上,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相辅相成的,离开经济发展抓环境保护是"缘木求鱼",一味保护而没有发展,保护最终将无从着力;脱离环境保护的经济发展则是"竭泽而渔",一味发展而没有保护,发展最终将无从立足。而通过改革现存的部分环境制度,积极应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新常态,并将环境保护与经济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行为联系起来,是可以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共生发展的。本期组织的由郭国庆等学者撰写的文章正是围绕着上述问题展开分析和讨论的。     

技术中立原则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领域的适用

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正深刻地影响着信息的传播方式,相伴而来的大量版权侵权行为往往披着“技术中立”的外衣更具迷惑性.对比技术中立原则的域外立法实践,我国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领域适用技术中立原则存在着诸多局限,如认定侵权标准单一、帮助侵权的责任未细分、替代责任未规定、利益与负担不均衡等问题.应当明确技术中立原则适用的指导思想,不断完善侵权责任认定规则,平衡因网络技术发展而引发的互联网领域的利益冲突.     

非典型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模式研究

在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问题上,不宜构造出一个潜在地包含所有类型的人格利益的一元人格权.这种模式忽视了人格利益的特性,损害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来自德国民法的一般人格权理论,无法与中国民法理论和制度衔接,并且自身也存在过度限制法律对非典型人格利益保护手段的缺陷,不值得借鉴.比较合适中国的做法是确立人格保护的法律原则,当存在人格法益保护漏洞的时候,诉诸这一原则来实现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     

网络司法信息公开的“双刃性”与实施向度

互联网时代对司法信息公开透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法院系统积极应时而动,搭建了数个网络司法信息公开平台,产生了诸多的司法信息公开新形态,如庭审网络直播、裁判文书上网、审判流程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新形态的司法信息公开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推进司法民主、提升司法公信力及促进法治宣传,但同时也存在泄露个人隐私、放大诉讼瑕疵引发舆情效应、增加诉讼成本等“双刃性”问题。因此,要完善网络司法信息公开的立法,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明确网络司法公开的标准,重视个人隐私保护,建立司法信息公开的异议申请和反馈机制,做好舆情应对工作,并平衡司法机关经费预算。     

论塑造罪刑法定的刑事司法品格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经历了长期而又艰难的考验与争论后,在中国立法史上取得的阶段性胜利。然而,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最终实现却依赖其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适用。目前,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司法适用中还存在着种种缺憾,为了克服罪刑法定司法化的障碍,其理想设计即是规则与解释和裁量的平衡适用。塑造其坚持在罪刑法定原则实际代价中的人权保障与罪刑法定原则框架下的社会保护相统一的刑事司法品格,从而树立起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法治领域内的权威,使其名符其实地成为刑事法律中的帝王规则。     

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的价值及运用路径——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323个典型案例为分析对象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是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具体措施。从民事、刑事、行政、环境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五种案件类型，可分析我国环境立法历程、法律适用情况、环境司法专业化等问题；从保护对象不同分为整体性领域和重点性领域，可分析我国环境司法保护成果、环境保护意识、新兴领域法治等问题。典型案例具有展示公正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促进民主立法、增强立法科学性，倡导全民守法、实现守法有序，传播中国话语、提升国际影响力等价值。完善典型案例在环境法治中的运用路径，应通过及时向指导性案例转化统一法律适用，充分总结立法经验促进环境法律体系完善，深化审判实务研究助力法学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