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区三社联动强化基层社会管理

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在社区，创新社会管理的基础在社区。近年来，南京市玄武区以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人才队伍建设为“三大着力点”，改革创新体制机制，通过创新“三社联动”工作机制，尝试形成社区、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之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加快形成政府与社会之间互联、互动、互补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推进基层社会管理的探索实践，实现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社区公共安全体制创新:从分割管理到整合治理--以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一块三统"的整合治理模式为例

解决城市治安问题、创建良好社会秩序是居民最迫切的需要,是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动因和主要内容,也是检验社区自治和政府管理成效的主要标准.目前居住型社区(即以居住小区和家属区为主所构成的社区)普遍采用"一区一警"制以及警察与社区合作的防控机制是一项成功的探索.但商居混合型社区(即以市场小区和居住小区混合构成的社区)往往具有社会结构复杂化、行政执法主体多元化、公共资源多样化的特征,与居住型社区相比,商居混合型社区公共安全治理的难度大,各种社会治安事件频繁,社会治安隐患多,影响公共安全的不确定性多,简单照搬"一区一警"制和警察与社区合作的防控机制难以奏效,需要进行新的探索.     

政策网络:社区业主自治的制度分析

政策网络视角分析社区业主自治,充分主张政府之外社区业主的其它资源、能力和作用,利用多元的社会资源共同治理社区,以避免社区业主自治过程中因政府失灵而忽视社会治理的情形。政策网络作为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它既是描述了业主自治主体间的关系方式和实现形式,也是社区业主自治和社区发展中化解各种危机的新工具。以下将从政策网络的主体资源、结构和功能方面分析社区业主自治模式转型的路径选择。     

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区治理问题分析——以东营市永安镇HF社区营造项目为例

"三社联动"、"四社联动"正在中国城乡社区如火如荼地推开,其中专业社工机构是不可或缺的参与主体,也是社区治理的支撑力量。结合山东省东营市HF社区营造项目实例,本文立足政府主管部门、社区居委会和社工机构的不同角色,分析专业社工机构参与社区治理中的典型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措施。     

北京市社区建设中的制度创新

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目标是民主自治 ,北京市在社区实践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 ,具体包括资源获得机制、社区参与机制、社区工作机制、社区意识的整合机制、社区控制与监督机制和社区激励机制等。此外 ,为更好实现民主自治 ,还需要考虑到每个社区的实际情况 ,避免社区建设落入“模式化”的陷阱 ,理顺政府与居委会的关系 ,重视社区领导的素质与社区工作成效的关系等等     

“阳光”起航

2009年2月20日，广州市越秀区阳光社会工作站在建设街二马路社区挂牌成立，迈出政府和民间共创社区工作新格局——购买专业服务、引入专业社工、提升社区自治模式的第一步。建设街阳光社会工作站在2月8日就已招聘了4名社会工作本科以上的专业社工。并于2月10日开始正式上岗，提供专业服务。     

发达国家城市社区管理的特点及启示

发达国家城市社区管理的共同特点是政府重视、自治体制、人本管理、居民参与和管理者多元化。发达国家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对我国社区管理具有借鉴意义,我国城市社区管理应该符合社区管理的一般规律,实现城市社区管理的观念转化、管理转化、经营转化、体制转化。     

政府公共职能社会化与社区自治组织创新

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一环,在于推进政府公共职能社会化,合理定位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在承接政府公共职能社会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但目前社区自治组织相对来说还处在被动和尴尬地位,解决政府公共职能社会化问题,减轻社区自治组织角色之间的张力,在于创新社区自治组织职能与机制.     

村庄合并后农村社区自治的挑战与对策——基于Q市村庄合并后的G社区的调查

农村社区自治是现阶段我国大规模村庄合并后出现的新的治理方式。它超越了地域边界为基础的村治模式,是以社区居民生活为基础形成的全体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自治模式。在治理方式转变过程中,产生了社区性质职能定位、民主选举、社区自组织发展、资产合并等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如何应对村庄合并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变"村民自治"为真正的"社区自治",对适应农村社会变迁、探索农村社会自治实现形式、推动农村社会治理有重要的意义。     

城市社会管理网格化模式的定位及其未来

作为新时期中国城市社会治理的一种创新方法,网格化管理在推进过程中存在着运行成本过高、持久性不强、弱化社区自治、网格泛化等风险。有鉴于此,我们应努力处理好网格化管理体系构建过程中"行政性"和"社会性"的关系,寻找"政府治理"与"社区自治"之间有效的联结点。     

"小说"与"杂家"

本文将"小说"放置在传统目录学文类系统发展过程中,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了"小说"与"杂家"之间的种种联系、区分及其流变,力求回归"小说"文类原有的文化语境来把握其非叙事类作品的文类规定性.     

"散文化"与"自然主义"——论陶渊明诗歌的审美特征

陶渊明诗把"时序感"种植到田园之中,超脱了政治、历史,自然主义为其基本主题.自然就是自己生存的家园,他与田园为邻,从事劳作,饮酒赋诗.陶公作诗执持一种"欲辨已忘言"的玄学态度和"但使愿无违"的个体追求.既无须在诗中汲汲于抒情,也不必刻意表现自我,且不再调用"比兴"来高扬道德人格.陶诗对自然和人生取珍视当下、目前的观法,是庄子的逍遥哲学和玄学的独化、顺化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正是此一观法,要求把自然和人生视同一篇自然主义散文.散文化已然成为他的基本世界观及生活态度,它表现为一种平等的对话,陶诗描写邻居饮酒过从,体现了自然和知音之双重关系,而其诗中大量出现的群鸟日常生活意象即此关系之镜相.     

“麟”之别证——兼谈“二南”诗的地域

《诗经·周南·麟之趾》中的“麟” ,应是《山海经》中的怪兽“犭婴如” ,其生活时代久远 ,活动范围在陕南秦巴山林中 ,类似长颈鹿。从历史地理角度进行考察 ,“二南”诗的地域应在汉水中上游地区。     

"全球化"与"东突"、"藏独"之动向

受经济全球化、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浪潮国际性互动影响,民族分裂型和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在我国西部边疆地区时隐时显。受猖獗一时的“东突”势力暂时进入战略蛰伏期;“藏独”势力暴力恐怖倾向凸显。     

"气"与艺术的"空白"经营

艺术讲究"气韵"、"气脉"、"气骨"、"气象",讲究"风气"、"意气"、"神气"、"逸气"。并将"气"纳入艺术美学范畴,成为艺术评论的一个重要标准。其中艺术的中"气"与"空白"经营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长期的艺术设计与创造的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存在于这些特质材料之间及其周围的"空白"也在积极参与着艺术创造,而且发挥着奇特的作用。艺术设计中的一、"透风漏目"的虚实处理、"借景移光"的整体留白、"烘云托月"的蓄势铺垫、"取法自然"的借景抒情等都是这种空白运用。     

"积极自由"与"自由个性"——柏林对马克思"自由"概念的误读

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是扬弃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自由个性"。由于柏林不懂得,马克思是从否定的方面去理解物化的现实的,并且强调的是"抽象的自由"和"现实的自由"之分,从而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误解为"积极自由"。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澄清柏林对马克思的误解,科学地阐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兼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学要回答"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这两个范畴,对把握"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的问题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就是"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的理论表述形态.考察西方社会学发展史上形形色色的具体理论,归纳起来可以看作,一是人文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社会行为"决定"制度文化"的研究范式;二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制度文化"决定"社会行为"的研究范式.因此可以说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史,就是关于"社会行为和制度文化相互关系"的两种不同研究范式的学说史.另外,从范畴的学科属性看,"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是社会哲学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范畴在社会科学层次上的具体表达,它属于社会科学层次的范畴.将"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定义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解决我国社会学对象研究中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们的以下问题"社会学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同一性"问题,"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在研究角度上的关系"问题,"研究对象和范畴体系的内在联系"问题,"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的问题,以及"西方理论和本土理论的关系"问题.     

从"军队人"到"社会人"--对长沙市337名转业军官职业角色转换情况的调查

我国每年有一大批转业军官(包括文职干部)退出现役,回归地方就业。退出现役的军官回归地方后,必须经过一个由职业角色转换的过程。那么,转业军官是如何完成这一角色转换过程的呢?他们的职业角色转换的情况如何?他们在职业角色转换过程中有哪些困难?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在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的支持下,采取分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于2002年4月至7月对1996年至2000年转业到长沙市及驻长沙的省直单位的转业军官进行了调查,共发放调     

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

霍布斯给了我们一个政治的"利维坦",外在的、反自然的国家权力,于是在洛克那里就有了作为"利维坦"的对立面的社会;到康德,再讨论社会的"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认为生活在一个"伦理共同体"中是人类的特殊义务,或者说只有人类才可能生活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之中,但这种关系又应该以健全的政治秩序为前提.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国家(政治)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认为就世界范围里的现代性而言,"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化形式综合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征,并进而取代了政治与伦理,使得人们更愿意以放弃公民的政治身份与伦理义务为代价而扮演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组织成员"的角色;而这一点,至少有助于我们对什么才是当今的"中国模式"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