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冲突和纠葛——建国后郭沫若的身份困惑

建国后,担负政治要职的郭沫若在文学的道路上越走越窄,他的功利化、工具化的艺术主张也越来越趋向极端,这种在文学创作中高度体现政治第一、政治正确的政治性要求,导致了一种歌颂光明、拒绝灰色、反对悲剧的“欢乐颂”式的文学观。然而,郭沫若文学家的精神气质,又使得他内心渴求“本真”,厌恶“虚伪”,于是在私人世界里,郭沫若显得焦躁、懊恼和痛苦不堪。郭沫若的公众形象与私下形象的巨大反差正是政治家与文学家两种不同身份冲突的表现,而建国后的他正身陷在这政治与文学的漩涡中无法自救。     

郭沫若思想转向之逻辑辨

［摘要］郭沫若从个性主义文学阵营转向革命浪漫主义的“革命文学”阵营，有其逻辑的必然性。导致其思想发生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传统文化观念、浪漫主义与表现主义精神和“新国家主义”意识以及马列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郭沫若由不自觉到自觉，由渐变到遽变，由服膺到信仰，最终转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参与者。     

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论

文章结合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实践，分别从史与剧，历史与现实，史剧人物论，史剧结构、情节、冲突，史剧语言等方面探析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观，指出：“失事求似”，以艺术为主，以科学为辅是郭沫若处理史与剧关系的原则；强调史剧家的责任在于发展历史的精神是郭沫若历史悲剧理论系统的创造性部分；史剧人物“合理的发展”论是郭沫若在史剧人物论方面的贡献。     

甘于清贫，甘于寂寞，甘于枯坐冷板凳——我的学术之路

作者介绍了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一些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并着重讲述《郭沫若的文学道路》成书的经过及其在郭沫若文学研究领域的业绩与治学经验,尤其提出了治学者应具备的“甘于清贫,甘于寂寞,甘于枯坐冷板凳”的精神品质。     

论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

郭沫若是“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重要代表。本文在较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上,着重从郭沫若所提出的“艺术是我的表现”、文艺是“天才的自然流露”“没有所谓目的”、形式上应该“绝端自由,绝端自主”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他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的复杂内涵和特色,并揭示了郭氏浪漫主义文学观形成的原因。     

论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

郭沫若是“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重要代表。本文在较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上,着重从郭沫若所提出的“艺术是我的表现”、文艺是“天才的自然流露”“没有所谓目的”、形式上应该“绝端自由,绝端自主”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他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的复杂内涵和特色,并揭示了郭氏浪漫主义文学观形成的原因。     

关于郭沫若与现代文学的思考

郭沫若在我国文化运动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已经得到充分的肯定和正确的评价。但是郭沫若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似乎研究和评价还不够。对此,学术界应引起足够的重视,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作出全面而正确的评价。众所周知,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新青年》是提倡写实主义文学的,在这个倡导之下,出现了“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但这些文学,并非只是现实主义的。况且,新文学初期是需要大声“呐喊”的,因而也就更需要那种蔑视传     

难以应答的神性呼唤——创造社对基督教的误读

“五四”先驱于世纪之交大规模遭遇了基督教。创造社（特指前期），无论是郭沫若以基督精神为内核的”泛神论”还是郁达夫的罪恶与忏悔情结，成为当时较为真实而全面记录“五四”文学与基督教碰撞融汇的见证人。由于多方面原因，其又成为对基督教无可避免的误读形式的实践者     

论郭沫若的历史小说

本文以郭沫若的历史小说集《豕蹄》为主要依据,着重分析了郭沫若在历史小说创作中所体现的“人民本位”的指导思想,历史批判的精神,借古鉴今的战斗特色和抒情风格,以及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作者认为,这些特征都反映了郭沫若进步的、革命的历史观和文学观,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美学意义。     

郭沫若对庄子美学的新开拓

沫若以泛神论及“艺术精神”对庄子思想的言说开启了庄子美学的新识度，将庄子美学由潜在的研究引出了地表。泛神论与庄子思想的融汇使郭沫若在庄子这里发现了“洞辟一切的光辉”，扩张的自我是郭沫若赋予庄子的新意义；将庄子思想与“艺术精神”联系起来是郭沫若独具一格的创造，虽是星星之火，但对20世纪庄子美学的发展来说，实有燎原之势。     

生命宇宙化和郭沫若早期创作

中西文化中的生命宇宙观深刻影响了郭沫若的文学审美建构。郭沫若认为生命与文学同样归属于一个具有本体性质的＂Energy＂,即宇宙意志。郭沫若笔下个体生命与宇宙的关系无非两种：一是用宇宙的无限来充实和扩张个体生命;二是个体生命向宇宙与永恒的融入。在郭沫若早期创作中,生命宇宙化是生命本体的＂主观的燃烧＂,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命的呐喊,彰显了个体生命超越现实、超越自我、超越时空的精神。     

论中国现代文学翻译

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释译的发展状况。１．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文学社团，像新青年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未名社、“左联”等，都积极组织译介了大量的外国文学理论及文学作品。２．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中国著名现代文学家都亲自参与文学翻译活动，文学翻译活动是中国现代翻译活动的主动。     

郭沫若早期历史剧情绪表现的艺术世界

郭沫若早期诗学观中,文学的本质是“诗”,也就是“有节奏的情绪表现”,这对于理解他早期的历史剧来说,这是根本起点。本文正是试图在这样一个起点上对郭沫若早期的历史剧做一个全面的理解和诠释,以“情绪”的表现为目的来解析历史剧的题材、情节、人物和结构,以图对郭沫若的早期史剧做出较为切合艺术自律的分析。     

仪式:郭沫若的“精神基因”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评价褒贬反差最大的文化名人之一.目前郭沫若研究中最迫切的课题是探索郭沫若文艺创作和精神历程的深层本质,还原郭沫若“人格现象”背后的内在原因,从而达到对郭沫若的整体认识.仪式是纵贯郭沫若文艺创作与精神历程的一个关键词.从早期新诗创作到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剧创作,仪式始终作为郭沫若的“精神基因”而存在.仪式赋予了郭沫若“别有天地非人间”的天才灵感,形成了郭沫若独特的创造性思维方式,也导致了郭沫若创造力的最终衰退.从仪式角度考察郭沫若的文艺创作与精神历程,有助于揭示郭沫若的文化人格,使郭沫若研究尽快走出众声喧哗的混乱局面.     

荒诞派戏剧的深层特质探析

荒诞派戏剧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流派，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一种无视任何既定规范的极度自由的“破坏性”文学，是某种意义上的“反文学”。     

论王尔德的现代意识

王尔德是英国文学史上的怪才之一。他是英国传统文学向现代派文学过渡时期的转折性人物。虽然，他算不上是地地道道的现代派作家，但是作为“唯美主义”艺术的代表，他的思想和创作已初露现代意识的端倪。本文旨在剖析其美学思想及创作中的现代意识，以期从全新的角度重新认识和评价王尔德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笔者认为，王尔德的反传统精神唤起了20世纪的反传统意识。他强调艺术的新、奇、美，在形式上打破陈规旧俗，另辟蹊径，这为现代派文学开辟了道路。在创作中王尔德精辟剖析了现代人的内心世界，把艺术表现范围从外部物质世界扩展到内部精神世界，这为现代派文学打开了另一种视野。由于王尔德独具慧眼，看到了那个时代艺术家所未曾意识到的艺术前景，因此，他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最具现代意识的作家。     

苦闷彷徨中的探索——郭沫若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初夏文艺思想浅析

郭沫若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初夏的文艺思想,在郭沫若研究中是一个还需重新认识、评价的重大问题。过去的一些评论文章,在谈及他这时期的文艺思想时,虽在某个问题上也不乏独到中肯的见解,但却有一个通病,即对他这时期的文艺思想的复杂性认识不够,往往是蜻蜒点水,较少细致,全面的分析和评价。在论证某个问题时,往往忘记时间界限,把他前期或以后对某个问题的看法掺杂在这一时期中,甚至认为:这个时期的郭沫若,“思想上出现了一个低潮时期”,但他的文学活动却“集中地体现了他的以文学向社会挑战的战斗精神”。类似的论断,不仅是矛盾的,而且与史实也是有出入的。我认为,正确地评价一位伟大的作家,既要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也要对作家     

郭沫若与德国表现主义

现代派文学是继批判现实主义之后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又一浪潮,它在我国“五四”运动前后正冲刷着整个欧美文坛。“系统就是相互作用的诸要素的复合体”作为本世纪初世界文学这一动态大系统中一个要素的“五四”新文学,必然要受到这一系统中其它要素的作用,郭沫若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号手,更是首当其冲。所以,现代派文学对郭沫若的影响是一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欲就德国表现主义对郭沫若的影响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郭沫若：建国后儿童文学的护航人——以“十七年”期间《人民日报》为参照

《人民日报》作为建国后最具权威的机关报，集中性地传达中国政府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而作为文化界领袖的郭沫若却在此时期此报刊上频繁强化“儿童文学”，这一现象的背后所隐藏的不仅仅是郭沫若借重《人民日报》所具有的官方舆论媒介价值来履行自我职责，更潜藏着郭沫若充分尊重儿童这一群体，并通过提倡“儿童本位”的文学创作观念警示文艺工作者要随时注意内在修养，进而试图借力使力地通过《人民日报》向高层权威传递他本人对当下体制和世风的理性反思和敏锐警觉。由此，透过儿童文学护航人这一角色，郭沫若被学界定位成“侍臣文学领头人”的论断将有待商榷。     

《神话的世界》：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的一面镜子

《神话的世界》,作为郭沫若唯一一篇以神话与文学关系为中心话题的文艺论文,其特殊性和典型性不言而喻。它既是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诗人正面探讨神话与文学关系的重要文献。结合郭沫若同时期各类创作的实际,进入《神话的世界》,在神话的概念,科学与神话、民俗的关系,异域神话资源整合等有价值的命题上均显示了郭沫若不拘泥、不困囿的开放心态。对《神话的世界》进行整体研究成为考察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中,有关神话思维与诗性特质关系问题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