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阐明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揭示了“两个结合”的深刻内涵，强调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原则。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本刊特邀5位专家参与专题笔谈，从不同视角对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进行解读和论述。其中，杨须爱教授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中华民族政治传统与实践、中国通用文字、中华典籍等四方面最能体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郝亚明教授认为“创新性”是理解中华文明历史延续的密码，是理解中华文明当代复兴的钥匙，是理解中华文明未来走向的指针；严庆教授认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决定了中国人追求团结内聚的信念、捍卫国家统一的气节，也内在地决定了各民族与国家共命运的选择；青觉教授认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突出表现为接纳多元与尊重差异、开放对话与交流互鉴、多元融合与求同存异的核心原则，汇集于“文明以止”的信念；马忠才教授认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缘于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兼爱非攻”的优良传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底色。     

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探索与贡献

毛泽东是探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先驱。在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把握文明发展的规律和要求,沿着“民众大联合——建设中华民族的新国家——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进程,为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形态做出了不懈努力。在“第二个结合”的理论逻辑中,毛泽东积极探寻中华传统文明的现代转型道路,既主张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又强调以坚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在世界文明的发展脉络中,毛泽东以文明互鉴的理性观念观照世界文明,并基于民族本位汲取世界文明成果,有力地推进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有机融合。     

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和平理念及其当代价值

与崇尚武力,奉行“丛林规则”的西方文明不同,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讲“和平”、“和为贵”,奉行与人为善、以邻为伴,以理服人,以德化人。深入开掘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和平资源,对维护世界和平,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构建和谐世界和“和而不同”、多元共存的全球文明新秩序,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动力系统与"边缘活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里少数民族文明跟汉族文明之间，存在着共生性、互化性和内在的有机性，共同构成一个互动互化的动力学的系统。中原文明领先发展，它所产生的凝聚力、辐射力，加上少数民族的“边缘的活力”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使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把握这种“内聚外活”的文化力学结构，才能梳理出中华文明及其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构成了文明形态变革的内在动力。资本逻辑的文明形态将民族国家形塑为现代化主体力量,创造出空前的物质力量与人类的“世界历史”,却因“物的依赖关系”无法形成“真正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本质上是要超越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性之困,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能跳过或取消中华民族的政治社会建设阶段,要从中华文明大一统历史观、共同历史记忆、共有精神家园谱系中寻找建设新文明形态的资源,从中华文明可长可久之道、比较发展优势以及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模式中确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并以新文明执政党品格、新文明知识体系、社会主义文明之治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自觉。     

中华民族“凝聚力”考古学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其不断裂的表现，是这一文明的祖先还是中华大地上“百万年人类史”与“一万年文化史”的缔造者。“中华文明史”的实质是中国的国家历史。以考古学、历史学、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族群，得出几乎一致的科学结论，它们有着基本共同或相近的“遗传基因”、共同的“祖源”。在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中，不论是什么时代(王朝),也不论是中华大地什么地方的族群或人群管理中华国家，都坚持“中”与“中和”的国家“大一统”理念，从“三皇五帝”到历代中华不同族群建立的不同王朝，都维系着“中华统绪”,这是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华大地的多民族共同体对中华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认同、对中华民族及其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回顾古代世界的两河流域文明、埃及古文明、印度古文明与中华文明“四大文明”,加之美洲的玛雅文明与印加文明，除中华文明之外，至迟在公元6世纪或“大航海时代”之后，其他文明均已“断裂”,而只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之所以这样，乃是源于中华文明一代又一代传承着从“家国一体”到“家国同构”至“国家认同”的“中”与“中和”这一“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     

和平性——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正>“和平性”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绝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1]中华民族是追求“和平”的民族，中华文明是崇尚“和平”的文明。     

孙中山的文明观

孙中山早年游学欧美,于中学亦颇有心得,从而形成独特的文明观。孙中山的进化思想体系并不是单线的,而是多线循环并进的。这是他文明观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他对物质文明和心性(精神)文明的区分。这种文明的二分法往往与东方和西方的对立联系在一起。近百年来,中国不仅在物质文明方面远远落后于欧洲,而且现实道德水准、政治情形也落后于欧美文明国家。孙中山将中国文明不进步的原因归结于“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学说的错误,为了再造中华文明,就必须打破这一成说,建立“知难行易”说。“知难行易”是孙中山再造中华文明的总方针,在具体方法上,则不外乎恢复旧有的中华文明传统和吸取先进的西洋文明的长处两条途径。     

新时代中华文化感召力:概念阐释、研究回顾与价值重构

当前，中华文明研究重点在于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从而在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世界格局中确立中华文明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并将其作为我国在国际社会事务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国际主张的精神源流与重要根基。中华文明在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不断融合的过程中经历了创新型发展，展现出中华文化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进而引领新形态的人类文明发展。在对中华文明正本溯源之后，需要将中华文明不断革新的“故事”和“声音”在国际舞台上有效地传播出去，以德服人，以文化人，以此改变西方文明世界对中华文明的误读、偏见与打压，提升中华文化感召力，从而推动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环地中海与环太平洋:古代世界的两种文明形态

上个世纪的中华文明研究,总体上是在西方文明理论框架下进行,因而有许多误解。中国百年考古发掘研究与西方两百年考古发掘研究证明,中华文明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在起源、形态、特质等方面均有许多不同之处;而且,中华文明还代表了整个环太平洋古代文明的形态特征,古希腊文明则代表了整个环地中海古代诸文明的形态特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坚持“两个相结合”,深入研究中华文明形态特征,不仅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有力理论支撑,还可以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中国文明形态模式与中国智慧方案,意义重大。     

从文化重心到人文圣地——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历史地位的演变

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在周秦两汉时期是中华文明的“重心”所在:为孔子及儒家思想的形成发展、诸子百家之学的兴起、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及汉代经学的繁荣做出了独特贡献;汉代以后两千余年,齐鲁文化以“圣地”的文化气象,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维护国家统一的精神支柱、历代中国人向往的精神家园以及传统道德文明的示范之乡,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精神的传承.     

中华文明的根基

中华文明的特点是“三个唯一”:第一代文明中唯一存留下来延续至今的,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唯一没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文明中唯一具有世界性的;崛起于周原的周人或周族,是中华文明根基的奠基者;周人提出的天下、中国、天命、革命等一系列概念或观念,为中华文明奠定了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立序、以乐致和的文明范式;中国当前的转型从根本上是文化或文明层面的转型,是建立符合中国国情,既能延续中华传统文化又适合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体系.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型塑历程具象

中华文明自萌芽初期具“满天星斗”表征,渐趋多元一体特征。据古代多语种文献所记载之地理时空维度观古代“中国”与中华文明型塑历程,中原王朝统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系列措施,古代“中国”渐成各民族文化融合、幅员辽阔的文明古国。周代以降,文献所载地理时空概念的“中国”,有“中国”“中原”“四海”“九州”“十二州”“五服”“王畿”之称,随地域版图不断扩张,族群文化多样性特征较为显著。另外,从族群、族属、族类等以自然人或族群为基准的各民族有“华夏”和“四夷”之称。兼容并蓄、博大深邃的中华文明型塑历程,是中国古代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往互鉴史实具象的共同历史记忆与表象。多元一体、包罗万象的中华文明在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的同时,也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坚定文化自信提供有益启发。     

论黄河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兼谈夏王朝建立的契因

“文明起源”应包括民族融合、文化交汇以及帝国的建立诸要素。中华文明起源分二步走:首先是局部文明的同步发展,其特征犹如满天星斗;油于黄河流域的地理、土壤、农业等因素,使这一区域具备了成为文明进程中心的可能性,“洪水逆境”的挑战,加速了黄河流域的社会发展,最后打破平衡,取得文明进程中的核心地位,这一阶段的文明发展呈现出“众星捧月”的特征。中华文明的进程足以表明,夏王朝建立的原因,还要从借理的迫切需要上进行考察。治理黄河的过程,引起了对社会管理的需要,从而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国家,“阶级斗争说”不能包括国家起源因素的全部内容。     

论中华文明的历史统一性

中华文明的历史统一性是中华文明与全球其他文明在文明发展的比较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最为显著的特色。这种历史统一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以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有效管辖为政治基础;以广阔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为物质基础;以儒学为核心的儒法道释多元一体的文化为思想保障;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统一共存的中华民族为文明载体。科学把握中华文明这一文明特质,对于正确认识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黄河文化主脉说——论中华文明奠基期的黄河文化

黄河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的漫长历史时期,以中、下游文化的深度交流和融合为主体,汇聚了长江及各区类文化的先进因素,从而形成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主脉。黄河文化孕育、培植了三代文明,三代文化以“礼制”为主脉,融合发展,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了深厚基础;三代时期形成的制度体系和思想理念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和主干,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与魂。     

“中华文明中轴带”提出的逻辑依据及建设目标和路径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对于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布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建设“中华文明中轴带”,使之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文化地标、乡村振兴的新引擎、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从地理、历史、文化、生态、发展五个维度提出了建设“中华文明中轴带”的逻辑依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目标和任务,具体包括建设中华文明和历史文化传承保护带、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创新样板、中华民族精神传承的新文化空间和中华文明黄金旅游带等。建设“中华文明中轴带”的主要路径包括加强顶层设计、全面布局重大文化工程、坚持系统治理和创新思维、打造红色教育和青少年研学实践平台、系统规划和营销中华文明基金旅游带等 。     

论中华文明的思想精华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创造了丰富的文明成果和智慧结晶,其中对宇宙、天下、社会、人生有着深邃的哲学思考和系统探索,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为挖掘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和文明底蕴,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历史自信和文明依托,探索中华文明的思想精华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结合。研究认为,中华文明以“天人合一”、生生不息、和谐共生为核心内涵的宇宙观,以天下为公、讲信修睦、亲仁善邻为核心内涵的天下观,以民为邦本、革故鼎新、任人唯贤为核心内涵的社会观和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政以德为核心内涵的道德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全球观、社会观和道德观有着高度的思想契合。     

新时代文明进步方向与行动文化选择

在新的历史方位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以及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新时代文明指明了进步方向,明确了行动文化。全面理解新时代文明的进步方向,需要深入研究文明与文化动力关系,其中动力源泉在于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和文明形态的演进,而推动文明进步的总体性逻辑则在于以中华文明为基础的文明交流互鉴。在此基础上,新时代文明进步的时空跨越和行动文化方向选择,应以中国实践来打破“西方中心论”,在继承与开拓中实现文明元素跨越。同时,以新发展理念、“五位一体”构想和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性为指导,把握文明进步方向的总体性逻辑,并在行动中体现文化选择,为全球文明倡议谱写了新时代的新篇章。     

法家思想对中华文明的作用

文明是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积极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开化状态的标志。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是多层次多方面的,但归根到底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在中华文明发展的长河中的多层次多动力因素中,思想理论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实践”,理论指导实践,推动社会变革、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是起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