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呈现与集体主义缺失--现代企业制度效率问题的社会学观察

在社会学看来,企业是一种规范个体行动的集体制度,它试图在企业成员的个体主义行动 的基础上,实现企业的“集体”目标,因而实际上存在着个体行动与集体目标之间的矛盾。尽管作为经济 学理论关注对象的正式组织试图通过各种规章制度把个体目标下的个体行动汇聚到集体目标之下,但个体 目标与集体目标并不必然相同。这就可能致使个体的自主性遭到压制而降低了企业的效率。而现代企业制 度恰恰缺失集体主义情景,致使员工的个体目标与企业的集体目标相异,既无法使个体行动成为集体性的 个体行动,更无法降低对个体行动的压制而充分发挥个体的自主性。从而,尽管经济学理论认为现代企业 制度能够安排出生产的高效,但在社会学视野下“现代企业制度”却暴露出自身的效率困境,以及困境根 源———集体主义的缺失。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何以共存？——基于川西S村的调查与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要渠道。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和解有利于培育村社成员的集体精神、增强对集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并凝聚发展共识,从而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已有研究强调,市场力量的逐步深入淡化了传统农村社区中的集体主义,瓦解了过去守望相助的共同体生活,原子化、理性化与个体化日益发展为现代社会的主流。而村社理性提供了一种有别于个体行动逻辑的行为方式。通过对川西S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尽管受市场经济下个体理性的渗透与浸染,村社成员之间的合作能力仍然得到了有效维系。其关键原因在于村社成员日常生活中的“强互动性”能够较好地保持集体团结,提升了个体成员对村社集体的依赖性,同时保证了村庄公共规则不被破坏。另外,返乡精英能够承接各项资源推动村庄发展,并且通过榜样示范的方式弥合迈向断裂的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促进了村庄集体观念的持续发育。只有确保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动态统一,才能不断激活村社成员的内生发展动力,为推动实现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坚实基础。     

国有企业代理人行为的特殊性及治理路径

一、国有企业代理人行为的特殊性 委托代理关系是委托人授权代理人在一定范围内以自己的名义从事相应活动、处理有关事物而形成的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权能与收益分享关系.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根据获得的信息来奖惩代理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也就是说,委托人的任务是选择最优合同来激励代理人采取实现委托人目标函数的行动.在任何的激励合同下,代理人总是选择是自己的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行动,也就是说,委托人希望代理人采取的行动需要通过代理人效用的最大化来实现.所以,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企业制度中,委托人通过采取年薪制、股权制、期权制等方式激励代理人努力为企业工作,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所以,经理人员从激励合同中获得的收益要大于其从事不道德行为获得的意外收益,从而在代理人的道德风险被识别的概率较小的情况下,代理人也不会为得到较小的意外收益而采取违背委托人目标的行动,因为,这对他来讲是得不偿失的.     

理念—行为—绩效:一个分析框架——兼对山东青州南张楼村的案例分析

从个体和集体两个层面构建了理念影响行动进而影响绩效的分析框架,指出个体理念无论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都会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个体绩效和集体绩效,个体理念通过政治机制加总形成集体理念也会对集体绩效产生影响。理念所产生的绩效会对其接受和传播起重要作用。山东青州南张楼村通过以"城乡等值化"为核心理念的巴伐利亚试验推动了村庄的发展和就地城镇化或村镇化的实现。南张楼村的巴伐利亚试验有四个方面的理念影响了村干部和村民的行为,包括城乡等值化、认真制定并严格执行规划、较真精神、环境保护。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不可能让所有农村居民都进入城镇,"城乡等值化"既是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城乡一体化发展和统筹发展所追求的目标,也应当作为一种理念指导政策制定,从而在不可能彻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条件下实现"城乡等值化"发展。同时,"理念—行为—绩效"的分析框架既可以用于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理念下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也为未来中国落后地区的发展指出了一条道路,即通过学习等实现理念更新。     

从标准绩效到独异绩效——绩效社会的治理转型及挑战

现代社会是一个绩效社会,无论是个体价值的实现还是社会价值的分配,都是通过一个复杂的绩效管理体系完成的。在理想状态下,绩效管理对个体的劳动产出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得组织可以在个体间进行价值上的比较,并通过标准化的绩效比较和分配来促进个体价值与组织价值的统一。进而,绩效管理促进了社会层面上的正义分配。随着劳动形态的变化与竞争关系的复杂化,标准绩效开始向独异绩效转型。独异绩效破坏了绩效管理发挥其合理功能的基础,它既造成了组织内部的失衡,也造成了当代政府价值的迁移。如何回应独异绩效在组织和国家层面对于分配公平的挑战,使得当代绩效管理能够重新成为一种兼顾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的管理体系,就成为当代公共管理实践与研究的共同挑战。     

俄罗斯私有化改革的制度环境与转轨经济中的企业绩效

本文在概述俄罗斯大私有化如何展开的基础上 ,对私有化之后企业的产权结构和企业绩效进行了深入剖析 ,指出企业为内部人控制以及所有者不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是与俄罗斯特定的制度环境密切相关的。俄罗斯在对企业进行私有化的过程中 ,忽视了相关制度环境的完善与建设。本文的分析表明企业绩效的提高并不单纯地取决于产权改革 ,产权改革必须与制度环境的建设相结合才能建立起现代公司治理结构。     

建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治理制度的新型理论范式

坚持党的领导是解决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抑制国有资产流失、建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壮大国有资本的重要法宝。既有研究成果对于中国特色现代企业治理制度创新这一重大问题,尚缺乏基于连续性实践创新的机制性阐释与理论性建构。基于组织变革理论,通过深度案例研究,对党的领导嵌入国有集团公司治理架构与过程的创新实践及其绩效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国有企业的发展性质与发展质量双重动力驱动下,党的领导以制度性嵌入、结构性嵌入、过程性嵌入与文化性嵌入的方式,以及党建入章与前置程序、完善领导体制与组织体系建设、融入生产经营管理过程、引领企业文化建设等途径,实现了国有企业经济绩效、政治绩效与社会绩效多元并举的目标。在案例分析基础上,立基动力、制度、结构、过程、文化与绩效六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现代企业治理制度的新型理论范式建构问题进行本土化理论创新,这对于摆脱西方现代企业治理理论的窠臼,推动国有企业治理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集体主义的公正内涵论析

传统话语所诠释的集体主义一定程度上存在公正价值缺失的状况,需要根据时代与现实的发展要求将公正的价值内涵注入到集体主义的价值诉求之中。集体主义的公正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基于权利平等的完全公正、基于分配正义的比例公正、基于共同富裕的均衡公正。当前,我们应当通过推进真实集体的制度化建设、保障并落实个人正当的权利与利益、构建有利于实现集体主义公正内涵的保障机制等途径积极实践集体主义的公正内涵。     

经济学方法论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及其超越

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集体主义的分歧源于社会理论中的能动性与结构问题。方法论个体主义体现了一个极端,即强调行为主体而不是社会结构,是一种试图仅用个体相关的方式处理社会结构、制度和其他总体现象的方式。方法论集体主义体现了另一个极端,强调整体结构而不是个体,认为所有个体倾向或行为能够也应当从社会的、结构的、文化的或者制度的现象中得到解释。这两个极端都有其缺陷:个体主义否定结构影响,不承认多层次系统中存在着不同的"质"层级,集体主义对改变个体的过程和机制也未给予充分的关注。而对这两者的超越与综合则包括了结构化理论、批判实在论、凡勃伦制度主义、奥地利传统的互动主义以及基于现代系统论的系统主义等。结构化理论和批判实在论试图从实体层次上分离能动性与结构,凡勃伦制度主义和互动主义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能动性与结构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系统主义则采用系统论的思考方式,强调不同层级和不同网络中的循环因果关系。     

企业文化与国有企业改革目标的实现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方法和管理科学，能够以有效和独特的作用，促进和推动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从而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提供充分的精神准备。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发展现代企业制度所需要的企业文化。一、倡导和培育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企业价值观；二、实现“人本管理”；三、倡导和坚持企业的集体主义精神；四、构塑企业形象     

批评的转型:从文学批评到文化批评

随着社会时代的飞速发展,当下文学批评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开始了大规模的转移,文学批评已经不再停留在文学文本的研究,而是转向政治、经济、社会的宏观研究,文化批评逐步取代了文学批评。这种转型是多种合力的结果,表现了新语境下的一种历史的必然。     

从理性批判、实践批判到文化批判--兼谈马克思实践批判观的当代发展问题

批判是人类主体性认识的起点与发展的动力。哲学批判在经历了从理性批判到实践批判 ,再到文化批判的历程后 ,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批判在批判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文化批判是对以往批判的抽象性的扬弃 ,是实现批判之实践性的途径。     

乾嘉考据学与清代戏曲批评

考据学者与戏曲批评者的双向交流,是清代乾嘉考据学影响清代戏曲批评的重要原因。乾嘉考据学著述疑经辨伪、独抒己见、旁征博引、无征不信、以史为据、实事求是等特点,在清代戏曲批评中烙有深刻印记。但两者毕竟都还不能摆脱儒家教化观念、伦理思想的束缚,如果仅强调其桎梏关系,不免偏颇。     

论作为知识分子批评的文化批评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经历了80年代的后政向批评(包括反思批评、审美批评、新启蒙批评等),90年代的“饭碗”批评(包括学科批评、市场或媒体批评等),世纪之交的文化批评(主要呈现为大众审美的消费文化批评,且仍在与文学自律的努力处于论争中)。这一简略回眸显现出知识分子批评在这一过程中的显隐曲线和某种被遮蔽状态:80年代走向活跃;90年代基本边缘;而世纪之交则不在人们关于当代文化批评讨论的视界中。然而事实上,国际性的当代文化批评思潮提供了一种非常的可能,知识分子批评,或曰作为知识分子批评的文化批评乃是当代文学批评的十分重要的进路之一。     

批评的开放与开放的批评--论当代批评建构的文化之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式批评与文化批评日益呈现出“合流”的趋势,构成了一种意在通过形式分析达到文化探视的“形式/文化学批评”。文化批评的兴起有其深广的社会语境与学术渊源。当代文学批评存在于一个变化与开放的世界中,为了适应和理解这种变化与开放,批评必然要从内部和外部寻求突破。在内部,批评的形式研究和内容研究、结构考察和文化分析形成了整合倾向。在外部,批评在努力突破自身的学科疆界和知识域限,通过学科与文化的双重跨越,谋求自身外延的扩张。跨学科、跨文化批评之路的选择,跟批评家对文学现代性及批评现代性的思考密切相关。     

从哲学现代性批判到经济学现代性批判——马克思的现代性话语

哲学现代性批判就是对以理性主体原则为基础的近代哲学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之根本状况是作为人类活动的历史形式和异化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代性批判应当从哲学现代性批判转向经济学现代性批判,这才是真正的实践批判和历史批判。     

文学批评的伦理转向:文学伦理学批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开始向伦理面转向,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明确的批评方法在学术界全面复兴.从文学批评的本质、后现代语境和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内动力三方面因素来论述文学批评伦理转向的必然性以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重要意义.文学批评的伦理转向是文学批评理论螺旋式上升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     

尼采对现代性道德的批判及其意义

尼采对现代性道德的批判,主要是立足于人的生命的原本活力及其能达的美好境界这一生存价值论维度,揭示其倡导舒适平庸而贬抑个性创新。尼采认为,现代社会的舒适功利主义、均质平等主义、低俗利他主义、抽象的普遍主义等道德观念的错误在于：盲目人的生命丰富性和超越性,消解人的独立而充盈的个性,损害卓越个体的达成和社会整体的发展,否定感性生命世界的原创性和多样性。尼采的批判开启了后世对大众精神深入的哲学文化学探究,拒斥了将人的价值完全客体化的现代规训主义,提升了人们对道德价值合理性的辨析判断能力,维护了个性化创新和超越的价值和意义。尼采的局限在于离开人的社会生产性和交互主体性来理解现代性道德,没有发现其历史合理性。     

金圣叹点评《西厢记》中的意象批评法

考察金圣叹点评《西厢记》中的意象话语,可以将其界定为"意象批评法"。而根据其所运用的意象内容,可以总结出四类意象批评方式,即:以客观物质譬喻、以事件行为譬喻、以具体话语譬喻以及金圣叹本人固定化的意象批评术语。相较于传统意象批评,金圣叹的意象批评法具有两个方面的优点:一是以其"极微"视角对批评对象的深入体悟而使批评语言更为精准贴切;二是所选取的意象承载的理论内涵有所丰富,使意象保持审美性的同时提升了其理论品质。     

批评的艺术

在教师的教育工作中 ,恰当的批评可以激励人、教育人 ,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批评的结果与预期的目的不相符。其原因是批评的方式、方面不恰当 ,从而引起被批评者的逆反心理。如果批评中注意批评内容与批评过程两个方面就能形成正确有效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