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陵萧氏宗教信仰转变与时代变迁互动关系初探

兰陵萧氏是中国中古时期显赫的士大夫家族,历经梁、陈、隋、唐400余年,且始终活跃在这个时期上层社会的舞台上。文章对兰陵萧氏家族信仰的形成及变迁做初步探讨,力图揭示以兰陵萧氏为代表的中古士大代夫家族信仰的变迁与中国中古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变动之间的互动关系。     

《惠源比丘尼志铭》所反映的唐代萧氏家族崇佛问题

兰陵萧氏一直是中古史研究关注的重点,而其宗教信仰则是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因萧氏家族从最盛之南梁到唐之际,几代成员都虔诚信仰佛教,且热衷于佛教事务;唐朝时期,萧氏家族依然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有难以计数的子孙历任诸多重要官职,甚至官居宰辅,而至唐朝他们的思想信仰是继往传承还是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也是我们了解萧氏甚至中古名门望族的佛教信仰及其原因的重要方面。此方载于《金石萃编》的比丘尼墓志,正是萧氏家族崇佛的一个例证,使我们研究萧氏家族的思想信仰有据可循。通过对志铭中的家族世系、宗教信仰、济度寺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发现在唐代佛教文化的大环境下,兰陵萧氏特别是萧一族仍然崇信佛教,却又与以往有所差别。     

兰陵萧氏早期之世系及其门第之兴起考论

《南齐书》、《梁书》所载兰陵萧氏早期谱系不尽可信,主要是齐、梁间为提升其家族门第而伪造。兰陵萧氏在东晋南迁后,属于“北人次等士族”,表现出尚武的特征,被高门士族鄙视为寒门。刘宋兴起,由于其家族与刘氏皇族联姻,地位不断上升,齐、梁建国,其家族精英迅速士大夫化,其门第有所改变,隋唐时期,萧氏成为江左侨姓士族的代表。     

让历史说话——兰陵辨析

南兰陵兰陵县,就是史书上所载的武进县,兰陵县即武进.兰陵(武进)为齐梁开国者萧道成和萧衍的祖居地,万绥是其故里.文章依据大量历史文献,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证明了南兰陵就是武进,武进是萧齐、萧梁的"桑梓本土"、"王业所基",从而否定了"丹阳是南兰陵、兰陵"的说法.     

日本产地表示的商标法制度

有关商品或服务来源的产地表示,日本与国际条约保持一致,在各类法律中使用不同的名称和规定,在商标法中采用＂产地表示＂这一术语。日本商标法对产地表示作为商标注册主要作了限制性规定,即产地仅用一般使用的方法表示、著名的地理名称、容易使消费者产生误解的地名等不能注册。例外的情况有,产地表示由于使用而获得显著性区别的、作为地域团体商标的,可以注册并取得保护。     

关于“金瓶梅”作者问题的重新思考

＂金瓶梅＂作者为何署名为＂兰陵笑笑生＂？本文从作品所反映的方言、阅历、生活环境、文化氛围、创作时间、笔力及＂金瓶梅＂稿本的流传经过等方面考证，认为＂金瓶梅＂的作者应为明＂后七子＂领袖李攀龙。     

论蔡松年对陶渊明的接受——以“酒”意象为角度

陶渊明诗文与酒关系密切,史籍里记载了大量陶渊明和酒的故事。陶渊明也是第一个写作饮酒诗题材的诗人,从而进一步拉近了诗人和酒的关系。蔡松年将陶渊明作为异代知音,对陶渊明诗歌的意象做了全面接受,其中＂酒＂在蔡松年诗词中共出现了70次,足见其对＂酒＂意象的喜爱。在蔡松年看来,酒能助豪情,酒能浇忧愁,酒能寄闲情,酒与酬唱宴饮紧密相连。     

古今酒名命名方式刍议

酒的命名既有种类上的差别，也有时间上的差别，有以产地、原料、时间、味道等为酒命名的；也有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为酒命名的。酒命名使用的辞格有比喻、代称、借代、夸张等。     

日本社会的酒文化原点及其社会功效

酒是人类创造的一种文化产物,酒在日本产生以来,历经了从＂神酒＂到＂天皇之酒＂的演变过程,如今的日本,酒已经进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日本社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酒文化模式及其社交礼仪,酒文化更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传统的日本文化中有其独特的地位。本文通过追溯日本社会中酒的产生与酒文化的发展历史,探求其文...     

以书下酒

＂《离骚》少所喜,年来久未温。姑作下酒物,绝胜肴馔陈。愈读饮愈豪,酒尽杯空存。＂这首诗是称赞北宋诗人苏舜钦的。苏舜钦年轻时,到生活条件很好的舅舅家读书温习,准备考试。舅舅问他：＂夜晚读书,给你准备点什么夜宵？＂苏舜钦说：＂给我准备一斗酒就好。＂一斗酒按当时的计量单位算就是十斛,不是个小数。舅舅问：＂一晚上你喝得了这么多吗？＂苏舜钦说：＂读书无酒,好像吃菜无味,有酒才会读得好。＂     

斩不断的历史情结——电影《兰陵王》中的乐舞溯源

文章以电影《兰陵王》的舞蹈产生背景为论据,进而对《兰陵王入阵乐》的舞蹈进行溯源,借以论述《兰陵王入阵乐》所具有的与原始乐舞不可分割的集中特点。影片以＂面具＂为焦点将一个遥远的传说变化和发展。既迎合了现代人的电影审美情趣,又夸张地刻画了兰陵王传说的精髓＂面具＂。     

有关炎、黄二帝的若干史实考

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由于年代久远,文献缺略,所以有关他们的传说或后世的记载,有很多失真的地方.经过考证,认为黄帝的生地应在今陕西凤翔县境,炎帝的生地应在今陕西岐山县境,或在今陕西宝鸡市境.至于黄帝的葬地,汉代的记载本来是很清楚的,就是在上郡阳周县的桥山,即今陕西子长县西北的大梁山.但随着后代阳周县名的迁徙,黄帝陵所在的桥山也不断被搬家.直到唐朝才把甘肃正宁县东、与陕西黄陵县交界处的子午山当作黄帝陵所在的桥山,并把黄帝陵建在这里.炎帝墓在历史上曾一度失传,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只说是"葬长沙",并不具体.对此在宋代曾经作过一次认真的调查,终于查清炎帝陵的所在.神农氏和炎帝并非同一个氏族,现在人们往往把炎帝与神农氏合在一起,称为"炎帝神农氏",这实在是一个误解.当然这个误解也决非自今日始,至迟在东汉时就有人把神农氏与炎帝合而为一了.     

建文帝传说圈及其重庆中心论

重庆有一个密集的建文帝传说带,凑聚于沙坪坝区磁器口、渝北区、长寿区、南岸区、北碚区。中国有一个建文帝传说圈,涵盖鄂、黔、滇、桂、苏、蜀、秦、豫等省区,密集于西南和南方。渝市建文帝传说带处在中国建文帝传说圈的中心;乌江流域是连接重庆建文帝传说带与西南和南方建文帝传说圈的主要孔道。当清初他处建文帝传说诞生之际,重庆由于战乱直到清代中期人口恢复生机之后同类传说姗姗来迟。历史上有一些规律：一是群山耸峙怀抱的重庆常常是战败者的乐园,二是败北帝王多“立地成佛”。建文帝传说“核”有真实性。     

牂牁并夜郎国都及宋元置贵州政权在古代思南考

一、寻踪公元前1046年,在二千余里今名乌江古名牂牁江流域中段的古代思南,以牂牁江名建立牂牁国的七百多年后,当秦国夺取巴蜀两国而用兵牂牁国时,牂牁国易名为夜郎国投诚了秦国。接后当秦于公元前280年夺辰沅流域楚黔中时,便引起楚于公元前279年攻牂牁江流域的秦夜郎。秦统一中国后在古代思南设置夜郎郡吏。汉武帝赐夜郎王印,并在思南设立牂牁郡。二、揭示末代夜郎王兴反叛汉朝被牂牁太守陈立率部消灭后,当夜郎遗土历经唐宋两朝演变为五十个各自为政的羁縻州时,宋徽宗置"黔南路取牂牁夜郎地"战略,以合(和)而贵,集大而贵一统五十个一盘散沙的羁縻州形成"贵州"区划法定名称时,宋代在古代思南建立贵州防御使、贵州团练使、贵州经略安抚使、贵州刺史,以及元在思南设立宣慰司一统贵州版图。到了明朝,明成祖于公元1413年,以五万军队剿思南"撤司建府",将六百年以前贵州政权在思南的七部历史志书全部烧毁……     

从“轮台诏”到“盐铁会议”——以《盐铁论》观西汉中后期对匈奴政策的重大转变

从公元前89年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到公元前81年汉昭帝召开的“盐铁会议”,标志着汉武帝、汉昭帝之际对匈奴政策转变的开始,即由“武折”为主,转为“武折”与“德怀”二者相结合。这一转变自轮台诏肇始,以盐铁会议及桑弘羊被诛标志其完成,既是对前代民族政策的吸收和继承,又是汉前期处理匈奴问题的经验总结,并为后世中原王朝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重要范式。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封”——中国长城起源另说

中国长城的起源一直是学术界长期争论、悬而未决的焦点问题。对目前关于长城起源的四种主要观点：“楚方城”说、“列城”说、“城”说和“堤”说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说法虽各有见地,但亦有其片面性和局限性。纵观夏、商、周及春秋战国各历史时期,华夏大地经历了国之数量由多变寡、国之疆域由小变大的历史进程,至秦始皇灭六国才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华帝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天子自封及其赐封各诸侯国的疆域皆用土封,即在边界“沟、封树之”;秦长城可以认为是秦之北疆最大的“封”。据此,提出中国古代的“封”是长城最初形态的新观点。     

解缙谥号的赠授时间考证

关于解缙“文毅”这个谥号的赠授时间,历来说法不一,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成化说”、“万历说”二说。但是,目前各种关于解缙谥号赠授时间的说法都是有问题的。实际上,解缙“文毅”之谥号是南明弘光朝（1644—1645）追赠的。清初文人编写的《明史稿》和《明史》中均未提及解缙之谥号,解缙“文毅”谥号获得清代官方认可大抵是康熙后期以后的事情。从解缙一生行事来看,“文毅”之号,其当之无愧。     

《宋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

《宋实录》是宋代官史史料的一大总汇。它汲纳了宋朝官方从中央到地方的原始档案、初级史书《起居注》、《时政记》和二级史书《日历》等史料,进行＂编年附传＂式的编纂与改造,形成宋代最重要且篇幅巨大的官史著作,然后又为其后的宋朝《国史》、元修《宋史》、编年史、杂史等著作所采掇,成为后出宋史的史料之源。《宋实录》在宋代官史史料的流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