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夷夏观的演变及其对近代社会民族观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国家的统一与分裂状态常常是由于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引起的。因此,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均对“夷夏”民族关系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根据各自所处的时代状况与需求作出了相应的论述,由此汇成了一部源远流长的“夷夏论”史。本文着重从西周“封建”设“要服”、“荒服”;孔孟时代“尊王攘夷”和“夷夏观”;江统《徙戎论》;宋人石介《中国论》;近代社会“体用”论争与孙中山《民族主义》等几方面入手,对这一富于政治意义与学术价值的重大问题作系统性研究,这不仅对理解民族关系理论演变是十分必要的,抑或可以说对理解和处理当代民族关系也是大有裨益的。     

从多民族乐舞交流机制看春秋战国时期的夷夏观

春秋战国时期主要存在三种夷夏观：戎狄豺狼说、用夏变夷说(华夏文化优越论)、积靡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多民族乐舞交流机制体现为“共生”“会通”“象征”。“共生”是两种相互背离的乐舞传统并存,相互交流并未改变彼此乐舞的性质与审美特征;“会通”是同一乐舞文化内部异质力量与内生力量的互补;“象征”则是因政治、文化等因素而将乐舞符号化。春秋战国时期的雅俗之辨,实际上推动了乐舞的创新发展。总体观之,春秋战国时期,多民族在乐舞领域既能各有创造,形成特色;又能互动交流,相互融摄;既能吸收外来基因,又不至于丧失自我。从多民族乐舞交流机制看春秋战国时期的夷夏观,将发现其片面性。夷夏之间双向互动、四夷内部双向互动,才是民族关系的全貌。     

论何休的民族思想及其特色

东汉《公羊》学大师何体的“夷夏之辨”思想上宗孔子,下承《公羊》先师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以文明发展的程度作为区分夷夏性质的标准,既主张“严夷夏之防”,又肯定夷夏关系的可变性。他认为,若背弃仁义礼乐,丧失道德教化,“中国可退为夷狄”,而“夷狄进至于爵”,则可升华到夷夏混同、“王道大平”的“大一统”境界。这种以“进夷狄”为中心内容的民族理论,是一种具有明显平等意识,视天下为一家的进步的民族观,包含有极其丰富的时代文化意义。     

十六国北朝的正统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

<正>十六国北朝的正统建构,突破了王权在种族血统上的藩篱,推动了汉人天下中国观的第一次调整,打开了汉人接受非汉政权的突破口;他们自居“中国”,促使“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和“中华”名号将南北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凝聚在了一起;他们以实现统一作为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推动“大一统”成为各民族的共同期待;他们自认华夏,确立了以华夷观为中心的民族观,在承认夷夏之别基础上推进柔和夷夏、混同一家的民族政策,推动各民族融合成了一个全新的民族或族群。这一切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自在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先秦时期的民族思想

一提起古代的民族思想,“严华夷之辨”、“异内外”、“夷夏大防”一类歧视少数民族的言语就会闪现在人们的脑际,并且还会毫不犹豫地将它们记到孔子和孟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账上。本文认为,早在孔子以前,我国的民族思想就已产生了（我们称它为“早期的民族思想”）,孔、孟等先秦儒家的民族思想中都含有歧视“四夷”民族的内容,但其核心思想却是认为民族（夷夏）可以变化和主张用夏变夷。这是由他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天下观决定的     

先秦的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和民族思想——兼论楚人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部先秦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国上古的民族形成史。说得更加明确一点,则是夷夏形成史。 夷就是蛮、夷、戎、狄,夏就是华夏。古代的民族当然不能与近代的民族等量齐观,说它们是民族,无非因为以民族学的眼光去看,它们是互有区别的共同体。夷和夏都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形成的。中国各民族的先民,在远古的蒙昧时代里,既不叫蛮、夷、戎、狄,也不叫华夏。据神话和传说,他们叫九黎、三苗、炎帝氏、黄帝氏等等,都生息在中原或者靠近中     

廉希宪的儒学理念与夷夏民族命运共同体践行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命运共同体,在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儒家文化发挥了重大的聚合作用。廉希宪的儒家信仰与其“夷夏民族命运共同体”践行紧密相联,这种践行一方面与廉希宪坚定的孔孟信仰和推崇复三代之治的儒学理想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又与元儒的道统思想紧密相联,特别是与许衡、郝经等基于儒家道统思想倡导的“用贤图治”“敬天勤民”“行道济时”,以及“以身任道”“康济斯民”等夷夏民族命运共同体思想范畴紧密切合。同时,应该指出,廉希宪这种践行方式与元代高昌世族内迁,接受中原儒学息息相关。由于儒家文化影响的深入,大量的高昌世族纷纷与汉地各族通婚,并形成了一个个“夷夏命运共同体家庭组合”,这可能是影响廉希宪以儒学践行夷夏民族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因。     

清代“滇夷图”溯源——国家博物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傅斯年图书馆所藏“夷人图”关系考释

古代图像史料的挖掘和整理是历史学、民族学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滇苗图说》、台北傅斯年图书馆所藏《滇夷图说》是国内外影响较大的民族图册，近年不断被研究者关注和引用，这两种图册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滇中百蛮图》有密切关系。本文考释了三种“夷人图”的绘制年代，绘制背景，发现它们均源自清初编绘的《百蛮图稿》,该图稿是清代最早的“夷人图”,对认识云南众多“夷人图”的源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还订正了《滇苗图说》《滇中百蛮图》图册装裱过程中图说错贴问题，为西南边疆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较为准确的古代民族图像信息。     

中国古代舆图上的“天下观”与“华夷秩序”——以传世宋代舆图为考察重点

古之舆图,并非一些看似简单的线条、符号的拼缀,而是时人表述其所认知的政治空间、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一种最直接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对世界地理空间的认知中,由“华”与“夷”构成的“天下”作为最大的空间单位,它在地图上主要以“禹迹”图和“华夷”图两个主要的系列传承发展,平面展开则以华夏核心区域为中心而逐渐延展,凸显的是以“天朝上国”为中心的天下.相对于中心的四夷部分,其范围是模糊而不确定的,它可以到人们认识或想象的边缘地带.地图绘制中详近略远、重中心轻边缘,或者对未知地域空而不绘的处理方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古代地图的绘制还是以客观认知的地理范围为基础由近及远不断延展,但对“华夏”之外“四夷”部分的处理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略论中国古代的"天下"、"国家"和"中国"观

中国古代先民心目中包含“中国”和蛮、夷、戎、狄五方之民在内的“天下”具有某些现代国家的 属性。“中国”一词之“中”,并非源自地域位置,而是源自“以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在春秋大一统学说中,“中国”和“天下”终究是要合一的。     

汉晋时期南中夷、越辨析

南中是汉晋时期西南夷地区一个特定地理区域,大体以今云南为中心并含贵州大部及川西南部分地区。《华阳国志》称“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这为我们认识南中人群之族系面貌提供了一把钥匙。本文就如何区分南中地区夷、越两个人群系统以及史籍中对这两种人群之称谓在东汉以后发生的变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南中为“夷、越之地”的认识完全成立,“夷”为藏缅语民族系统,“越”(濮、獠)则属百越民族系统。文章还依据考古材料,提出古代云南地域主要为夷、越两系人群的格局形成甚早,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已基本形成。     

阿伊努人的历史—文化特征

阿伊努人的历史—文化特征川圭介阿伊努（Ａｉｎｕ，意为“人”）这一人们共同体在古代文献中称“夷”和“虾夷”，是日本原有的土著民族。现在主要分布在北海道及周围地区。由于明治时代以后实行同化政策，纯血统的阿伊努人已经很少，据《朝日新闻》报道，１９８０年时...     

吐蕃古寺夏拉康

夏拉康全称为“他茹夏白玛旺庆寺”。意即“帽子寺”。‘则五知”汉译为“中翼”，乃卫藏四茹之一，“白玛”粉莲花生，“旺庆”意为佛教密宗大灌顶。夏拉康寺位于拉萨市墨竹工个县以东约25公里处尼玛江热主秀城河与艺热河汇合处的南岸，夏村北侧，是历史上重要的古代寺庙之一。夏拉康的两件盟文诏敕碑，在王尧《吐蕃全可录》，陈践《吐容碑刻钟铭选降书中均有著录，但对夏拉康的碑刻进型、规格及寺庙建筑历史沿革等方面，未能作完整的介绍。1989年7月，西藏文管会文物普警队对墨竹工卡县进行文物普查时对夏拉来进行了调查，现将调查情况作…     

“贡貂赏乌林制度”与“虾夷锦”

“贡貂赏乌林制度”与“虾夷锦”王德厚现今收藏在日本北海道等地一些博物馆内的中国清朝官服蟒袍和锦缎丝绸面料等被日本学术界称为“虾夷锦”。近些年来，日本学者对其名称、来源和收藏保管情况，做了大量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最近几年，我...     

中华史论

中华是由“天下一体”的中华到“中华一体”的中华。中华最初是由多元的民族融合而成的华夏族(汉族)在中原的称谓,进而为在中原多民族的称谓,最后才发展为四裔各民族在内的全国的称谓。这中间是经由变外为内和变夷为夏的长期历史过程才完成的。 一、释华夏 夏与华在观念上不完全相同。夏、华初不连称,到后来华夏方成为一个总的称谓,但仍单称为夏、为华,而内容与含义也逐渐相关联。     

彝族历法述论

彝族历法是彝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也是衡量彝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古代则是主要的标志。本文提出异于前人的新解有两点：（1）中国的历数之祖颛顼，既是彝族的母族昆夷祖先，又是彝族的历数之祖。属于炎帝族系的颛顼后裔祝融，是彝族的时间之神。（2）彝族历法是彝族根据一定的法则，用日、月、年组合起来计算时间的方法。但彝族对日、月、年这三个计时单位的概念却是逐步得出的。古彝人对“年”的认识比对“日”、“月”的认识要晚得多。他们在经历了由原始的不准确的物候历到观象授时的星象历的发展阶段以后的很长历史时期内，才产生了几近“颛顼历”的以太阴纪月、太阳纪年的阴阳合历，它是由科学的推步方法得出的制定历，从而成为彝族的传统历法。     

《皇清职贡图》图说中的“中华天下观”

《皇清职贡图》是为展现清朝“统一寰宇,凡属内外苗夷莫不输诚向化”的不世之功所绘制的古代大型民族志图册,勾勒了在清帝国日渐“一统”的广袤疆域上,经过改土归流、多年教化之后已经完成和正处在“化夷为民”进程中的边民形象。其图说纠正了地方官员“汉”即“中华”的错误认知,表现出强烈的“民化”取向,并使用多元文化标准如融合了儒家文化的满族发饰服装、“淳朴”特质等来评判族群向化,积极呈现儒学对少数族群的“教化”成果。这种多民族文化的塑造、融合和使用实践,构建了一个更具包容精神和宽阔胸襟的中华帝国形象,是乾隆“中华天下观”的重要体现,对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有重要意义。     

傣族史称“百夷”始于何时

傣族,在历史文献,和又称“摆夷”、“夷”、“百夷”、“白夷”、“白衣”。如果我们简单从事,也可以将这些名称视为同音异字了事。然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这些文献记载中的族称,隐现的时代和地区往往有别,而且有的名字开始也不专指一族,等等。因此,弄清历史上族称的演变线索,常常是研究民族史首当其冲的问题。关于傣族的历史土族称的演变,《民族团结》1962年第四朋载江应梁先生《古代文献中记录的傣     

试析壮族的"汉裔情结"——以岑毓英为例

在壮族社会里,假托汉人后裔(其心理表现即"汉裔情结")的现象十分普遍.岑毓英是近代历史名人,他出身壮家,却自称为汉人后代,并通过编撰族谱、营建祖墓等途径,极力打造"汉裔"身份.他崇尚汉文化.鄙视少数民族,镇压民族斗争,是壮族"汉裔情结"的典型个案.这种情结的产生,是古代夷夏观、正统观、历代朝廷的民族政策、先祖传说及儒家思想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在多维视角审视下,"汉裔情结"具有现实功用,是利益驱动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多JL--体格局进程的鲜明例证.     

论民族共治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原理

本文通过对中国等多民族国家民族政治实践的考察，指出民族共治是与民族自治同时存在的事实，并通过对现代多民族国家民族政治理论和原理的论证与揭示，提出了“双向两层面民族共治”的命题。“双向共治”一是指参与管理，二是指接受管理；“两层面共治”一是指国家层面的管理，二是指民族自治地方层面的管理。民族共治是现时代民族发展和多民族国家统一建设的必然和合理要求，它与民族政治民主和共和“三位一体”，是现代多民族国家民族政治生活的纲领性命题，而“自治”、“参与”等少数民族政治权利诉求和保障则属于子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