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对汉学的批评

汉学是清代乾嘉时期的显学，袁枚批评汉学具有反潮流的意义，其批评汉学是从推崇“文章”的角度出发的，主要表现在质疑“六经”、揭露汉学之弊、指斥汉儒乃“小人之儒”等方面。     

墨翟的认识和实践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大变革时代。当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争鸣的各派中,儒、墨两家被称为“显学”。儒是奴隶主的代言人,其一切言行都为维护奴隶主的统治;墨则是儒的反对派,是小生产者的代言人,它为争取劳动者的利益和地位而提出自己的愿望和主张。因而,儒墨虽同属“显学”,其立场和主张却不同。墨家势力大,影响深,即使作为儒家的第二号人物孟轲也不能不承认“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这一事实。墨翟那种“虽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的为“贱人”争政治地位的主张;那种“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实践精神;那种“岂可以为其命哉?固以为其力也”     

道统——《孔学儒术》之三

“儒分为八”　　孔夫子死前其弟子已有开门授徒的,如澹台灭明(字子羽),“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因为子羽状貌甚恶,“孔子以为材薄”,后来此人修行甚为有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竟成一方领袖。孔夫子死后,据《韩非子》记载,“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显学》)他的话不可尽信。如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所批评的子游、所表彰的子弓,韩非均未提及。这至少证明…     

孟子学说由“显”而“隐”的政治背景——《孟学流变刍议》之一

孟子是先秦儒家学派中的重要人物。韩非把“孟氏之儒”列入“显学”。他批评儒家“以仁义教人”、“言先王之仁义”(《韩非子·显学篇》)。我们知道,“仁义”同时并举,正是“孟氏之儒”的特色。因为孔子大谈其“仁”,也多次说过“义”,但从未“仁义”并提。可见韩非事实上把孔孟相提并论。此外,从汉代一些著作和封建国家的措施中仍可看出早期孔孟几乎并列的痕迹,如司马迁说:“(邹衍)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史记》卷74)王充《论衡》一书有《问孔》和《刺孟》两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汉文帝时,《论语》、《孟子》两书曾和《孝经》、《尔雅》一起“皆置博士”(见赵歧《孟子注》卷首),可以说是孔孟并列。     

“仁”是墨家法律思想的核心

墨家被韩非子称为“世之显学”,与儒家形成两雄并立之势,儒、墨相非也成旷日持久之战。但墨家的法律思想还是同儒家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呈现出其创立者墨翟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明显的特征。这个特征在于,墨子发展了儒家思想中的“仁”,并使之成为贯穿于其整个法律思想的基本精神和这个思想体系的核     

先秦儒墨学说的异质性特征分析

先秦是我国哲学思想的原发期,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儒墨学说,是两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在百家争鸣的学术舞台上平分秋色,并称“显学”。但作为“显学”的儒墨学说,在汉以后分为两途,儒兴而墨绝,其中主要原因应归结于两家学说的异质性特征的凸显。     

儒墨异同与山东人的群体特征

儒、墨两大“显学”产生于先秦的齐鲁这一古代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共同的历史文化环境和多元的文化结构以及不同的阶级背景，造成了儒、墨两家思想的诸多共同点和差异。相互联系而又各具特色的儒、墨思想构成的地域性文化，对山东人群体性格的形成、发展以深刻影响     

李贽批孔反儒尊法论述选译(上)

一、讥讽后儒盲目尊孔,剥去孔丘“圣人”画皮[原文] 人皆以孔子为大圣,吾亦以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吾亦以为异端。人人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父师之教者熟也;父师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儒先之教者熟也;儒先亦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孔子有是言也。……儒先臆度而言     

关于红学学科理论建设的思考——《红学概论》导言

作为一门具有国际影响的当代“显学”,红学之学科理论,是这门学科存在的学理依据。学科理论之建构,也是红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要课题。21世纪的红学,理应在学术意识自觉、学科理论完善的前提下展开。     

从儒佛之辨看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王阳明的心学,不能简单地界定为“醇儒”,或“禅学”,而是自信自立,多家会通,从而彰显出超越时空的大智慧。王阳明的儒佛之辨,不仅是对儒学本身的判教,同时也是对佛教禅学的判教,既认定儒学之理趋于功利化,也认定佛教的伦理缺位,无政治担当。王阳明的“良知”之学,是儒家之“有”,兼仙家之“虚”、佛家之“无”,是以儒为主,佛老为用。“圣学之全”是王阳明心学的真正“道统”,体现了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湛若水的儒佛之辨

湛若水从“虚”、“静”概念的分析展开儒佛之辨,落实于对“随处体认天理”命题的论证,将“虚实同体”和“至静未尝无物,未尝有物”中对“虚”、“静”关系的辨析贯彻于对“随处体认天理”这个核心命题的论证中。湛若水极力论证陈献章之学并非近禅,围绕对儒佛关系的认识与王阳明反复论辩,在划清儒佛思想界限的表象下,蕴涵他对明代心学援佛入儒及其思想发展趋向的深层思考。儒佛之辨承载湛若水忧虑儒学正统性的卫道意识和道德学说。“随处体认天理”与“主静”说之关系,天理良知是“现成”还是“人心的一念萌动”,对这些核心问题的论证,又体现他对儒佛之辨的自觉意识和深层哲学思考。     

朱熹与"浙学"

近代以来,南宋“浙学”即被视为永康之学与永嘉之学,流风所至,连海外学者也深受影响,误以为朱熹发明“浙学”之初,即是针对二者而言。还原朱子使用“浙学”的语境,我们可以发现其所谓“浙学”往往意味着吕祖谦之婺学。     

《墨子》词汇谭概

墨家学派的开山鼻祖墨翟,是挺立在战国时代文化巨人之林的一位伟大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述尧舜,陈仁义,禁攻暴,止淫用”(汪中《墨子序》),“执俭确之教”,“意显而语质”(《文心雕龙·诸子》),在诸子中独树一帜。墨子针对当时“侵大国之地,耗小国之民”,“劫人以甲兵,威人以众强”,“灾害加于诸侯,劳苦施于百姓”(《墨子后语下》)的社会政治现实,提出救世治国的政治主张,建立起墨家思想体系而成为显学,“其在九流百氏之中,惟儒足以与之相抗,自余诸子,皆非其比。”(汪中语)。     

孔学评议的今昔观

孔学,也就是孔子的学术思想。但孔子死后,其后学便分出了许多流派,正如《韩非子·显学篇》中所说的,“自孔子之死也”,“儒分为八”。到了战国时期,继承并发展了孔学的,又有孟轲和荀卿。由于流派的不同,自然各派间的学术思想既有共同的一面,也有相异的一面,即如对人性的看法,孟主“性善”,而荀则主“性恶”,然而到后来,凡是宗法孔子之学的,统统标之为儒学。     

“儒侠”释义及与“侠儒”之辨

“儒侠”最初被用来指代儒士、侠士两类人。在宋代被用来指代具有侠气的文人,及至明清,这一指代新意和人格气质得到了文人的广泛关注且被官方青睐,逐渐成为了读书人理想化的人格、行为范式之一,之后又在清末民初的救亡图存运动中成为民族自强的理想化人格憧憬。与此同时,“儒侠”这种人格风尚也反映在叙事文学中,在小说中涌现出了一批儒侠形象,尤其在新派武侠文学的影响下,其精神内涵不断发生着演变,最终汇聚成广义、狭义两种概念。“侠儒”虽然最初被用来区别于“儒侠”,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了“儒侠”的变体使用,两者都被用来指代具有侠气的文人。     

孔子学说与先秦“显学”的关系

孔子所说的“儒”与后世所说的儒家不完全相同。孔子的学说虽以仁义道德为核心 ,但又是重视礼乐行政之统一的。孔子的继承者所接受的不是孔子学说的全部内容 ,而是其中的某个或几个方面。孔子的学说与当时的所谓显学的思想基础皆出于六经 ,孔子又是其几千年前文化的集大成者 ,孔子的学说与诸子的学说不应该是等肩并立的     

谈有关韩愈的几个问题——揭穿所谓“儒法斗争”中的一个骗局

几年来,“四人帮”借批儒评法之名,行篡党夺权之实,捏造“儒法斗争贯穿两千多年”的谬论,大搞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四人帮”的反革命喉舌梁效、罗思鼎之流主观地提出什么“革新与守旧”、“统一与分裂”、“爱国与卖国”、“任贤与任亲”等这样一些问题作为“儒法斗争”的标志,不惜采取歪曲、篡改历史的手段来编造所谓“儒法斗争史”。     

试论忽必烈“以儒治国”

元代，以儒治国是其一项基本国策。忽必烈汗为巩固其汗权，“行汉法”、重儒士，备一代之制，成一世之大业。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元代以儒治国之策，即“守成者必用儒臣”、“行汉法”必用儒臣、元初儒臣之作用。本文用较翔实的史料论证元初儒士们，在忽必烈大力推行“汉法”中，云集其周围，出谋划策，使忽必烈实现统一大业。儒士们有了用文之地，发挥才智，名垂史册。元代的以儒治国的政策，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值得研究探讨。     

"中和"原则与"和雅"精神

作为一种境界 ,“雅”应该是最根本的境域构成。它既不在此 ,也不在彼 ,而在此与彼之“中”。“中和”就是“和谐” ,“和”就是“正” ,所谓“正者 ,和之谓也” ,“正”即“雅”。可以说 ,“中和”原则就体现着中国美学所推崇的“和雅”精神。以“和谐”为核心的“和雅”精神 ,注重和谐适度 ,平正调和 ,实质上就是以天人合一的和谐为基本内容的审美意趣和审美理想。构成中国美学思想体系主流的是儒、道、释三家 ,而儒、道、释三家所追求的审美理想最终都归于天人合一的和谐与“和雅”之境。     

从尚贤到禅让——战国政治思想变化的一个侧面

在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界,“尚贤”理论为当时号称显学的儒、墨两家所竞相鼓吹。随着宣传尚贤热潮的进一步高涨,尚贤的极致———把最高统治权让贤的禅让学说在战国前中期也曾盛极一时。但这种带有浓厚理想色彩的政治学说到了战国末期,受到各个学派的摈弃,最终被更为务实、适时的理论所取代。考察这一变迁,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窥视到战国时期政治思想及其时代所发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