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宗袞”议

姑苏文庙东廊有林则徐所书《大唐中兴颂》(楷书石刻),见后若有所思:林公何以书于道光乙未夏六月?林公书此又何以未载于日记?林公何以以“天宝遗事”耿耿于怀? 考林公《日记》,粗知林公作书分三种情况: 兴之所至,鬱之所结:前者如于江苏巡抚任上诗酒雅集之诗友唱和;后者典型的便是钦差大臣被罢免之后,1840年古历十月初八至十一月几乎日日之“竟日作字”。     

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为年谱说

前几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中,发掘出来一束竹简,有人题名((编年记》,有人称作《大事记》,对这五十三枚秦简所记载的内容属于什么文体,尤其说法不一,值得探讨。季勋同志在《云梦睡虎地秦简概述》一文中说:“有些象后世的年谱”。《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发掘简报》也说它“类     

村上春树《睡》之“睡”与“醒”辨析

《睡》虽以“睡”为题实则却是在讨论“我”的自我觉醒问题,是对个体生存状态的探讨和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以含有深意的噩梦作为切入点探讨“我”主体性失落的原因和内心体悟,灵与肉分离后“我”对自己的自由空间、生存意义的努力寻求和对人生价值的探索,以及荒诞式结局表达的对生活的无奈之感。     

论吕坤对理想人格的追求

吕坤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成“圣贤”。他说:“学者只把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时时留心,件件努力,便骎骎乎圣贤之域。”(《呻吟语》卷二《修身》)一个人只要把性之本善发挥出来,依此而行,即可为圣成贤,这也是为人的根本和当然。在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圣贤”一直是儒家知识分子所孜孜追求的人格理想。 吕坤对“圣贤”的理想人格作过如下的描述:“修格致诚之身,任天下国家之重。上天下地填一我为三才。往古来今,贯千圣为一脉。处则使四海望其大行,出则使万物各得分愿。”(《去伪斋文集》,《九儿入学面语戒之》)“修格致诚之身,任天下国家之重”是这一理想人格“内圣外王”的外在特征。“上天下地填一我为三才”所表现的“天人合一”精神是这一理想人格最高境界的体现。     

诸遂良与“起居注”

唐代名臣褚遂良,是太宗朝中刚正不阿的谏议大夫。他负责帝王“起居注”的撰写工作。“起居注”是帝王的言行录,相当于古代的左右史。《礼》云:“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起居注”要求实录,“善恶必书”。一天太宗忽然想看看“起居注”,看看史官们在自己的“档案”中记了些什么,并暗示遂良:“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说:“人君言行,善恶必书。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并拒绝了李世民看“起居注”的要求。     

杜甫在东柯谷和西枝村

唐朝伟大诗人杜甫,于公元七五九年(乾元二年)秋天,辞去华州司功参军之职,携眷西行,客居秦州(今甘肃天水县)。诗人初到秦州,落脚在从侄杜佐的住地东柯谷。《秦州杂诗二十首》中写东柯谷“深藏数十家”,可见其时该谷人烟稀少,河谷名也就是村庄名。杜甫叔侄所居东柯谷的具体地点在什么地方?元《一统志》云:东柯草堂在东柯镇,少陵弃官之秦,寓居侄佐之居,其南有白水涧,即子美泉。”清乾隆版《秦州新志》载:“由马跑泉(现在天水县东泉公社所在地,距天水市三十里)东     

燕王铜戈研究

燕国之燕,史籍皆作“燕”。西周金文作“匽”,或作“匽”。战国时期,“匽”字加邑旁,书作“郾”,这已由出土的燕国青铜器铭文得到确证。 燕国自燕易王十年(公元前323年)称王后,燕国的青铜兵器上,绝大部分都铸有燕王的名字,这对考证《史记·燕召公世家》所记燕之世系中失去王名者,提供了宝贵资料。 燕国自燕易王称王后,经历了燕王哙、燕昭王、燕惠王、燕武成王、燕孝王和燕王喜六代。过去出土的燕国青铜兵器上铸有王名的有:郾王职、郾王戎人、郾王(吅言)和郾王喜四代。这四王的青铜兵器出土不少,都散见于过去的著录中,如:刘体智的《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善斋吉金录》,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邹安的《周金文存》,陈介祺的《(?)斋吉金录》,端方的《陶斋吉金续录》,方濬益的《缀遗斋彝器考释》,于省吾的《商周金文录遗》及《易水金石志》等。 解放后,燕下都遗址又出土了郾侯载戈、郾王职戈和郾王喜戈。1973年4月,燕下都第23号遗址南部又出土铜戈108件,其中铭文清晰的计有:郾王职戈24件,郾王戎人戈37件,郾王(吅言)戈16件,郾王喜戈8件,总计85件。 本文根据这批铜戈的资料和已发表的或见于著录的资料,对燕国的铜戈形制、名称做一初步研究,并对这四王的世系做一初步考证。     

《龙城石刻》应是柳宗元手迹

《龙城石刻》又称“剑铭碑”,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其真伪争论不休。从石刻内容、书体风格、书家个性及其流传过程等方面进行考察辨析,《龙城石刻》都不是宋人伪作,而应是柳宗元手迹。     

秦律三种辨正

本文尝试运用一种新的法律解释方法对《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中的的若干注译提出修正意见,即把握译注文本和相关史料所形成的某种“意义关联”或“意义脉络”,思维活动在自己的“前理解”与史料之间“往返流转”,并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认识,最终在文本和史料的限制范围内生成最为接近历史“真实”的解答。     

论唐甄

唐甄(1630年,明崇祯三年——1704年,清康熙四十三年)四川达州人,初名大陶,字铸万,后更名曰甄,号圃亭,清顺治十四年举人,曾仕山西潞安府长子县知县,后以逃人诖误去职。著有《衡书》九十七篇,志在权衡天下也,后更名《潜书》;此外,有《毛诗传笺合义》、《春秋述传》、《潜文》、《潜诗》、日记各若干卷。潘耒曾为《潜书》作序曰:“论学术则尊孟宗王,贵心得,贱口耳,痛排俗学之陋;论治道则崇俭尚朴,损势抑威,省大吏,汰冗官,欲君民相亲如一家,乃可为治,皆人所不及见,不敢言者,先生独灼见而昌言之。”潘耒的话得其形似,尚浅乎言之,论学术则唐甄非仅“尊孟宗王,贵心得,贱口耳”,而谈政治更不限于“崇俭尚朴,损势抑威”也。唐甄于《潜书》中有《宗孟》、《法王》诸篇,是潘耒之序“尊孟宗王”说为有据,但当明之季世,人人可以为尧舜,圣人满街走的时代而唐甄独谓阳明子无圣人之德,是唐甄尚未尽囿于阳明之学,他曾经说:     

试论辛亥革命时期胡汉民的社会主义思想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胡汉民的社会主义思想,至今学术界论者不多。笔者拟对此进行探索,亟望能收抛砖引玉之效。 辛亥革命时期,留日学生、中国同盟会重要会员、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胡汉民曾多次在《民报》上撰文主张社会主义,并将自己看作是社会主义者。如,1906年4月,他在《民报》第3号《民报之六大主义》一文中指出:在“近世文明国家”,“发生社会主义”,“言其大别,则分共产主义与国产主义”,他认为,同盟会所主张的“土地国有”     

论《史记》的讽刺艺术及其对《儒林外史》的影响

一、“实录”精神与“刺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孔子的话说:“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代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明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王道之大者也。”(1)司马迁认为,孔子著《春秋》,其目的是要褒善贬恶,“明三代之道,辨人事之纪”;其方法则是不“徒立空言”,而要“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2)同时,司马迁在《自序》中还清楚地表明自己要继孔子而著史。我们从对     

20世纪初期鲁迅的文化思想

192 6年鲁迅在《坟·题记》中说 ,他之所以把那些形式上截然不同的文章编在一起是“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些文章是指写于 190 3年的《中国地质略论》、《斯巴达之魂》、《说钅日》,写于19 0 7年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写于 190 8年的《破恶声论》等。对这些时隔很久的文章鲁迅有些疑惑 :“这是我做的么 ?”但又确认“似乎也确是我做的”。 1934年在《集外集·序言》中再一次谈到这些文章的写作时他说 :“连我自己也诧异那时我的幼稚 ,……倘在这几年 ,大概不至于…     

《全唐诗补逸》订补一首

《全唐诗补逸》订补一首凌原孙望先生《全唐诗补逸》（收入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全唐诗外编》第３编）卷五据清乾隆四十八年官刊本《凤台县志》卷十七辑录权澈《琵琶石壁诗刻》诗一首。按此诗又见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七“权澈琵琶泓诗”条，诗题作《琵琶泓作并序...     

“复关”辨义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出于《诗·卫风·氓》。其中“复关”一词,众说纷坛,有代表性的意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毛诗诂训传》解为:“复关,君子所近也”。朱熹《诗集传》解为:“复关,男子之所居也。不敢显言其人,故托言之耳”。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解为:“男子所居之地”。此三种解释可集为一义,即:“男子所居之地”。 第二种:陈奂《诗毛诗传疏》解为:“复,反也,犹来也。关,卫之郊关也。”《集疏》释为:“复关,犹言重关。近郊之地,设关以讥出入,御非常。”     

“赤县”试释

我国古籍中,中国有许多别称,“赤县”即其一。中国称为“赤县”,由来已久。《谷梁传·桓公五年》:“九州之内名曰赤县。”战国时的《邹子》一书说:“中国名赤县,赤县内自有九州。”但是,中国何以称为“赤县”,似乎缺乏更具体的解释。我认为,“赤县”是指天子帝王所居之“王畿”,即京都,因此用以指称整个中国。试解释如下: “县”,繁体作“縣”,右旁为“系”,左旁为“首”字的倒形。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言:“縣,繫也。从系持首。”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言:“繫,当作系,引申之则为所系之称。会意。”可见,“县(縣)”字的本义是指“首(首领、首脑)之所系”或“首之所在”,所以古代就把帝王天子所在之京都称为“县”。如《礼记·王畿》说:“(王畿)     

《荀子简释》校勘真相管窥

《荀子简释》原名《荀子柬释》,为梁启雄先生旧时所作,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1983年曾重印过)。1955年,梁先生作了修正,改名《荀子简释》(以下简称《简释》),由古籍出版社出版,1956年、1957年印了两次,共11000册;中华书局1983年又印了19000册;台北木铎出版社1983年亦印过此书。所以,该书之影响不可谓不大。梁先生乃梁启超之介弟,而此书又经享有盛誉的国学大师杨树达、高亨两先生审校,故此书问世五十多年来,无一非辞。高亨先生说“梁氏此书,固初学之所棘求,亦鸿彦之所必取”,并盛誉“梁氏著书之忠实谨慎”云云,①实为溢美之辞。其实,只要考察一下该书之校勘,其虚假粗疏便可见一斑。据该书《述例》言:“本书以《荀子集解》为底本”,而“据群书所引《荀子》,宋明日《荀子》善本”,“各详校一过”。一、所谓据“群书所引《荀子》”以订正《荀子》     

谈杜诗倒装句法

工部诗《秋兴》第八首颔联“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用倒装句法,语绝矫健,顾前人议论不一,有谓“虽精切而非佳句”者,宋蔡宽夫《诗话》也;“藻绣太过,造语牵率者,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也。皆非知言。近人亦有訾议及之者,至谓“推敲不合常规”,或“逻辑反常”,则几于蚍蜉撼大树矣。案此为倒装,前人无不承认,唯所举例多未恰。如宋沈括《梦溪笔谈》举昌黎《罗池神庙碑铭》“春与猿吟,秋与鹤飞”(石刻作“秋鹤与飞”,     

《禹迹图》的作者不是沈括

《文物》1983年7期刊登丁镇江博物馆藏的《禹迹图》石刻拓本和摹本,此石是绍兴十二年(1142) 立的,上面刻着:“元符三年(1100) 正月依长安本刊”,表明《禹迹图》的成图年代要比西安阜昌七年(1136) 刻石早几十年,     

徐福故址新考——兼与罗其湘先生商榷

<正> 罗其湘、汪君《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故址之发现和考证》(《光明日报》1984年4月18日)一文认为,徐福为齐琅邪人,故址徐福之乡即今赣榆之徐阜村。大均读之,觉其中颇多商榷之处,谨撰此文就正于罗先生及海内外专家。《汉书补注》讲得明白,徐福之故址乃汉时徐乡县,属今山东黄县。《汉书·地理志上》:“东莱郡……县十七:掖、睡、平度、临朐……徐乡。王先谦《汉书补注·徐乡条》云:“成帝封胶东共王子炔为侯国,见表。于钦《齐乘》云:盖以徐福求仙为名。《续志》:后汉省。《一统志》:故城今黄县南五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