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学与蜀学研究榷议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辉煌灿烂。蜀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源远流长、特色突出并具有全国影响的地域文化。传统的蜀学是以儒学为主的学术文化。今日所说的蜀学,是指四川地区的学术,其重点在文、史、哲,其核心是思想、理论,它是中国重要的地域学术文化。蜀学研究是以具有蜀学学术特色和与四川学者有学术联系为范围,其时间上限为古蜀文化和巴文化,其下限及于当今。加强蜀学研究,可以丰富和加深对我国历史文化的认识,有助于培育民族精神,促进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     

论苏氏蜀学的学派特征

苏氏蜀学由四川眉山苏洵（1909～1066）及其二子苏轼（1036～1101）、苏辙（1039～1117）创立。苏氏父子独标新帜,公开援佛道入儒,形成包括张耒、秦观、黄庭坚、补之等文人学士在内的蜀学学派,其特征为会通诸家,以儒为本;长于经史文学,理论思维薄弱。     

苏轼"蜀学"与程颐"洛学"在思想领域中的对立

元祐更化后,反变法阵营发生分裂.蜀、洛两党交恶,矛盾公开化.两党交恶,表面上看源于权力之争,而更深层原因则在于"蜀学"与"洛学"在思想领域里的尖锐对立.作者深入分析了苏、程两家对<中庸>这一儒学经典的不同认识与看法,试图阐明蜀学与洛学在哲学思想领域中形成对立的根源所在.     

扬雄对蜀学的影响

扬雄作为中国学术史上的著名人物,其《易》《老》结合,儒、道融合,重视道家的思想对蜀学产生了客观的影响。东汉末道教在蜀地创立,又在巴蜀流传演变与此相关。扬雄尊孔崇圣,五经济道,圣人相传之道统论以及善恶混的人性论亦对蜀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后世蜀人对扬雄的批评和评价,亦是扬雄影响蜀学的表现。扬雄对蜀学的影响不仅促进了巴蜀地域文化的发展,而且影响到包括道教、玄学、理学,道统论、人性论等在内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思潮、学说和重要理论,使地域文化与时代思潮相结合,促进了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持续发展。     

提纲挈领 钩沉索隐──评《宋代蜀学研究》

以往学术界对宋学的研究,比较重视对理学及廉、洛、关、闽等地学术的研究,而相对忽视对蜀学、湖湘学等地学术的研究。这种研究现状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宋学的要旨、宋学中各地学术的特质、各地学派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关系,因而妨碍对宋学的准确认识。有鉴于此,四川联合大学胡昭践教授和刘复生、粟品者博士于近期出版了（宋代蜀学研究）（巴蜀书社1997年3月版）,对宋代④）l地区以儒学为主的学术及科技成就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既提纲事领,从总体上把握宋代蜀学的学派构成、理论特质、发展演变的阶段,以揭示…     

试论"三苏"蜀学的思想特征

本文论述了以苏洵、苏轼、苏辙为代表的“三苏蜀学”的基本思想内涵,并通过对《东坡易传》的分析阐述了蜀学的几个基本特点。     

试析浙学与蜀学的共同特质

浙学、蜀学是指浙江、四川地区的思想学术,它们是两地富有地域特色的人文传统与理性精神。在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长河中所形成的浙学与蜀学,交涉互动、取长补短,由此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学术格局,同时还具有了"天人合一""经史并重""经世致用""和合兼容"的共同特质,从而促成了中华地域学术共同体的形成。     

论苏氏蜀学与洛学的歧异

苏氏蜀学与洛学的歧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人情”说。程颐认为性善情恶,提出“主敬”说,强调对情的压抑与束缚;而苏轼等则认为情性合一,并无善恶之别,强调尊重、顺应人情,反对外在束缚。二、道统说及文道关系观。洛学重道轻文,甚至认为“作文害道”;苏氏蜀学则主张文与道俱,文道并重。基于这一认识,两派学者各自提出了自己的道德传承谱系,以儒家正统相标榜。苏氏蜀学与洛学的歧异,反映了两派学术的不同旨趣及确立自身在儒学中正统地位的努力。     

扬雄对蜀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蜀学自文翁化蜀以来,呈现出儒道融合、诸学共治、开放包容的学术特色,对中国学术史有着重要影响。扬雄追慕蜀地汉赋名家司马相如、王褒,师承巴蜀著名学者林闾翁孺与严遵,其学术成就与蜀学有着密切联系。扬雄继承和发展了蜀学中的文学、语言学、经学、史学、子学等传统,融汇先秦两汉百家之学,精研辞赋创作,融通《易》 《老》思想,结合天文历法,首创拟经体例,开创中国方言学,对蜀学与中国学术发展有较大贡献和深远影响。     

晚清四川彩票述略

晚清,在沿海沿江通埠之地兴办彩票的影响下,四川也兴起了彩票业。在筹集新政所需款项以及杜绝川银外流的名义下,四川当局奏请朝廷允准,开办＂四川彩票总公司＂,并制订了完善的《四川彩票章程》,从而使得其时四川彩票业向着制度化方向发展。     

一代儒宗 流风长存——文翁化蜀对巴蜀儒学流传发展的影响

文翁兴学化蜀,不仅开创了中国地方官立学之先河,而且开巴蜀学子入京师受业经学博士之风气。儒学及其经学传入巴蜀,与蜀地固有文化相结合,形成以儒为主,融合诸家学术的蜀学,并得到长足发展。西汉以后,受文翁兴学化蜀的影响,蜀地儒学得到长足发展,历代杰出人物不绝,并在与各地文化的交流中,与时代思潮、学术流派紧密联系,融贯互通,体现为后世儒学和传统思想文化的大发展。扬雄、杨终、杜甫、宋庠、吕陶、范祖禹、魏了翁、宋濂、杨慎、钟肇鹏等历代著名人物对文翁兴学化蜀,传播儒学做了充分肯定,亦体现了巴蜀儒学的流传发展。蜀地尚文好学之风蔚然兴起,巴蜀学人除积极学习中原儒家文化、教授于巴蜀外,也重视各家文化,将儒与各家学术有机结合起来,由此推动了巴蜀地域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整个中国文化及各时代思潮的大发展。     

刘咸炘《蜀学论》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

20世纪前期,西蜀学者刘咸炘撰《蜀学论》认为,自周秦以来,源远流长的“蜀学”主要表现在易学、史学、文学三个方面,蜀学的学术特征则可用以文史见长和崇实而不虚两点来概括,进而认为蜀学的文化特征与地理环境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蜀学论》是晚清蜀学“复兴”以来,早期“蜀学史”研究中最富代表性的篇章,表现出了20世纪前期中国新史学的特征。     

近代蜀学的转型与面向——以语言文字学为切入视角

晚清民国时期的近代蜀学,在直面古今、中西的关头,也出现了转型与发展。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审视,近代四川的诸多学人积极响应张之洞“由小学入经学”的号召,继承乾嘉学派“以声韵通训诂”的理路,在传统“小学”领域做出了不少贡献（如张慎仪、赵少咸、李植等）。而廖平则摒弃了张之洞“由小学入经学”的号召,炮制了“文字创自孔子”的怪论。在语言文字学领域,近代蜀学所开启的新页是古文字学的引入与推进,从而谱写了“新史学”的新篇章（如郭沫若、李亚农、徐中舒等）。贺麟等人在翻译西方哲学著作时,特别注重“名词的翻译”,这是广义的语言文字学研究。梳理近代四川学人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得失,可以为未来的学术研究提供借鉴。     

论晚清儒学政治社会化危机

晚清,儒学政治社会化过程陷入空前的危机:儒学政治价值观和伦理道德逐步失去了垄断地位,儒学政治社会化主要实施机制逐步被取代,儒学政治社会化的动力机制最终被废除,儒学政治社会化的强抑制机制渐趋失效。     

蜀学之形神与风骨综论——以文史哲或经史子集为考察对象

＂巴蜀文化＂是华夏禹域重要的区域文化之一,＂蜀学＂是巴蜀文化的灵魂与精华。蜀学的灵魂与精华,可以通过对儒释道三教、经史子集四部、文史哲三科的梳理而予以揭示,其重点体现于其思想与理论。大致而言,蜀学在哲学方面向有＂深玄之风＂,但又＂玄而不虚＂;在史学方面,特别注重＂文献之传＂,尤其重视＂通观明变＂;在文学方面,往往能开一代风气,且可表仪一时。蜀学之神韵与风骨,呈现为以下三端：经史为基,儒学为本;学风崇实,经世致用;融会贯通,赫然名家。未来蜀学之发展,应当继往而开来,即在＂打通古今＂、＂融通三教＂、＂会通中西＂十二字上用力。     

宋代蜀学与宋代理学——地域文化与时代思潮的互动及其意义

宋代蜀学作为地域性文化,在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深受宋代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理学思潮的影响。宋代巴蜀思想家及流寓巴蜀的理学家会同蜀、洛,促进了儒学和巴蜀文化的持续发展;贯通经学与哲学,促进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宋代蜀学与宋代理学二者之互动,丰富了宋代理学的内涵,促进了理学的大发展。     

论晚清四大家的词史地位与影响

晚清四大家既是传统词学的结穴,又是近现代词学的开端。他们主盟坛坫,转移风会,其承前启后、开拓推衍之功,功莫大焉。他们不仅以其创作实绩、词学思想及词学活动,推动了晚清词学之复兴,为千年词史作了璀璨之结局;同时又奖掖后进,为近现代词学组建了一支生力军,从而为文体陵替中词延一线立下了汗马功劳。     

浅析晚清儒学的近代化及其动因

晚清是儒学发生蜕变及其走向近代化的时期。在这一历史演变过程中,既有儒学自身的重构,又有西学对儒学的挑战与改造,新学是儒学近代化的标志。儒学发生蜕变及其近代化归因于历史动因——经世致用。     

狭义蜀学的学派属性——以《三苏经解》为论域

狭义蜀学,即《宋元学案》所谓“苏氏蜀学”。苏氏（三苏）蜀学就哲学论,在路数上大别于由《大学》回归孔孟的程（颐）朱（熹）哲学（理学）,却接近由《中庸》回归孔孟的程颢哲学,只是他们不像程颢那样以“心”为宇宙“本体”,却以“道”为宇宙“本体”,可谓之“道本论”。按照牟宗三的说法,程颢心学是正统宋学中的大宗,则接近程颢路数的三苏“道学”,即便难以纳入正统宋学,也不应该被归为宋学之异端或别调。客观地评价狭义蜀学,应将三苏“道学”视为并立于“气学” “心学” “理学”之宋学的一个分支,它对丰富北宋道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