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虚无主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之间

“上帝之死”在尼采那里意味着崇高世界的坍塌、传统价值体系论证方式的无效，也意味着为具有各种自然和社会条件限制的人开辟出一个颇大的可能性空间，开始基于一切皆可能的思想实验。尼采思想的实验性质不如从事小说创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么明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实验可分为三类：不伤害他人的小心翼翼的实验、为了自己认定的善或利益而伤害人的实验、宗教大法官建构巴别塔的宏大实验。这些实验都是基于被解放的、意味着无限创造性的超能之人所做的。实验承担者的漂泊无根、价值荒芜状态，特别是“上帝死后，一切皆被允许”的逻辑，预示着价值的荒芜已从崇高价值蔓延至基本价值，标志着虚无主义已从崇高价值坍塌的虚无主义进一步深化到基本价值坍塌的虚无主义。与尼采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种虚无主义更多地与超能之人联系起来。在尼采那作为弱者工具的“上帝”与吉莱斯皮所谓没有任何限制、意味着无底线创造性的恶魔化“上帝”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基于人性善良和民族文化传统理想的“上帝”显得尤其值得关注。“人神”通过犬儒主义进一步加重了现代虚无主义，使得被虚无的价值从崇高价值进一步深化或延伸到基本价值。     

卡夫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卡夫卡的思想和创作明显地受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卡夫卡声称自己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某种血亲关系.卡夫卡的作品弥漫着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或"死屋"的气息,而他笔下的"弱的形象"也颇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小人物"的精神和特征,至于他的怀疑、迷惘、焦虑和探索等,也都能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找到某种精神渊源.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卡夫卡的先行者,但卡夫卡跟随这位先行者,却走出了完全属于自己的路.     

癫痫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癫痫病患者。他生活在俄国 19世纪中后期 ,那是个激情动荡的年代。时代的特性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有某种默契。这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 ,更善于表现生活在这种时代里的人们的精神分裂和迷惘 ,揭示他们悖谬性的生存状态。这种默契还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现象     

从癫痫症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癫痫病患者 ,其创作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复杂的现象之一。他生活在俄国 19世纪末期 ,激情动荡的时代特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有某种默契 ,这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同时代的其它作家 ,更善于表现生活在这种时代里人们的精神分裂和迷惘 ,揭示他们悖论的生存状态。这种默契还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现象。     

“复调小说”理论与陀氏小说的鉴赏

十九世纪下半叶,世界小说界出现了两座比肩而立的高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作家笔下的人物,性格都十分丰富、复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尤其复杂。从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到他的创作思想,以至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评论界褒贬不一,莫衷一是。他的许多作品,一直被视为难以解开的谜。苏联文艺理论家米·巴赫金长期潜心于研究陀思耶妥夫斯基的创作,在1929年出版了一部颇有特色的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诸问题》,这本书于1963年修订再版,改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1972年印行第三版,1979年出到第四版,成为苏联文艺理论著作中印数最大的一本书。     

分裂与回归──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性格分裂现象

本文从社会和心灵两个层面，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性格分裂现象形成的原因，分析了这种分裂的真正内涵和性质．文章还结合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人道主义宗旨、宗教观以及艺术观，指明了回归的必然性。     

“罪人”与“恶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主要人物形象的再审视

众多的恶人形象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主要的人物形象群,而以往的评论多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这些形象,这多少造成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误读。文章试图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恶人形象分为"罪人"和"恶人"两种,并揭示它们所蕴涵的宗教寓意,从而为正确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一条新的途径。     

“白痴”的形态，基督的化身

长篇小说“白痴”被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理想”—基督的杰作。同时对小说中的主人公梅什金—“公爵—基督”形象的理解已经成为俄国文学批评的“永恒问题” ,这是个极其重要的艺术形象 ,恰当地阐释这一形象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他作品中“基督”这一文化符号的理解。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民性

还在一九六二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写道:“未来俄罗斯的进步命运……取决于如何解决人民问题”(Ⅷ,235页。文中所引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言论均见于三十卷本《陀思耶夫斯基全集》,或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作品全集》,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译者)。一九七六年的《作家日记》中他又重复地讲道:“人民,或者对人民的看法和理解     

《罪与罚》：文学视野中的法律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写一个杀人者的故事。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的更多的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罪”,而是思想之“罪”、人性之“罪”,因而“惩罚”也就不仅限于法庭中的“判决”。 作为作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关心的是罪人是否意识到了自己有罪。因为如果没有悔罪之心,即使法律正确地判了他有罪,服完刑之后,他依旧会去从事他认为“正当”“正义”的事业。因而,《罪与罚》中的“罚”更多地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惩罚”,而是来自“爱”、来自“神恩”的救赎。法律的空白地带常常就是文学的用武之地,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一个杀人者如何悔罪、如何在精神上获得救赎的故事,典型地体现了何为文学视野中的法律。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写实小说叙事的贡献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研究小说叙事艺术的不可多得的文本。在欧洲小说发展的历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小说叙事艺术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传统写实小说发展向现代发展和嬗变道路上的一个“路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文将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与欧洲传统写实小说叙事的联系与张力，及这种创新在小说发展史上的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副面孔——对中国陀氏研究的批判性考察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而为中国所接受的。伴随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变化,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示出三副不同的面孔:民国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为人生”的进步作家,受到左翼文艺界的欢迎。50年代之后,陀氏被革命洪流淹没,成为艺术上有可取之处,但思想反动的“两面人”。90年代以来,陀氏作为一座灿烂的文学丰碑,不断刺激中国读者的审美想象,并成为中国学者心目中的“先知”。     

芥川龙之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体验——以圣愚式人物为中心

日本著名短篇小说家芥川龙之介曾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非常感兴趣。芥川在描写圣愚式人物时,有意识地吸收借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无根性、苦难性、启示性等方面的描写特点,以表达他对“善”的思考、对完美人性的赞颂。对芥川龙之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体验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芥川龙之介作品的艺术特色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的影响。     

试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瞬间表现艺术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心理表现艺术大师 ,他以伟大的激情和巨大的震憾力征服了全世界的读者。他笔下那精妙的瞬间在作品中闪耀着神秘的光芒 ,这一瞬间具有浓缩性、爆炸性、戏剧性和可表现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助这样的瞬间非常细腻地表现了人物的复杂内心     

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的启蒙精神之限度

启蒙精神和宗教信仰决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的写作。在《白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肯定理性精神,否定违反自然律的肉身复活的基督教信仰;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基本的情感形式来自基督教信仰。梅什金公爵是一位苦弱的、品德高尚的人,原型明显来自耶稣基督。梅什金公爵持有的是一种弱小者的哲学,他对人性的恶充满理解和怜悯。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他提出了社会公义的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学

本文系根据格·弗里德林捷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1979年版)一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学》一文编译的。作者系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又是新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主编。《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一书,看似系列论文集,实际上堪称一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学与比较文学专著,在苏联乃至国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界有较大影响。     

鲁迅研究的新开拓——评《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一边是鲁迅——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的旗手”,一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民族文学发展中诞生的“恶毒的天才”,在比较文学的天平称上,无论你怎样比量,如何做论,都会感到十分棘手。他们之间的距离太大,几乎很难找到一把通用标尺,去评判他们各自的文学创作。早在建国以前,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尚未完结之时,有人仅凭信艺术感受便发现二人之间存在某种艺术关系。解放后,鲁迅研究日益成为“显学”,比较研究也逐步兴盛,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理所当然地比以往更为引入注目。然而,尽管鲁迅与契诃夫、安特莱夫、果戈里等人的比较研究大为深化,而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比较研究却仍旧     

《卡拉马佐夫兄弟》：巨大灵魂的战栗

从“巨大灵魂的战栗”入手,通过层层深入的分析,探索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尤其是老二伊万的性格特征,认为他们的内心充满矛盾甚至分裂。作家从这个非常特殊的角度,深深切进了那个时代的俄国社会和俄国灵魂。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人民性思想

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两位作家的比较,发现人民性的主题是贯穿于他们的作品的一条共通的主线。并且人民性思想的形成都与他们的宗教思想密切相关,尽管二者在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方面存在着本质的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这种相似性是他们在各自的一生中对精神问题和道德问题探索的结果,也是他们的文学作品得以不朽的原因。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学理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都崇拜人民生活的“真理”,而且对他们来说,这个真理就是一切价值的标准和为人处世的基础。但是,对“人民的真理”的理解,他们两人并不相同;这种理解的差异就决定了他们的社会观和美学观及其表述上本质的不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