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个结合”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

“两个结合”是闪耀着真理光芒的重大原创性论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新高度,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邃的理论思考与宽广的历史视野,蕴含着厚重的理论、历史和现实逻辑,它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的当代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启航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推进“两个结合”,必须从四个方面发力：加强理论武装,锻造学习型政党;发扬主动精神,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增强文化自信,创造性继承、创新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彩华章。     

“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唯物主义”及其当代评价

作为"文化马克思主义"下的一个次级概念,"文化唯物主义"用以定义威廉斯、汤普森等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所开创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传统。它是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英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思索的思想结晶,为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礼”的文化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传统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国现代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力思想保障。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礼”是一个思想内涵深刻的概念。在儒家的视界中,礼限定着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性质;礼为人之本质,同时又是一种道德修养途径;通过礼,人们寻得内心的“仁”;礼还是一种制度,规范家庭和社会关系;它在价值层面是先王之道、诸侯治国之道,值得今人借鉴。     

文化如何显影——“日常生活”与英国新左派的文化政治学

英国新左派是战后英国社会变迁与1956年三大历史事件耦合的结果,一方面,福利制度、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造就了“无阶级”社会的表象,文化被凸显为核心议题;另一方面,英国新左派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与利维斯主义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无论是霍加特和威廉姆斯对利维斯精英文化定义的反驳,还是汤普森对庸俗唯物论与决定论的批判,日常生活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词,他们关注战后工人阶级日常经验,强调文化的自主性与个体的能动性,重塑一种“主体间性”的文化政治学,为文化研究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     

英美新左派对西方“进步主义”社会发展观的批判

作为英美新左派知识分子,霍加特、汤普森和詹姆逊试图通过细察的方式从民族志、历史文本和后现代文艺等资源库中提取素材以重构工业革命以来直至今天的社会发展史：一个由人民群众通过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改造和微观政治斗争,对抗资本主义及其主流意识形态“进步主义”的“进步”史,以此激励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弱势群体为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平等权而斗争.     

“道家(道教)文化与当代文化建设”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道家思想文化(包括道教思想文化)在我们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中,据有重要的地位,发挥过独特的作用,对于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不容忽视的意义.长期以来,在国内外都流行一种模糊观念,似乎儒家文化即可以代替或代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一谈到传统文化,无论褒之者,或贬之者,都注目于儒家,把传统文化单一化、凝固化、儒家化.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流行这一观念,自有其形成偏见的历史根源.尽管传统偏见仍在起作用,"儒热道冷"的局面当未根求改变,但80年代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道家及道教的研究也有了许多方面的新进     

汤普森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

文化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推动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主轴,文化马克思主义也因此而兴起,在此过程中,汤普森发挥了核心作用。20世纪60-70年代,这种文化马克思主义遭遇重大挑战,英国第二代新左派由于深受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集体背叛。在此背景下,汤普森发表了著名的《理论的贫困或太阳系仪的错误》一文,通过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全方位批评,揭示出第二代新左派试图通过移植外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来发展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企图是虚幻的,应当立足于英国本土的激进思想传统去建设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进行了高调的辩护和捍卫。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程、意旨与路向

“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成果,它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构起联结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理论通路。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演进历程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自觉、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出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题中要义,亦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先决条件,创造性地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之问与实践之需。新时代新征程上,“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论域日益敞开,应秉持“三种精神”,为“两个结合”加注活力与生力,使其持续嬗迭意涵,扩充义理,释放效能,并在此视域下求索“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未来进路。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李存山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撰文指出，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变”亦有“常”，“变”就是文化发展的变革性、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孔子论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符合文化发展之“变”与“常”的辩证法。自汉代始立的“三纲”，并非中国文化所“因”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作出的“损益”。在中国近代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从“中体西用”发展到“标本并治”乃至“重估一切价值”，“哲学”观念和进化论的引入对这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其常道并非“三纲”，而应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这也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优秀传统，而我们也应在文化上作出与现时代相适应的“损益”。     

略论“何谓道教”简

道教之“道”,是神仙信仰之“道”;道教之“教”,是“教化”之“教”。作为中国本土固有的宗教,以神仙之道设教是道教区别于其他宗教的显著特征。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神仙道教力求从调节人们的身心关系出发,逐渐形成了注重内在炼养、注重师承传授的宗教文化特色。道教的这种调节和整合功能,客观上适应了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体现了道教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一面。同时,由于道教文化兼容并包,涵盖斋醮科仪、风水术数、武术导引、医药卫生、内外丹炼养等内容,这些内容都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并深深的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世俗社会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道教又被称为生活道教。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视域下非遗的文化建构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非遗当下的文化建构是要使其接续传统与现代生活。面对非遗在现代生活中的“失语”,必须将其文化话语贴合现代生活进行适当转述。作为一种日常生活事象,非遗的文化建构本质是建构我们自身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自信。其主要途径包括,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视域下,返回生活现场将非遗所从出的日常生活真正纳入关怀视野,剖析非遗生存空间的地域性、限制性与所承担的消费意义的无限性、全民性之间的矛盾,促进非遗在日常生活场域中“自然性”的恢复与扩散,建构人民大众共享的公共文化;以人民为中心使艺术可以接近人民,人民可以接近艺术,尊重民众自身的选择和实践,进行具有人文关怀的文化建构。将人文精神的人学标准作为非遗当下文化建构的检验标准,兼顾世俗性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使之从一种文化事象成为一种文化体系,从一种生活实践成为一种生命实践。     

立“港”远“航”,让校园散发迷人的文化味

正优秀的学校文化是一种精神,一种氛围,一种精髓和灵魂,是激发活力的源泉,是源于历史、基于现实、引领未来的气质禀赋和核心理念,它对学生的道德人格、伦理规范、思维方式等产生深远影响,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软实力。只有科学与人文精神融为一体的学校文化,才是学校管理的至高境界。溯"港"之本源,锁定文化"场"每一个地方都负载着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它的历史遗存、文化形态、社会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等,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     

中国古代“游”的精神理念探析

"出游"是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现象.中国的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旅游的精神,而"游"的传统精神理念也承载着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国古代的优游槃乐、远游求道、周游适志,以及比德而游、逍遥而游、旷达风流之玄游等等形态,构成了中国传统旅游精神丰富的内核和理念,辉映出传统文化精神的深邃内涵.     

“两个结合”视角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坐标与思想脉络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和精髓。作为走向真正共同体的必经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延承其世界历史理论,融贯马克思主义的人类情怀和平等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情怀和义利观,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是“两个结合”的产物。与此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从相处之道、精神滋养、道义力量和发展动能等方面,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推进了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走向真正的共同体打下了坚实基础。     

“两个结合”：新时代党领导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理论源泉、历史根基和实践逻辑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和使命的具象化体现。马克思主义秉持“人本”逻辑,基于“现实的人”的需要,勾勒出人的美好生活图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自由自主的活动和劳动、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人本思想占据重要位置,蕴含着实现人的美好生活的价值追求,向现代国人展示美好生活的遵从自然、义利统一、天下大同的应有之义。由此,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既需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美好生活思想提供理论源泉,也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历史根基,更需要立足现实,通过协调经济、政治、精神、民生和生态等五个方面的实践举措全方位推进。     

韩国文化“拌饭文化”论

韩国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其特征就是以儒教思想为核心,多种文化并存发展.而这种混合文化形态与韩国传统饮食拌饭——以米饭为主食、混合其他食材的烹调手法在实质上不无相通之处.这种“拌饭文化”把各色文化加以韩国式改造,再与韩国传统文化进行融合.分析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能够看到这种“拌饭文化”的具体表现.而这一文化形态形成的根源有着各种复杂的因素,大致来说,历史因素使儒教思想深入韩国人的内心,并使其成为韩国社会的主导思想.     

"文化主义"述评

本文探讨"文化主义"的来龙去脉及其主要精神.文化主义是伯明翰中心的传统,它将文化理解为整个生活方式,而将文化的概念与艺术分离开来,给大众文化的崛起开辟了理论空间.通过对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和霍尔的个案分析,本文显示文化主义如何注重在物质生产的历史流程中追踪意义的展开,进而探究文化在阶级权力中的地位.文化是普通人的文化,文化牵擎着政治斗争.文化主义的这一标识,应是很典型地反映了英国左派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解的变迁.     

李大钊的“调和论”的理论价值

李大钊的“调和论”含义极其丰富,它既是一种理想社会状态,又是一种世界观、宇宙观。他认为“调和”与“对抗”一样,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力量之一;他赞美“调和之道”与“调和之美”,肯定“协合”、“互助”、“爱人”是社会主义道德观念,提倡“两让”、“容人”,以达中和之道。他对中国传统“和”文化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     

论毛泽东人民观的价值取向及其现实意义

毛泽东的人民观的价值取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价值取向来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是毛泽东人民观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     

器:“备物致用”与“备而不用”之间——一种比较哲学视野下的中国式“用具形上学”的分析

从一种比较哲学视野出发,本文指出和西方一样,中国传统哲学中亦存在着一种“用具的形而上学”,与此同时,还为我们揭示出了中西“用具的形而上学”之间的根本区别;如果说西方传统的“用具的形而上学”的“用具”仅为“有用”的“用具”的话,那么中国传统的“用具”则体现为“备物致用”的“用具”(用器)与“备而不用”的“用具”(礼器)二者兼而有之;进而,如果说前者基于“用器”之用,以一种“道以器显”的方式而为我们更多地彰显了合乎“目的性”的“人”之道的话,那么,后者则基于“用具”的“用”与“无用”的二重性,以一种“道以器显”的方式,使中国哲学既走向了合乎“目的性”的“人”之道,又走向了“目的性”消解的“天”之道,而游刃有余、从容中道于“天”、“人”之间.无疑,中国哲学的“器”的二重性的揭示,不仅以一种体用不二的方式使其亦“天”亦“人”之道的哲学之谜得以破译,也为“器的文明”旗帜下的现代人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困境,提供了一种可操作性的器用实践方式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