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角的力量——论“三言”、“二拍”中的媒婆

在＂三言＂、＂二拍＂中,作者为完成＂文以载道＂的文学主旨,塑造了一群媒婆形象来牵引出男女主人公的世俗之爱。她们角色虽小,却产生了作者主观意图之外的效果。她们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成为见证社会转型的一员;她们在＂逐利＂过程中引导闺阁女性大胆追求肉体与精神之爱,促进了女性解放;同时,她们成为文学形象中最先具有反叛思想的人物角色,有着永恒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     

“三言”“二拍”中的媒人与说媒场景

媒人是"三言"二拍"中的重要角色,他们身份各异,既有职业媒婆,也有众多其他身份者。媒人形象大都不够鲜明丰满,但在叙事方面又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将媒人看做小说叙事中的"功能性"人物更为确切。"三言"二拍"中有众多不同类型的说媒场景,说媒场景对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市井气息的渲染和故事情节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美国梦”文学中的经典女性形象解读

“美国梦”一直是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主题。19世纪后期以来的“美国梦”文学中,女性形象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她们或传统顺从,成为了“美国梦”悲剧的牺牲品;或独立自强,在追梦过程中实现了自我价值。对“美国梦”文学中经典女性形象的分析,可看清一个多世纪以来女性发展的心路历程。     

安吉拉.卡特作品中的“蛇蝎美女”分析

“蛇蝎美女”的文学形象古而有之。与各种文学体裁融合,“蛇蝎美女”在不同时期体现了不同的性格、行为和特色。关于她的创作随着时代的进展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同时,这些形象也反过来影响了社会价值导向与行为。她的形象貌似简单刻板,实则充满二元对立的张力。卡特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笔下的“蛇蝎美女”与众不同,她们既有着这个类型的共性,又体现了独特的个性。她们颠覆了女性作为“被凝视的客体”这个概念,打破了表演性,从而改写了命运。此外,卡特在她的作品中表达了对这个类型创作的思考。     

论明清小说中“嫦娥奔月”神话重构的文化意蕴

几乎同时出现在明末清初的四部小说《开辟衍绎通俗志传》、《有夏志传》、《七十二朝人物演义》和《历代神仙通鉴》,不约而同地皆以“嫦娥奔月”神话的情节为基础,重构了有特色的嫦娥故事,重塑了有意味的嫦娥形象,形成了生动、有趣的文学文本形态.若纵向观之,四部小说显示了嫦娥形象由反面向正面转变的轨迹;若横向观之,四部小说展现了“嫦娥奔月”神话移位为文学创作素材之后,所具有的极强的可塑性.纵、横两线在《有夏志传》中实现了交合,作品以全新的嫦娥形象演绎了全新的嫦娥故事,为那个时代独特的社会文化风貌作了最生动、最真实的呈现.     

简论“五四”女作家小说的叙事特征

“五四”女作家的小说叙事具有独特的“自足性”.她们以作家主体为话语中心,以个体的感知替所有角色代言,小说中各种叙事技巧的使用皆为达到个体言说的快感.从叙事视角看,作者、叙述者、被叙述者的身份不断出现重叠、错位和流动.从叙事结构的安排来看,作者惯用书信、日记等体裁推进情节发展,交代故事背景,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女作家对小说叙事结构的安排,同时又给单纯的以“心理-情绪”为中心的结构以物化的情节形式.“五四”女作家这种叙事上的“自足性”与她们当时“边缘化”的生存心态和女性意识有着直接的联系.文章力求通过对“五四”时期女作家代表性小说的叙事特征的分析,展现其背后隐含的“五四”知识女性独特的生存境遇和社会心态.     

从《红楼梦》中“风月宝鉴”看“白骨观”的影响与作用

《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故事已经深入人心，“风月宝鉴”就是借用了佛学白骨观的思想，它源自佛学思想，而作为佛学经典的《俱舍论》，则十分形象地传达了“风月宝鉴”里面蕴含的深刻的思想。《俱舍论》第六品详细介绍了“白骨观”(《俱舍论》用的是“骨锁观”)的修法和作用，专门用来对治各类贪欲的方法。今天，这种方法对我们依然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熊娘噶婆”与“狼外婆”的艺术形象比较研究

本文对湘西沅水流域的民间故事中“熊娘噶婆”的形象，与德国民间故事《小红帽》中的“狼外婆”形象进行了比较。首先，从两个故事的起源开始论述，并罗列了“熊娘噶婆”的独特之处；随后通过具体形象和命名两个方面，详细比较了二者形象的不同；最后，本文就“熊娘噶婆”与“狼外婆”分别代表的文化和内涵展开了重点阐述。通过所扮演的角色及命运...     

“翘足而待”“翘首以待”源流考

汉代出现的“翘足而待”逐渐被宋代出现的“翘首以待”取代。通过分析“翘足而待”和“翘首以待”的义项,补充了大型辞书事宜的缺失,梳理了二者词义的演变情况,并且分析得出“翘首以待”最终取代“翘足而待”是由于表义形象、清晰及文化心理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田纳西·威廉斯主要剧作中的“隐形人”

通过莎士比亚“女巫”和田纳西.威廉斯的“隐形人”形象安排的比较,分析了田纳西.威廉斯的三部代表性剧作中分别塑造的“隐形人”的形象与莎士比亚“女巫”的不同之处,指出“隐形人”这一艺术形象的创新价值。“隐形人”形象的安排有利于戏本的结构安排;有助于述说剧本中的隐秘情节;“隐形人”象征、隐喻的运用,有助于完成剧中人物特定的心理造型。     

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

本文在认同“底层叙事”的前提下,着重探讨了女性创作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认为,女性文学的历史并不缺少“底层叙事”,特别是新文学史上的三四十年代,女作家笔下的底层故事、底层妇女形象成为左翼文学的重要实绩,构成了一种文学传统,因此,在女性文学领域“底层叙事”久已有之,并非当下的新创构。其次,女性群体与“底层”同为弱势群体,创作主体与对象主体具有立场和身份的同一性,“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平等心态形成了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的互文性特征。再次,女性天然的母性犹如圣母博爱众生,她们以母性的光芒烛照底层的时候,叙述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自然形成了一种互为依存的“母子关系”,同构性自此生成。     

女性的重写与重读——试论三维视野中的《镜花缘》

在“五四”女性史观的指导之下,历来对《镜花缘》解读者都忽视了其女性形象所展示出来的新特点与新形象。本文拟从作品出发,以其女性形象为核心,以“仙女下凡”的故事为切入点,着重考察其在文学史视野中的新变。辅之以社会史、思想史视野,希冀探索她们在“出发——对比考察——论证”的“文学史——社会史——思想史”的“三维视野”中与中国历史的重新契合,凸显其从“女人”到“人”这一形象转变的重要意义。     

重读“中国故事”与“重写文学史”——以《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为中心

许子东的著作《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可以被视为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活动的余声,其“中国故事”的叙述视角及对百年中国小说中“官员”“官场”形象的挖掘是一大创见。由音频节目到纸质书籍,从“有声”到“无声”,该书体现了移动阅读时代听众、读者的阅读习惯与趣味。可以说,此书的写作方式及写作意图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移动阅读时代文学史写作的新路向,将之与之前的文学史并置比较便于照见当下文学史写作与教学的“困境”,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在当前这个时代重读“中国故事”与“重写文学史”的意义。     

屈辱中的“风采”：笛福的“罗克珊娜”与陈寅恪的“柳如是”形象比较

笛福在小说《罗克珊娜》（1724）中塑造的“小三”形象“罗克珊娜”与陈寅恪在为明末才女柳如是“沉冤昭雪”的传记文学作品《柳如是别传》(1953-1963)中塑造的“小三”形象“柳如是”（亦称“河东君”），以各自发自内心的禀性、才情，共同保持着“屈辱”中的动人“风采”。她们均具备非同寻常的智慧，重情重义且怀感恩之志，挑战男性性别且与男人“试比高”。但来源于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在行为动机上有所差异：（1）罗克珊娜的智慧（“算计”）背后隐含着浓郁的商品经济意识；柳如是的智慧（“行贿”）背后涌动的是一种踏破铁蹄、上下寻觅的真爱。（2）罗克珊娜的情义背后是金钱，是功利；柳如是注重的情义隐含着“人贵物贱”“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儒家人本思想。（3）罗克珊娜挑战男性，是打“自由”之名，行钱财之实；柳如是身着男装，挑战男性，是对牧斋君身上体现的博学、智慧的儒雅之气的顶礼膜拜。对二者的跨国、跨语、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对于英国18世纪文学、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及比较文学平行研究、陈寅恪研究有着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及文本化价值。
     

论“情之正”——民初小说中女学生“自由结婚” 的真义与限度

具有新式教育背景的女性是清末民初婚姻变革的先锋。当通俗小说家对“自由结婚”的现象进行批判和思考时,她们也成了文本中的女主角。在民初的哀情小说中,践行“自由结婚”的女学生的价值取向被设定为“情之正”：其举动须“发乎情,止乎礼义”,同时尊重、遵从“父母之命”。她们对“情之正”的选择,正是对爱情的真挚、炽热性质的回避。小说家由此显示出其立场的局限性。因为通俗小说对市民庸俗道德观念的迎合,这类文本的使用在“小说证史” 的研究中存在一定限度：小说中女学生的价值观念不宜等同于现实中女性的取舍,通俗文本只在心态史的层面才具有史料价值。     

《儒林外史》的“天下”、“古今”与“山东”

吴敬梓的儒家情怀与史官思想,使《儒林外史》全书有非常浓重的“天下”、“古今”意识,影响于故事地点与人物隶籍、游历之地的设计等,都有特别的考虑。最突出是从“山东汶上”写起,又写周进、王惠为汶上人和王冕、虞博士等也要来山东等等,都是一种深曲的笔法,有深隐的寓意。     

“灰姑娘”型故事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以中国、德国和法国为例

“灰姑娘”故事是西方世界最流行的童话之一,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我国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从故事人物和情节发展来比较,中国、德国和法国三个故事的结局也不尽相同。中国具有浓厚的集体主义倾向,结局让她们被飞石击死并命日“懊女冢”,是集体对他们做出的可耻行为的惩罚;法国十分重视个人价值,给予了灰姑娘的两个姐姐实现各自梦想的机会——嫁给了官里的贵人;德国的结局中对恶人的惩罚是来自大自然的力量所为,让人们感受到“恶有恶报”的观念,是德国社会的一种价值观体现。     

论“三言”情教观的市民色彩

“三言”因为是通俗文学、市民文学,情教主要的教育对象是市民阶层,所以,这种情教观就必然染上鲜明的市民色彩。主要表现在:下层群众形象的大量出现;对历史人物的改造和对笔记故事的加工。正因情教观具有鲜明的市民色彩,才更易为市民阶层所接受,情教才更能发挥其作用。     

都市“吧女”

“吧女”,是当代都市中新近涌现出的一种职业。据对东南沿海五个大城市的调查,目前比较流行的,有“茶吧”、“泳吧”、“陶吧”、“虫吧”、“锅吧”、“票吧”、“琴吧”等,笔者最近在十余种“吧”里穿梭采访,接触了不少千姿百态、行当各异的“吧女”。在调查中,我认为不少“吧女”还是自尊自爱的,但也有一些“吧女”在不法老板的驱使下,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对于“吧女”这一事实存在的职业,有关部门应加强管理,使她们的经营行为符合文明社会的规范,同时,对那些行为不轨的老板和“吧女”,应坚决打击和取缔。下面逐一披露她们台前幕后的…     

论“三言”“二拍”的钱财观

“三言”“二拍”是中国古代最多写到商业、商人及市民文化的短篇小说集,因而研究作品中所显示的当时民众及作者的钱财观,对给作者的思想观念进行定位很有意义。本文根据“三言”“二拍”中的大量相关故事,梳理了故事本身及作者在钱财方面的五方面的观点,并由此认为,作者对当时普通民众生活有较深入的了解,但他仍是个传统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