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近代烟祸述论

鸦片何时输入甘肃?根据史籍记载大概在道光年间。“道光初,……(鸦片)由印度传至云南,而南土兴矣,展转传至四川而有川土,又传至甘肃而有西土……一、二十年来,废田而种罂粟,岁益浸广。”①所谓“岁益浸广”说明鸦片传到甘肃后,经过长期泛滥,便成为一种难以治愈的痼疾。本文试图就甘肃烟毒泛滥的原因、概况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作一初步的探讨。由于水平有限,不当之处一定很多,恳请读者指正。     

论林则徐历史地位的确立和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础

18世纪70年代初期，英东印度公司获得鸦片出口的垄断权，开始向中国经营鸦片贸易。嘉庆元年（公元1796）鸦片输入达1007箱，“因嗜（烟）者日众”，“始禁其人口”，“裁其税额，自此入口之鸦片，率暗中偷售，而其价益增。”嘉庆五年，朝廷又重申烟禁。此后嘉庆皇帝还屡次诏申严禁烟毒之宗旨，但由于官场腐败，内外勾结，鸦片越禁，输入越烈。随着鸦片走私骤增，道光十八年，朝廷在上偷中指出“自鸦片流毒中国，纹银出洋之数，逐年加增，以致银贵钱践，地丁槽粮盐课因而交困”，使清政府经济上面临严重的压力。更由于鸦片走私猖狱，官奸“贿…     

鸦片的包装

鸦片战争前,中国烟毒泛滥。英国不法商人对华走私的鸦片,产自印度。印度酷热多雨。载有鸦片的商船经印度洋,过马六甲海峡,入南海,在热带洋面上得航行数十天,为保存、运输好鸦片,鸦片制造商精心包装鸦片,“把鸦片装入为便于偷运而特制的箱子”。产于印度东部孟加拉地区的鸦片名为“公斑土”(按;有些史书写成“公班土”),装放的“箱子是用芒果木制成的,分两层,每层有二十格,每箱共四十格。浓缩烟浆制成实体圆球之后,包以罂粟花瓣(按:鸦片的原料为罂粟果汁)和劣质烟浆制成的硬壳,垫以干罂粟叶,然后放入格内,每箱放满四十个烟球。为     

关于一八三八年禁烟争论的再探讨

一八三八年,黄爵滋向道光皇帝奏上著名的《请严塞漏厄以培国本折》。这个奏折的主要内容,是主张以死刑惩治鸦片吸食者,达到杜绝白银外流的目的。皇帝把它交给各将军、督抚讨论,参加讨论的二十九个大员,对这个建议抱着不同的态度。史学界一般认为,这次大规模的讨论,是严禁派与弛禁派的争论,赞成黄爵滋的主张的人,就是严禁派,以后在鸦片战争中就是主战派;而反对者就是弛禁派(或者叫维持现状派),以后则成为反侵略战争中的投降派。     

试论洋务运动对清末财政的影响

洋务运动对于清末政治、经济均产生过深刻影响,在这篇文章里,笔者拟就其对清末财政的影响试作论述。一、洋务运动是致使清末财政危机不可逆转的契机道光年间,清王朝已呈现出末世的朕兆。随着政治腐败、武备废弛,财政状况也日趋恶化。清初,因征战国家财政曾一度出现巨额亏空,但自康熙朝以后各朝均有盈余。户部库储最多达八千余万两,常年多在上千万至数千万两之谱。道光元年以降,鸦片走私激增,白银大最外流,二十年间据最低估计当在一亿元以上,相当于当时银货流通总额的五分之一,平均每年均流出数达五百万元之白银,约为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府库银两因之急剧减少,至道光三十年户部库储存银仅八百万两。太平天国起义以后,清王朝军费激增,财政困难愈盛,户部库储继续减少,至同治三年结存“实银”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贩运群体及贩运路线考察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烟毒泛滥成灾，一度被称为“烟国”。斯时，鸦片的种植、吸食和贩运都达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程度。就贩运而言，主宰甘肃政治和经济的诸多群体都有贩烟行径，军阀、商号、马客和驼帮是主要贩运者。他们将鸦片贩诸省外、省内互贩或从省外运进本省，赚取巨额款项。贩运路线出境和入境大体均为河西内蒙线、临夏成都线和西兰线。从贩运的渠道上看，以1937年为界，该年之前，内销大于外销，尔后，外销大于内销。民国甘肃鸦片贩运猖獗是由政府财政困窘以及权力失控所致。     

试析早期美国华侨社会的鸦片问题(1848-1943)

自19世纪中叶加州发现黄金后华人开始大童赴美,到1943年美国取消排华法的近一百中,美国华侨社会中的烟毒较为盛行.早期美国华侨社会烟毒流行,主要是鸦片吸食为特定历史场景中的美国华侨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社会消遣方式;从事鸦片贸易而获取的暴利,驱使华侨热衷走私和贩卖毒品,也使华侨堂号勾结警察,为毒贩提供武力保护.鸦片对美国华侨社会的危害巨大,致使华侨浪费钱财,伤及身心,不能履行自己对家庭的义务和责任,它还引发了盗窃、"堂斗"等其他社会问题,给美国排华分子以排华口实.在控制烟毒的行动中,由于华侨社团和中国驻美领事权力有限,而华侨商贩和堂号与美国警察互相勾结,致使禁毒行动难有成效.     

旧中国鸦片流毒云南的社会根源探讨

一 鸦片传入云南的年代和路线史无明载。据说早在明朝末年即由缅甸、越南传入南部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因其有治病疗疾的某些功效,加之沿边地带的气候、土壤适宜种植,故而边民们便开始种植和吸食。后至清初吴三桂率兵追击大西军余部和明永历帝至中缅边境时,因水土不服,军中疫病流行,便效法边民用鸦片治病。及至回师时遂将鸦片的种植和吸食方法带回滇中,于是鸦片又由边疆传入云南腹地,并逐渐滋蔓开来。对于这一说法的真伪,尚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可以相信的是:最迟到清代前、中期,鸦片便已滥觞云南。再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的清道光年间,便已蔓延开来。为此,清王朝一再下令云南地方政府,“明定章程,严行惩创”,铲除烟苗。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的腐朽反动,决定了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不可能禁绝烟毒。相反,为了谋取暴利,云南地方旧政权及官僚、军阀、奸商、土匪、地霸沆瀣一气,利用鸦片大发横财,祸国殃民,致使云南烟毒之祸屡禁不止,流毒全省达数百年之久。     

中国禁毒史的一个断面——清末民初苏州禁烟研究

清末民初,苏州鸦片烟毒泛滥,洋药、土药行销量庞大,烟馆、土膏店林立。为净化"天堂",苏州地方当局在社会各界的协助、配合下,自上而下,展开禁烟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烟毒的泛滥,烟馆纷纷关闭,鸦片销售量、烟民人数大幅度减少,禁烟取得一定成效。但禁烟中存在诸多障碍因素,也不能忽视。     

银荒问题与道光朝士大夫的"以货易货"主张

道光时期,由于鸦片入口而导致了严重的银荒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士大夫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严禁派和弛禁派各有不同的主张,但却都把以货易货作为解决银荒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内容上,严禁派的以货易货主张主要偏重对鸦片以外商品的交换方式的控制,弛禁派的以货易货主张则以鸦片为主要内容,体现了不同的政治见解和利益出发点,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道光时期人们思想认识的局限性。     

道光时期以来浙江鸦片流播问题初探

清朝道光统治时期,沿海省份浙江成为遭受鸦片侵害的重灾区之一。台州、温州种植罂粟、售卖鸦片,嘉兴、杭州、宁波等地鸦片走私入境。吸食与贩卖行为是造成鸦片毒害蔓延的重要因素。外国鸦片商,闽、粤等地的商贩,本省烟贩和鸦片吸食者,盗匪游民等均是鸦片利益的＂收获者＂,成为官方处理鸦片问题的巨大障碍。     

关于禁烟运动的三个问题

一八三九年六月三日开始,钦差大臣林则徐,根据道光皇帝“林则徐、邓廷桢、怡良,于(鸦片)收缴完竣后,即在该处督率文武员弁公同查覆,目击烧毁”的上谕,在广州虎门海滩,将从英、美等国鸦片商缴获非法输入的鸦片,“共有一万九千一百七十九箱,二千一百一十九袋,其斤两除去箱袋,实共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当众销化,至六月二十五日毁毕,历时二十三天.这就是震憾中外的虎门销烟壮举,是振奋整个中华民族     

烟毒问题与近代山西社会

烟毒蔓延在山西经历了一个从上层到下层、由少数到多数的情势。从鸦片到金丹、吗啡、料料等毒品,山西社会所受毒害甚深。同时,随着近代山西社会局势的恶化,烟毒日益与糟糕的生活作风、地方社会的劣等阶层,以及近代反侵略的民族主义情绪联系起来,烟毒、政府与民众构成近代山西社会一个颇有特色的三角关系。     

鸦片在山西的危害

清朝前中期,鸦片只作为一种药品,由阿拉伯、印度运进中国,数量很少。乾隆末年以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把鸦片作为一种重要的获利商品向中国贩运,进行罪恶的鸦片贸易。到了道光初年,鸦片种子也传入了中国,中国开始种起了罂粟。     

全面抗战时期徽州地区禁烟运动

民国时期,徽州地区烟毒泛滥.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推行毒化政策,徽州地区社会失序,具有烟毒化的趋势.在民族危亡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发动了大规模的禁烟运动,从废除公土制度、限制私烟流动、强制烟民戒烟、设立强民工厂、建立监督组织、推行禁烟宣传六个方面推动徽州地区的禁烟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未将鸦片彻底根除.     

受贿与缉私——道光六至十二年两广总督李鸿宾史事考

道光六年至道光十二年期间的两广总督李鸿宾在中英关系中有两个负面记载:一、《清史稿》记述李鸿宾接受英商贿赂滥坏行商制度一事,二、《道光夷艘征抚记》等史书中提到的道光六年李鸿宾设立水师巡船导致鸦片入口数量激增一事。史料考证表明,《清史稿》对李鸿宾接受英商贿赂的记载存在与史实不符和概念错乱之处,值得怀疑;而李鸿宾所设的水师巡船固然腐败,却不是导致鸦片入口激增的主要原因。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层累地加重了李鸿宾的罪名,夸大了他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     

陕甘宁边区禁烟禁毒运动初探

中国共产党对禁烟禁毒一贯高度重视。早在３０～４０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为了根除病国害民的烟毒,相继制订和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禁烟毒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陕甘宁边区查缉毒品办法》等一系列重要的查禁烟毒的法规法令,先后...     

华北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禁烟禁毒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之后,大肆公开推行其毒化政策,以鸦片烟毒戕害中国人民。华北大地鸦片泛滥,烟毒横行,社会经济凋敝,社会风气败坏,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为粉碎日伪的毒化政策,肃清烟毒,开展了大规模的禁烟禁毒运动。     

试论道光在鸦片战争中的几个问题

爱新觉罗·旻宁(1782—1850年),嘉庆次子,庙号宣宗,年号道光,1820—1850年在位。在位的三十年中遇到了棘手的鸦片问题,爆发了英国入侵的鸦片战争,并经他批准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使独立的中国开始论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对道光在鸦片战争的功过是非,不少中国近代史著述中均有评述,但一些问题尚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本文想就道光在鸦片战争中的几个问题,谈一些粗浅的不成熟意见,希望同志们给予指正。     

尹壮图上疏停罚“议罪银”述论

“议罪银”是乾隆朝中叶逐渐形成的对督抚大员因过误,自认缴银的惩罚制度。缴银数额巨大,督抚大员通过认缴银两的方式以避免革职问罪,使清代的法纪受到抵毁,是乾隆朝督抚侵贪的原因之一。内阁学士尹壮图上疏停罚,引发对乾隆盛世的微辞,遭斥被迫回籍归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