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熹先生的语言学研究及学术思想述略

向熹先生的学术研究的主线,在于继承传统小学,立足现代语言研究的理论方法,从断代描写的角度,对汉语历史展开全面描写,著成《简明汉语史》.他的《诗经》语言研究,为汉语史的描写奠定重要的基础,与《诗经词典》、《诗经译注》等系列研究构成了《诗经》研究的理论体系.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从教学中发现学术问题;并注重把艰深的学术研究与满足公众语言学知识需求结合起来,开展辞书编纂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为古汉语知识的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     

《突厥语词典》与现代哈萨克语的关系(续完)

二伟大学者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的《词典》是研究突厥语族语言历史上的词汇、语音、语法、语言史及其发展规律的重要文献,同样是研究哈萨克的语音和语言发展规律的重要文献。我们将现代哈萨克语的词与《词典》中的词作一比较,便可以找到许多相同的基本词汇和语法形式。     

简论《诗经》中的草木

学习《诗经》既可得识古籍之草木,又能知身边草木所蕴藏的先民心思、咏叹。孔子早就强调过《诗经》认识名物的价值,他认为《诗经》有助于认识许多草木鸟兽之名。《诗经》中的草木,不仅其名称、形态印入后人的心中,而且其情愫更是深深地驻扎在后人的生命里,生根、发芽,永生着。缤纷植物养人眼,诗意草木怡人情。读《诗经》,识草木,可以兴观群怨,也可以思无邪,宁静致远。     

评李子伟的《诗经译注》

评李子伟的《诗经译注》张启成李子伟先生的《诗经泽注》（国风部份），由兰州大学出版社于１９９２年６月出版。建国以来，国内与港、台出版的《诗经》注译本，包括全注全译与选注选译，已不下数十种之多。但李先生的《诗经译注》，相比较而言，仍有自己的特色与价值。这...     

试论《诗经》对《史记》的影响

《诗经》对司马迁撰述《史记》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尤其是他在追述商周的历史时,大都是以《诗经》中的相关诗篇为基础,以其他的文献材料相补充,加以改编、综合、归纳而成。于是《诗经》中所表露出来的一些历史意识,对司马迁的《史记》就必然产生多方面的重要影响,《诗经》中的一些是非标准也就成了他理解和解释历史的重要理论依据。     

《山海经》:中国科技史的源头

本文运用语言民族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对中国古籍《山海经》中所记载的科技知识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所涉及的学科众多,诸如天文、历法、地理、历史、语言、矿产、医药、人种学等,并从历史的角度证明了《山海经》是上古时代的一部科学技术史书.文章认为:当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强对《山海经》的研究,不仅有科学价值,而且有现实意义.     

论王夫之关于《诗经》中的灵性思维的思想

《诗经》与《圣经》中的诗歌之间具有许多契合点。王夫之的诗学观念与基督教圣经学的诗歌理念比较接近 ,其间存在着可比性。王夫之对《诗经》中的《雅》《颂》部分特别感兴趣 ,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对《诗经》中灵性思维的深刻认识 ,主要表现在他对《大雅》的思维模式的研究上。王夫之的诗经学研究成果丰硕 ,这得益于他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     

历史与伦理--"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

“古史辨”在从事《诗经》研究时 ,首先预设了《诗经》是文学的观念 ,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汉代《诗经》学的批判。在反驳汉代《诗经》学时 ,“古史辨”提出了历史与伦理的分野。他们认为 ,汉代《诗经》学把《诗经》当“经”而不是诗 ,乃因于汉儒的伦理观念所致 ,而“古史辨”恢复《诗经》的文学面目正是尊重历史的表现。因此伦理观念可以被排除在历史研究之外。这一看法与“古史辨”的历史观———“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密切相联 ,并为反思“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切入点。     

再论张栻的《诗经》研究

张栻除了在《论语解》中对《诗经》进行了整体观照外,还对《诗经》的多篇诗篇做过个案研究。张栻以二《南》为本,以政教为中心,注重对《诗经》治国理政思想的探究。作为理学家,张栻的《诗经》研究具有“六经注我”的色彩,部分解读《诗经》的文字已经变成了他演绎自己理学思想的载体。张栻也着力于《诗经》艺术性的分析,在他的《诗经》研究中并没有表现出以文害道的观念,他对《诗经》情感传达的体悟、对赋比兴及其他艺术手法的揣摩,都反映了其较高的文学品鉴力。张栻的《诗经》研究尊《序》较多,保守性较强,再加上没有留下研究《诗经》的独立专书,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他在诗经学史上的地位。     

论孟子与先秦诗学阐释学

出于游仕和谋求学术话语权力的需要 ,孟子充分发掘利用了《诗经》蕴藏的政治资源和思想资源 ,并由此导致了对诗义和得义方法的关注。孟子的用诗和论诗 ,存在一个稳定的表意结构 ,结构的核心即是他毕生坚守笃行的儒家思想的内核 :仁义。他的用诗和论诗乃是分别在言语义和语言义的思路上对这一思想进行的言说。因此 ,我们认为 ,作为不同的应用策略 ,二者不应混用同一标准衡量。“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方法的提出 ,在《诗经》研究史上无疑是一个进步 ,《诗经》研究方法论的概念由此而产生 ,并进而形成先秦时期最有特色的阐释学思想。这种行为本身隐含着将《诗经》作为知识文本进行研究的倾向。后人循此向度将其引入批评 ,成为历史主义和情志批评的理论源泉之一。     

《诗经》异文类型研究

《诗经》异文研究是《诗经》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我国唐代以前古人使用汉字的习惯、方式和规律问题,关系到毛《诗》和鲁齐韩三家《诗》用字特点和规律问题。而类型研究又是《诗经》异文研究的核心和重点,《诗经》异文诸类型一出,从一定的意义上就可以说,是把唐以前古人用字的习惯、方式和规律具体化了,把毛《诗》和三家《诗》用字的特点和规律具体化了,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谈先秦至东汉汉语语法的发展

读汉代注释书,即所谓随文释义训诂著作,西汉毛亨《诗经诂训传》,东汉郑玄《诗经笺》、《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赵岐《孟子章句》,王逸《楚辞章句》,高诱《战国策注》、《吕氏春秋注》、《淮南子注》,发现原文和释文在语法上有不少差异。笔者看来,这些差异反映了先秦到东汉这个历史阶段的汉语语法的差异。这是因为,几部原著除《淮南子》外,均为先秦著作,代表先秦语言;而注释作者除毛亨为西汉人外,皆在东汉(中后期);现代训诂学研究已证明,汉人注释书是用的当代活的语言。这样从原文和释文对比中可研究先秦到东汉时期汉语的发展变化并可从中探索发展变化的规律。     

反切、破读与方言音韵——殷焕先先生在音韵学领域的贡献

著名语言学家殷焕先先生受教于众多国学名家,合传统语言文字之学与现代语言学之长,在音韵学领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其《反切释要》一书首次对根据普通话语音来正确释读古代反切的规律进行了系统归纳。先生正面提出破读是取材于客观存在的语言自然现象,论证了破读产生于殷商时期,并指出"离去无破"的声调破读规律,反映出上古去声作为一个类早已存在;先生根据历史语音学的理论、语言历史演变的规律,分析方言语音现象的历史因素,勾勒其演变规律,是我国方言音韵学研究的先驱。     

船山《诗经》学面面观

<正> 《诗经》研究是王夫之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诗经稗疏》、《诗广传》、《诗绎》、《诗经考异》、《诗经叶韵辨》等论著,对《诗经》进行了综合的研究考察。船山诗经学不仅著述繁富,而且所涉极其广泛,所见极为深入,持论甚高而卓见至多。王夫之曾以“六经责我开生面”自许。可以说,在《诗经》研究中,他也以精博的学识与巨大的气魄,开拓出一个新生面,使《诗经》研究穿透传统经学的云罅,而映出近代理性思辨的光辉.     

论古史辨派的《诗经》研究

古史辨派的《诗经》研究有其历史必然性 ,顾颉刚继承和发扬郑樵、姚际恒的学术传统 ,对《诗经》进行辨伪 ,并非出于单纯的学术兴趣 ,而是五四时代精神使然。古史辨派《诗经》研究的特点是 :一、对传统《诗经》学进行猛烈批判 ,始终体现了一种学术批判精神 ;二、树立了建设新的《诗经》学的学术目标 ;三、自由探讨 ,平等交流 ,进行正面学术交锋。     

魏源论孔子与《诗经》

魏源在《诗经》上以今文经学的三家《诗》为宗,但是,在孔子与《诗经》的关系上,却只承认孔子有正乐之功,而无删诗之事。他从诗与乐的关系入手,论证了孔子对《诗经》的贡献,并驳斥了历史上的孔子删诗说。但魏源并未贬低《诗》的作用,在他看来经过孔子正乐,《诗经》才能够成为经学典籍,孔子正乐与作《春秋》具有同一意义。     

出土文献与《诗经》口头和书写性质问题的争议

西方学者多有论证《诗经》产生于口述文化环境中,认为在《诗》的创作和传授过程中,书写没有起到多少作用。然而,最近出土的几种《诗经》及与《诗经》有关的早期写本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本文根据一些写本以及其他出土文字数据,论证了书写在《诗经》早期历史的每一阶段都曾起到重要作用。     

《诗经》联绵词语音研究

通过对《诗经》双声、叠韵、非双声叠韵联绵词音节语音特征组合方式考察,发现《诗经》联绵词双音形式组合遵循音节响度顺序原则,表现在声母、韵部主元音、韵尾三方面.某些声母组合方式,反映了这类辅音特殊的语音关系.     

西方理论建构中国古典诗学模式的困境——论苏源熙《诗序》研究的局限性

苏源熙的《诗序》研究以大胆的跨文化、跨学科研究方法,在西方理论背景下探寻了《诗序》对《诗经》的讽寓性阅读模式,以及《诗序》构建中国历史的诗学化方式,拓展了中国古典文论研究的视野,在予人启发的同时,其研究也呈现出一些局限性：将“讽寓”“规范性阅读”等西方概念运用于中国古典语境中,与“比兴”“美刺说”相对应,显而易见地造成了术语的混淆与理论的龃龉,不仅损耗了原概念在西方哲学史中的丰富含义,也掩盖了中国的修辞语言、文学内涵乃至哲学理念的独特性,使之在翻译的转换后,读者更难以触碰语词文化沉积下的原貌,并且未足够彻底地建立一个比较的系统以发掘和表达中西文学的同构性和可译性,而是简单化了中国《诗经》的接受史,论述中也缺少中国文化史与古典哲学的维度,导致其解构阐释呈现出牵强之处。同时,苏源熙仍然使用了他所想要规避的主题化和预设目的的论述方法,没有超越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思维,陷入了新批评与解构主义的自我矛盾。     

《诗经》研究应超越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理论视阈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划分作为一种理论框架是清末学者建构而成的,它深深地渗透到现代《诗经》研究中。现代《诗经》研究界认为《毛诗》属于古文经学,《鲁诗》、《齐诗》和《韩诗》三家诗属于今文经学,它们在汉代斗争激烈,处处立异。由于这种理论过度强调对立性而不能对汉代经学做客观的描述,对《诗经》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消极影响。《诗经》研究应该超越这种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