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卷:文本的规范与程序的控制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刑事审判仍是一种严重依赖案卷材料的书面审判方式,这与我国当前推进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存在尖锐冲突。这一冲突难以从制度上通过对案卷材料的"休克疗法"或所谓的调和路径加以解决。从相对合理主义的角度看,坚持平衡司法现实需要与程序正义价值诉求的原则,着手于刑事案卷制度本身的建设以适应实质化刑事审判方式改革需要可能更为稳妥。刑事案卷制度的建设涉及对案卷文本界定、文本生成机制和案卷运行的程序性制约机制的建立,由此形成刑事案卷生成、运行的标准性和限制性规范,从而增强刑事案卷运用的合理性和可靠性,实现刑事审判程序正义价值。     

浅议影响案卷质量的因素及其对策

实践证明,提高案卷质量问题,不仅是档案界同仁们的老生常谈,而且还是档案工作者一项长期的、细致的、最基础的重要工作。案卷质量决定着档案的价值,关系到各业务环节的标准化和规范化能否顺利进行,关系到档案工作能否赢得信誉,能否为社会承认。这些年,高校在抓案卷质量上加大了力度,取得了可喜成绩。特别是贯彻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档案工作规范》(以下简称《规范》)以来,案卷质量普遍有     

工程卷宗标题如何准确揭示卷内文件内容

案卷标题是由作者、问题(内容)、名称(文种)这样三个部分组成的。规范的案卷标题除应具备这三项基本要素以外,还应能准确揭示卷内文件的所有内容。这才能满足快速准确查找的目的。     

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问题

行政执法责任制是实行依法行政 ,加强行政执法工作的重要举措。从 1988年开始 ,各级政府在行政执法领域都逐步推行了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但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和统一的规范 ,结果是各行其是 ,问题不少。为了使行政执法责任制在全国各地有序地推行 ,我们有必要在理清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概念、内涵、构成要素的基础上 ,采取相应措施 ,制定统一的规范     

行政权自我规范下行政执法风险防范研究

行政执法风险防范是推进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在行政权力的专业性、复杂性、广泛性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我们迫切需要将行政执法风险防范的视角从行政权力运行的外部环境转向行政权力运行的内部环境。从行政权自我规范的视角防范行政风险,首先要加快行政执法队伍职业化建设,提升行政执法人员素质,其次要创新行政执法形式,摆脱行政权“一权独大”的格局,还要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内部责任机制,加强对行政权违法行使的监督力度。只有将预防和规范结合起来,才能够真正将行政权自我规范的优势凸现出来。     

行政执法规范化路径论析

行政立法和行政问责处于行政执法的两端,研究行政执法规范化的路径不能仅着眼于行政执法本身,行政立法的规范、行政问责的到位也是必须考量的因素。从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和杜绝立法者自身利益渗透两个方面可以有效规制行政立法;树立执法者公民赋权意识、程序意识和公正意识,可以从内心信念维度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及时、有效、全面的行政问责,不仅能监督行政执法行为,还能救济相对人受损的权利。     

行政权力法律制约的执法研究

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 ,有效的行政执法法律制约应做到 :实行城市综合执法制度 ;严格行政执法程序 ;完善行政执法的法律监督机制 ;实行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行政执法检察监督问题探讨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有效监督和规范行政行为,防止权力的滥用。从行政失范表现和行政执法监督现状切入论述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必要性,从实践基础、理论基础、立法基础对行政执法检察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从完善行政执法检察的立法建设、明确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界限、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程序三方面构建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体系。     

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的正当性论析

从行政法律规范的安定性来看,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能够避免法律规范的朝令夕改,适应了行政任务复杂变化的现实需要.从行政自我拘束理论来看,对行政裁量最有效的控制在于行政自制,行政执法案例指导能够有效地抑制行政裁量的滥用.从一线执法实践来看,行政执法案例制度是对执法实践经验的总结,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行政执法任务数量变多、难度增大,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的推广已经刻不容缓.     

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中的协作

由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广泛性、复杂性和执法主体的多元性,为提高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效能,需要推进行政执法协作。由于立法规范的缺失、协作内容的多样性、协作目标的复杂性等因素影响,在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协作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权责划分不清晰、协作机制不健全、协作效率不高等问题。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协作可分为协助模式和协同模式,不同模式下主体关系和权限存在区别。此外,由于协作规范缺位、权限划分不明、执法目标差异等因素影响,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协作中存在着协作纠纷。为此,应当明确线索移送、证据互认、联合执法等协作内容,通过制定权责清单、成立协调机构、规范协作程序等措施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协作,妥善化解执法协作纠纷,提高执法协作效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整体性目标。     

行政证据规定及其对证券期货监管和执法工作的影响

中国加入WTO后,行政机关必须接受被司法审查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适时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行政诉讼证据规定了明确的要求。作为具有行政职权的事业单位,中国证监会必须在日常的监管和执法工作中贯穿行政证据规定的要求,建立案卷的意识,建立留痕的意识,让整个行政过程都用文字以及其他可以再现的合法方式固定下来,保证可以经得起时间和法律的检验,以便适应新时期证券监管工作的需要。     

我国种子行政执法责任制度分析

我国种子产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并取得显著成效,我国种业的安全发展离不开种子行政执法工作的保驾护航,种子行政执法年对种子行政执法有了更高的要求,而种子行政执法责任制度则是对种子行政执法工作的最后一道保障防线。目前我国种子行政执法责任制度的发展还很不完善,相应的责任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已有的责任制度在运行施行上也面临诸多问题,这是利益博弈与规制俘获的产物,更是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的体现。分析种子行政执法的责任分解制度、责任考评制度、责任监督制度、责任追究制度以及公众参与作为运行保障措施,以期能完善我国种子行政执法责任制度,规范种子行政执法工作。     

试论行政执法不作为

行政执法不作为是指行政执法主体负有法定的作为义务且能够履行而未履行或拖延履行的行政行为。其具有违法性、法定义务的作为性、行为方式的消极性以及单方性四个方面的特点。抽象行政执法不作为和具体行政执法不作为、申请行政之行政执法不作为和职权行政之行政执法不作为是行政执法不作为的两种基本组合分类。认定行政执法不作为必须坚持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对“行政综合执法”概念的再辨析

行政综合执法有其具体明确的涵义,但在许多场合已被误用,有必要予以澄清。行政综合执法不同于联合执法,不同于综合执行,也不同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它是指由依法成立或依法授权的一个行政机关综合行使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关的行政机关所具有的行政职权,能以一个整体执法主体的名义承担法律责任的一种行政执法制度。     

WTO与行政许可法的制定、实施与完善

行政许可法关于原则、许可设定主体和设定范围、许可实施程序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WTO协定的要求,WTO协定的国内实施也将为该法的落实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然而,比照WTO规则,行政许可法尚需进一步完善,主要包括应增设比例原则和宽容审查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需要补充和明确;应适度拓展对行政许可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范围和强度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实证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行政执法作为城市行政管理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权力的运行,不仅在公共事务管理层面拥有强大的积极能动作用,同时在影响行政相对人的切身利益层面,也具有巨大的消极侵益的内在动能.行政处罚权的相对集中,作为一种正在构建成长中的行政执法模式,在当今强调大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促进依法行政的背景之下,在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升执法效率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分析相对集中行政处罚的生成背景与制度特点基础上,研究了河南推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工作的成效与存在问题,提出了完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制度的几点建议.     

论非强制行政执法方式的人权意蕴——以非强制与强制的比较为视角

非强制行政执法方式是近年来我国行政执法创新的产物,相对于强制行政执法而言,它对行政相对方自由和平等的实现,以及提升政府保障人权得以实现的能力和水平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这决定了非强制行政执法将会成为行政机关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主要手段。     

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限制————以知识产权最新修法为背景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自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产生之初即已存在,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上的特色制度,也是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三部主要知识产权法律的最新修改显示,行政执法呈现出扩张趋势,但无论是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考察,还是从知识产权本身特有的属性、法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行政权扩张本性的抑制、社会条件的变迁等角度着眼,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都应当受到严格限制。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在修改时可适当保留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内容,但应当对其进行严格限制并逐步弱化。具体而言,修法时应弱化对知识产权纯民事纠纷的行政裁决,提倡行政调解,并适时调整行政查处的范围和力度。     

运动式执法与中国治理的困境

从决策议程对环境的回应、动员社会中的稀缺资源和实现政府间合作三个角度来分析运动式执法的必然性，运动式执法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和治理模式并非总是消极的。一味地否定运动式执法，既不符合中国公共治理的现实需要，也不符合严肃的学术研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