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编写新方志的原则和领导问题

地方志,简称方志,是记载一个地区的自然与社会史料的史书,是我国一份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它广泛而详尽地记载了一个地区的建置、沿革、区域、山川、关隘、津梁、古迹、寺观、物产、田赋、灾异、风俗、职官、人物、艺文等自然与社会的丰富史料。古代史学家称之为“博物之书”和“一方之全书”。我们可以说它是某一地区内既载历史又记现实、既叙自然又述社会的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     

从“正名”到“名教”：中国史学批评价值标准的确立与演进

《春秋》之“义”首在“正名”,其宗旨主要是确立是非真伪善恶的标准,后世以此为基础,将其发展为“名教”,指以正名分、定尊卑为主要内容的礼法原则。在史学批评上,“名教”先由袁宏提倡,中经刘知几,后至章学诚而得以完善。袁宏主张历史撰述应贯彻“名教’原则;刘知几在肯定“名教”存在合理性的基础上,指出“名教”是史书载录、评判人物应该恪守的标准,史书的编纂、解读应无伤于“名教”,应“激扬名教”;章学诚则将“名李吏”作为评判史书和编撰地方志的标准。     

三个船喻对生命文化学研究的启示

文章从比较的视角探讨了“提修斯之船”“纽拉特-奎因之船”“毛泽东之船”这三个隐喻的含义及其在生命文化学研究中的作用。就本体论而言，“提修斯之船”这个比喻要求生命文化学的研究关注文化的本质、文化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文化的连续与断裂、文化的继承和创新等四个问题。就认识论而言，“纽拉特-奎因之船”这个隐喻要求在生命文化学的研究注意文化概念的复杂性、历史性和整体性。就方法论而言，“毛泽东之船”这个隐喻要求生命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与所要解决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主体的能力水平相适应。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毛泽东与孔子

毛泽东把一个人说过的话用作他的两句诗，仅有孔子独享此等殊荣。毛泽东学文化是从读孔子书开始的。孔子的有些思想，如重视学习的思想、“敏于行”的思想，毛泽东坚持了一辈子；孔子的有些思想，如君民关系思想、中庸思想，毛泽东是有取有舍的；孔子的有些思想，如轻视劳动的思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毛泽东批判了一辈子。     

服务当代垂鉴后世——喜读《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志》

地方志是继往开来、服务当代、垂鉴后世、有独特历史文化学术价值的地情书，素有“一方全史”之美称。在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百年华诞之际，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从内容到装帧都有较高质量的《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志》（以下简称《一院志》），为我市方志园圃又增添了一朵奇葩。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集体文化思想比较研究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是20世纪重视文化建设的三位政治家,毛泽东同志毕生关注着中国的文化事业,从“文化书社”到“文化大革命”,从“文化”始,以“文化”终。邓小平、江泽民的文化思想从大的层面来说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一部分,其理论框架与毛泽东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观念是相通的,而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上的反映,每一时期领导人的文化思想又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本文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剖析了不同历史时期领导人文化思想的特征,对新时期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迷楼考

扬州北五里,有旧观音山寺,寺踞蜀冈东峰,相传为隋炀帝迷楼故址。但官修史书对此无只字记载,地方志虽有所记,而语焉不详,且有牴牾。如清嘉庆《重修扬州府志》载称:“摘星楼在城西七里观音阁之东阜,即迷楼故址。”①而在此之前,乾隆年间修的《甘泉县志》却称:观音山寺“即古摘星亭址,俗传为隋迷楼故址者讹也。”②唐人韩偓所撰《迷楼记》为官修史书外有关迷楼的记载,但全文只字未提到扬州。从文末“唐帝提兵,号令入京,见迷楼,太宗曰:‘此皆民膏血所为,乃命焚之’”等句来看,韩偓所记的迷楼当在长安。因此,有人就对扬州之有无迷楼,持怀疑态度。     

唐代方伎之士与科学文化——读《旧唐书·方伎传》

儒学之士、文艺之士和方位之士,构成了唐代文化知识阶层的三大类别.旧新《唐书》里各有《儒学传》、《文苑(艺)传》和《方伎(技)传》,分别地记载他们活动的事迹。明代闻人诠在重刻们日唐书》序中说:“《儒学》、《文苑》,表以著达;《方伎》、《隐逸》,兼以察微。”历来“著达”者引人瞩目,而“察微”者则往往被人忽略。其实,不细读《方伎传》,就难以总结唐代科学文化的某些历史特点。对它加以应有的重视,将有助于唐代文化史研究。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关系三论

史书《三国志》与小说《三国演义》的关系 ,历来为《三国演义》研究者所重视。通过实证性研究可以看出《三国志》是《三国演义》最重要的史料来源 ;《三国志》并未为《三国演义》提供叙事结构框架 ,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史书《资治通鉴》;不宜简单地说《三国演义》是“演”《三国志》之“义”。     

从近年考古材料看古蜀史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方的人民。一方的人民创造出了一方的文化。一方的文化与外界不断的接触、了解、交流、融合,创造出了新的地方文化。这地方文化,垂之久远,生生不息。这就形成了这方人民特殊的气质、精神、以及这一方的物质文化,形成了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根”。     

毛泽东对“第三世界文化”的理论贡献

本文试图在全球性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体关系中看待毛泽东对“第三世界文化”的理论贡献。作者认为,这一命题的确立一方面是要拓展对毛泽东文化理论探讨的空间领域,一方面在于揭示毛泽东的“第三世界文化”的理论的现实意义。     

编纂地方志之我见

编纂地方志之我见李宝志地方志的编纂工作是一项极其浩繁的文化建设工程，也是与当前“四化”建设有着密切关系的重要工作。新编地方志是地方的科学文献，具有“资治”、“教育”、“存史”的作用。各个部门、各级领导在贯彻和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建设“四化”中，离不...     

关于两次毛泽东“热”现象的思考

文章认为尽管“文革”中及９０年代初出现的毛泽东“热”现象表现不同、导向不同，但广大中国人民发自内心对毛泽东热爱的真挚感情始终是两次“热”现象的主流，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文章提出今后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认识应更理性化、科学化，应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去探讨毛泽东及其思想，因而要重视和加强对中国人民的文化建设。     

毛泽东怎样自我保健

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共和国和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一般我们只知道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等,但对他的“保健养生之道”,世人就知之不多或知之甚少了。 我曾经做过毛泽东的医生,想将我所知道的毛泽东的保健养生之道介绍给广大读者。     

《明史》中的“和”文化研究

《明史》是一部纪传体明代史，是我国官修时间最长的史书。“和”的思想是儒家重要的哲学范畴，由“和”凝聚而成的“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经典概念。对《明史》中的“和”文化进行探究别具意义，有助于明晰“和”这种独特的文化存在。“和”字在《明史》中出现频率很高，共出现2182次。结合明朝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观念，主要对《明史》中的外交之“和”进行了探微。同时，《明史》之“和”从增补词条、书证晚出以及疏漏释义三个方面对《汉语大词典》进行了补正。     

论少数民族神话的历史地位

在中国文化艺术的宝库中,少数民族神话是一颗璀灿的明珠。重视、加强对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将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就这一论题谈谈一管之见,求教于专家和同行。一“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曙光,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西方文化的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的思想情境与理论建构

日益紧迫的中国近代文化危机以及中西文化碰撞所产生的文化纷争是毛泽东建构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的文化背景。为此,毛泽东建构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之“三位一体”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具有反帝反封建、科学审视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情境。同时还完成了准确定位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创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道路、确立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基本纲领的理论建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不仅破解了中国近代文化危机,也指明了中国先进文化永续前进的方向。     

史体三论

本文就“编年”,“纪传”、“本末”三种史体的始末、价值、影响等几方面谈一谈自己浅陋的看法。由于笔者是弃文务史,半路出家,对史学虽感兴味,但水平有限,今日“史体”一文只是引玉之砖,求教于方家、能士。 一、编年体的产生和发展 编年体史书出现最早,远在周代各诸侯国的史书——《春秋》均为编年体史书,如周之《春秋》、鲁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等等。而墨子曾说: “吾见百国《春秋》。”还有晋称《乘》,楚称之《梼杌》等史书亦均是编年体,可惜这些书大部分亡佚。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就是孔子根据鲁国史“春秋”编写的,定名为《春秋》,从此,“春     

略论汉唐的“和亲”问题

一我国历史上,早在春秋时期,就有周襄王娶戎狄女为后的事。这同历来所习称的“和亲”,即以中原王朝为一方,以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为另一方,所缔结的姻亲关系甚为相似。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当时还没有“和亲”一词的出现。根据史书的记载,我国历史上的“和亲”是从公元前198年,刘邦采纳了刘敬的建议,遣“宗室女”与匈奴冒顿单于“结和亲之约”,始著录于史籍。《汉书》的作者班固曾记述道:“自汉兴,忠言嘉谋之臣,曷尝不运筹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乎?……     

秦国纪年考实

<正> 我国从西周到春秋时期,已经相当重视史记,国君每有言动,即有史官加以记录。“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①天子“动财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②这种记载反映了西周及其以前的情况,“王者”即天子是有史记的.据孔颖达的解释,左史书动、右史书言为确,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非是。当时各诸侯国直接遗留下来的文献十分罕见,现存文献中关于各诸侯国的历史记载极其简略,据此以推,各诸侯国似乎尚无史记。春秋时期,不仅周天子继续保留着史记传统,而且诸侯国也陆续产生了史记。关于这时诸侯国置史的问题,刘知几已明言之:“当春秋之世,诸侯国自有史”。③由此可见,从西周到春秋,从周王朝置史到诸侯国亦置史,经历了一个由上而下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