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以来上海都市中的公共领域与交往行为——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一种解读

本文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结构的转型”与“交往行为理论”为理论基础,分析了近代以来上海都市公共领域的产生及其市民的交往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对“交往理性”的现实性提出了质疑。     

微博“交往理性”的现实性质疑

审视当下中国的微博交往,学界应以马克思的精神交往理论为指导来分析其“理性交往”的现实性;而哈贝马斯构想的“主体间性”和“理性共识”原则,则可以为研究者提供认知向度和理论参照.微博因其优于其他媒体的自由对话特性,正在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交往理性试验区;而存在重大冲突和非合理性的系统与生活世界、主体性与理性迷失的交往主体以及微博传播内在化的冲突等因素,共同滋生出了浮躁的微博交往行为.权力、资本以及传统文化价值观施加的深层次压力,使得初具公共领域特征的微博极可能丧失对话的功能.因此,哈贝马斯所言的交往理性能否在微博领域得到呈现,仍值得怀疑.学界需要重塑生活世界的合理性,以此建构理性交往和价值共识的社会基础.     

再谈“合理性问题”——从哈贝马斯视角出发

理性或合理性问题,既是传统哲学的基本议题,也是《交往行为理论》的逻辑起点。在哈贝马斯那里,理性与合理性是不加区分的。实际上,理性并不必然地就是合理性,但它却逐渐蜕变为合理性。合理性问题非常复杂,既关涉理论合理性,又关涉实践合理性。在实践合理性中,既涉及到形式/目的合理性,又涉及到实质/价值合理性。合理性问题与交往行为密切相关,而交往行为既是一种言语行为又是一种社会行为。因而,要想很好地理解合理性问题,就必须很好地理解交往行为;而要想很好地理解交往行为(关涉交往合理性),首先必须了解工具行为(关涉工具合理性)。简言之,要想很好地解决合理性问题,必须协调工具合理性与交往合理性的关系问题——“工具合理性是独白的,交往合理性本质上是对话性的”。这样,《交往行为理论》就实现了批判理论的范式转变,即从侧重于主体与客体关系、崇尚主体性的意识哲学,转向侧重于语言与世界关系、崇尚主体间性的语言哲学;从传统批判理论转向交往行为理论;从老批判理论转向新批判理论。     

批判的向度及其旨趣:马克思与哈贝马斯意识形态理论比较研究

本文从意识形态批判的向度及其旨趣的角度,对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论的异同点进行了比较研究:首先,在批判的向度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主要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总体性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而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则是以“科学技术批判”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单向度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其次,在批判的旨趣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旨在走向“劳动”实践,而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旨趣则是走向“交往”理性。     

马克思传媒批判思想及当代价值

马克思的传媒批判思想,是对传媒公共领域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公共性价值取向的建构,体现了马克思对以往传统思想的超越意识和批判精神,彰显了马克思传媒批判思想作为当代传媒理论发展进程中的一次范式转变的重要性,有着显著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后现代:作为一种文化批判

发端于康德的理性批判,经由新康德主义卡西尔等人的“扩大的认识论”成为文化批判;文化批判把理性批判的对象扩大到“文化领域”,理性随之扩大为形式理性;“合法性危机”的出现,“解构策略”的揭示,使后现代与文化批判相遇。后现代文化批判的实践表明,后现代具有理性特征,即一种批判理性。     

公共领域的构建与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

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和社会的自由交往空间,旨在通过理性和自由的讨论从而形成公共舆论,并以此为载体实现对社会问题的“信号”功能和对政治系统的监督和批判功能。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发展需要以公共知识分子为主体。但中国目前公共知识分子主体性角色发挥面临两个困境,一是知识体制的专业化使知识分子与公共性产生脱离;二是功利主义的侵蚀使许多公共知识分子缺乏公共关怀精神。公共知识分子要履行好作为建构公共领域主体的神圣使命必须克服公共知识分子只有公共关怀却没有专业素养的弊端和只有专业素养却没有公共关怀的狭隘。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评析

“交往行为”构成了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他比较分析了交往行为与其它社会行为的区别，突出了交往行为的特殊地位。内在于交往行为之中的合理性是语言性、互主体性、程序性、可误性、开放性，这有别于传统的意识理性，体现了哈贝马斯对理性的重建。“生活世界”和“系统”是交往行为的补充概念，是从行为理论过渡到社会理论的桥梁，这一对范畴的提出表明了哈贝马斯对“社会”的重新理解。对西方社会的诊断是交往理论社会批判实质的集中体现。     

论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

哈贝马斯（Ｊｕ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１９２９─）所建构的交往理论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产生很大的影响，商谈伦理学（Ｄｉｓｋｕｒｓｅｔｈｉｋ）在其交往理论体系中，占据着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要地位：从理论上讲，哈贝马斯试图通过商谈伦理学的建构完成他的以理性为基础、视语言为主体间相互理解的中介和交往行为相互协调的机制的交往理论的理论论证过程；从实践上讲，哈贝马斯试图以商谈伦理学的建立，将理论的交往理性扩充到实践的交往理性，完成他在哲学上所进行的“范式转换”。它无疑为走出传统伦理学的困境提供了可供选择的途径。     

公共理性发展：从一元、多元到合作理性

从18世纪到20世纪,康德、韦伯和罗尔斯等人的公共理性思想具有一元性特征,但它们具有不同的思维基础和不同的发展主旨。康德的“普遍的人类理性”立足于认识论层面,留有中世纪理性的道德痕迹;韦伯的“工具理性”则完全融入了组织,从属于法的形式并舍弃了价值属性;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尽管局限于政治领域,但试图融合法的形式性和道德的引导性。总体而言,工业社会的公共理性主要是一元公共理性。后工业化过程中,博曼等人假设公共领域及其价值的多元化,提出了多元公共理性。这是公共理性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化,但两者都无法摆脱其本质的竞争特性,不利于合作治理的实现。因此,公共理性的发展将走向合作理性的形态。     

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

介绍和评述哈贝马斯的语言哲学普遍语用学的研究任务、基本特征、理论依据及交往理性.哈贝马斯是通过借鉴当代语言学理论和分析哲学的观点,提出了研究言语行为理论的普遍语用学,为其交往行为理论奠定了哲学基础,并由此实现了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语言论转向.     

阐释的批判与批判的阐释--释哈贝马斯的批判阐释学

哈贝马斯通过对实证论和传统社会批判理论的社会研究方法的批判,以交往理性为基础,以共识真理为目的,通过对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批判,构建了一种新的社会研究框架,形成了以阐释学为基础的新的社会批判理论.由于坚持社会科学理论有普遍而规范的客观基础的存在,并以此去理解和分析社会现象,批判阐释学尽管提供了一种分析社会的新视角,却很难达成哈贝马斯所赋予的理论使命.     

交往行为理论的深层次逻辑——兼论哈贝马斯对物化现象的消解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工具理性批判的继续,交往理性和工具理性面对同样的主题：物化。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为克服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困难,将物化理论发展为工具理性批判,但是工具理性自身也存在逻辑悖论。所以在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实现从工具理性转向交往理性的转向,并在交往行为理论的框架内研究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关系。在其理论框架内,物化也就意味着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并通过建构基于交往行为理论之上的商谈伦理对其进行解决。     

论刑事司法政策的批判特性

刑事司法政策的批判性源自公共政策批判理论。不管是作为一种公共精神还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公共政策批判都为公共理性在公共福利的追求中保留了相当的地位。根据公共政策批判理论,刑事司法政策批判,不仅主张多元的刑事司法利益,而且将多元、普遍的刑事司法批判作为刑事司法民主、进步的标志。因此,现在的刑事司法政策研究（包括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仍然存在突出的批判不足问题。尤其是风起云涌的群众司法批判经常越界,这应当受到法律知识和法治原则的严格规制。     

理性的历史演变及中国社会的理性建构

近代启蒙哲学家开创近代理性主义以来,理性思想经历了"独断论"、"批判理论"、"辩证理性"、"技术理性"、"社会批判理论"、"交往理性"等的历史演变,各个历史阶段不同的思想家,从自己所抽象的理性理论出发批判、补充前人的思想,却难免从一个片面理论走向另一个片面理论,这种理性的历史演变虽难以穷尽,但其核心却揭示:具有现代系统整体性的理性思想应是一种肯定"技术理性"系统之外的"价值理性"系统存在的价值的理论.整体性的理性思想和肯定价值理性的理论为当代中国社会培育理性精神,达成技术理性、价值理性、艺术理性的统一,实现理性自身的超越提供了建设性思路.     

《沁园春·长沙》两个英译本的关联理论评析

文章运用关联理论对《沁园春·长沙》两个英译本进行比较分析后，指出关联理论中的认知环境、交际意图和最佳关联性等概念在诗歌翻译评论中有一定的优势，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从而为诗歌翻译批评提出一个新的视角。     

论福柯的原创性

福柯打破启蒙运动的神话,本着批判性质询的品格,对启蒙运动的"理性"原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发现现代社会乃是一个以管制和控制为唯一目标"规训"的社会,规训的结果是产生服从社会规范、熟练而又驯服的肉体,这种"驯服"是通过一种无所不在的"权力"实现的;继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之后,又喊出另一惊世骇俗之语:"主体"消失了,"人"已死亡了。这一系列极富原创性的思考均与福柯对考古学与谱系学研究方式与方法的成熟运用密切相关。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福柯从未与现实生活达成和解,他对疯癫与文明的考察和对现代传媒的批判充分表明了他对现存世界的永不停息的批判。     

视觉文化时代的美术批判性课程探索

批判理论是西方哲学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流派。它在教育学中的应用也体现在人们对批判课程理论方面的研究,并延伸到学校美术教育的思潮中。在视觉文化时代,美术教师开发的批判性课程,有助于提高学生“识读”图像与思考的能力。为此,首先对视觉文化、批判理论与批判课程论等做简要梳理,继而引出“美术批判性课程”的内涵,然后重点对该课程的目标、内容、实施、评价方面的理论进行探索。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新解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作为一个概念被译学界提出的时间并不长,即使如此,译学界还是对其起始时间至少存有三种表述：“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或始于20世纪初,或始于二战后,或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此外,译学界对与之有关的“现代”和“当代”之间的关系也存有三种不同的看法：要么把“现代”和“当代”等同起来看;要么绝口不提“当代”,只提“现代”;要么将“现代”和“当代”区别对待。因此,分析和厘定上述问题,并以此为据提出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视为一个动态概念的观点,即“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是指近十年来的西方翻译理论,无疑将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认知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