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功利儒家伦理观管窥--以"义""利""害"范畴之解析为进路兼以朱学为基本参照

<水心别集>卷三"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虽表明了叶适早年于义利方面的基本思想轮廓,其涵义却不如他晚年所言之"成利致义"命题清晰.本文认为,"利"范畴实质是一个"义""害"并存的双义结构.同样对于"利",程朱理学相对而言就"害"的方面发现较多,并在义-利-害的范畴链接中以义为根本性前提,而实质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义本学统;叶适则尽力凸显"利"范畴中义的蕴涵,宗旨却不是侧重"义",而是侧重"利",借重义利之辨来加强其整个事功学说的理论完备性,从而自觉地完成了明显有别于理学的功利儒家伦理系统.     

《周易》哲学中“财富”与“正义”追求的协和——以佛山“通济”精神为实践范本的考察

解决"义利之辨"的哲学或理论方案,在实践上并未如愿成功。但素以"务实、重商"著称的佛山,却又有崇尚"忠义"的传统,二者协和恰表现为"义利之辨"的一种实践解决。这一方案的理论基础来自《周易》哲学,用易学的语言概括为"以正义通,以亨屯济",在实践中反映为独具特色的"通济"精神。它在"义"、"利"之外强调一"通"字,以"利"为指向,以"义"为原则,以"通"为手段,"义"、"利"冲突时则另辟蹊径变通而行。     

“义利”新探

“义利之辨”是一个非常古老又长期争辨不休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不但先秦的诸子百家各持其说,就是秦汉以后的儒家,见解也多有不同。事情从来是这样,越是现实的、直接涉及到人们利益关系的问题,就越会使人们格外关心,并从不同的立场或角度加以理解。 利的层次 “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对其狭义的理解应是与“义”相对的不正当的欲求,或是以不正当的手段追求利己目的的意图和行为。对于利的广义理解则是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应当得到满足的需要。只有对利的内涵加以严格界定,谈义利之辨才有基本的前提。本文说的利,是从广义上使用的。     

“义以生利”思想对企业诚信建设的启示

"义以生利"思想是古人留下的宝贵思想,属于"义利现"经济思想中的一部分,它萌芽于孔子之前。目前国内学者对"义"与"利"的研究大多都是关于谁轻谁重的问题,而笔者则重点是研究"义"与"利"的相关性问题。并且笔者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完成"义"与"利"的相关性分析。此外文章根据"义"与"利"正相关的结论分析了"义以生利"思想对现代市场经济企业诚信建设的一些启示。     

孔子“义利”思想散论

<正> “义利”观念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传古时的“先王”、“圣贤”以及早于孔子的若干思想家,都曾谈过这个问题,而且或重“义”或重“利”,意见是极不统一的。“好古”的孔子敏求其涯涘岸略,既见“义利”之相互反对,又以重“义”说为适合已意,于是他割裂“义利”,得出贵“义”贱“利”的结论,并且进一步以“义利”为“君子”、“小人”的分野,从而肇开了此后二千余年“义利”之辨的先河。“义利”之辨实质上是理性,感性之争。“义”是普遍的社会道德规范,属于理性层次;而“利”则是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和感性需求的东西,属于感性层次。这在孔子那里亦是大体如此的。因此,从这里出发分析一下孔子的“义利”思想,或许不无意义。     

儒家“义—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比较研究

通过中国儒家和西方经济价值结构的比较研究,发现儒家以"义—利"为价值结构模型,西方以"财富"为价值结构模型。儒家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义体利用",表现方式是:强国的道义在于顺天时、尽地利、忠人和;安国的道义在于民朴民富;治国的道义在于蓄储俭用。西方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利体义用",表现方式是:鼓励获取财富、财富规则和财富责任。儒家"义—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评判话语体系,在中国现代"义利共体"的价值结构建构中,儒家价值结构提供着人文精神基础,西方价值结构提供着物质文明建设可资借鉴的经验。     

儒家义利观浅析

<正> 义利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内容,其造说于先秦诸子,儒、墨、法三家犹重(道家崇尚自然,而“义”“利”均属人为,故同为道家所不齿)。基于不同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各家各派的义利观亦有所不同,甚至相互对立:儒家重修养,强调个人心理上的和谐平衡和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因此在处理“义”“利”关系时,要求重义轻利,反对“以利害义”;墨家重“利”,同时也贵“义”,他们     

日本近世“义利之辨”的诠释理路：道之宜、羞恶、公利

“义利之辨”既是儒家哲学的重要道德范畴,也是一个极具张力的论题。日本近世“义利之辨”的诠释理路从原理性上克服了朱子学对“理”的依赖性,并用“道”取代“理”的原理性,表现为具有社会规范性质的“义”。“义”通过对“羞恶之心”的阐发建构了与“耻”的联系,形成了适用于武家社会的道德规范,并从学理上承认了“利”内涵下公利的合理性。日本近世对“义利之辨”的哲学诠释超越了朱子学“重义轻利”范畴,体现了儒学日本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异质性的本土思想特征。     

宋明理学义利之辨与传统诉讼观念

宋明理学对艾利之辨在不同时期偏重点有所不同.明中期以前的前期理学家,总体上继承儒家的"义以生利",主张与民以利,承认合理有限利欲,而明中期以后理学家则肯定人之欲念与商业贸易存在的合理性,形成士农工商四民平等的价值现和社会观.宋明理学对义利之辨的重新演绎无疑影响了中国传统诉讼现念:有助于民事诉讼中追求"又理决狱",财产诉讼现念有所松动;有助于民事诉讼中确立诚实信用证据原则;有助于促使从"无讼"的理想走向"息讼"的现实;客现上为加剧健讼现象的出现、民事诉讼法律增加提供了理论依据.     

“义利之辨”生发机制探微

依循孔子的运思理路,关涉人生大端的"义利之辨"是在如下次第井然、内在相贯的生发机制下得以进行的:"志"于"仁"以确立"义利之辨"的价值准矱,断于"勇"以激发"义利之辨"的生命强度,"权"于"道"以圆成一种以"义之与比"为鹄的的人生境界。     

欧阳修的儒学思想探析

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反对谶纬虚妄、天人感应的理性主义思想 ,二是反对佛道和不良世风的以“礼义”为本的儒学伦理道德思想 ,三是反对空谈性命的经世致用思想。这三个方面相互交叉、密切配合 ,共同构成了欧阳修的儒学思想整体 ,指导了他的治学和政治生活。欧阳修的儒学思想对于走出相对落后的汉代经学理论 ,恢复儒学的主导地位和建构新儒学的品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儒学的现代建构与反思——兼论全球化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境遇与发展

"儒学的现代价值何以可能"是新世纪儒学研究中的核心命题,目前的相关研究大致可归纳为"内在超越说"、"生命意识说"和"面向生活说"三种学说形态,它们分别从宗教性精神、类现代性批判精神和日常生活批判精神这三个方面阐发了传统儒学之于现代社会的功能性涵义,这既体现了现代人的价值评判与选择的自由,同时又反映出儒学自身所具有的巨大文化张力,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儒学救世论"、"多元理论模式"和"儒学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等问题也呈现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境遇及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孟子》思想及其现代价值新论

《孟子》作为传承儒家思想的载体,在变化的社会形势下阐发了仁义礼智信耻等观念,并在社会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方面形成了新的理解,由此丰富了儒家思想体系,从而在中华民族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几千年来,《孟子》思想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及传统文化的主流话语之一,其所彰显的价值与意义,指导着传统社会的人生建设,对中华民族的绵延发展起到了凝聚和推动作用。重视并汲取《孟子》思想的精华,使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对于现代人类的生存需求以及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建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儒学复兴”之管见

"儒学复兴"思潮呈不可阻挡之势.要区分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复兴"与作为学术流派的"儒学复兴",前者决无可能,后者则有可能和需要.作为学术流派的新儒学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儒学复兴"要处理好儒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现代新儒学要吸取中国马克思主义相关因素,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孔子“仁”的终极观及其功用的心理机制

终极观是人的意义和价值观系统的核心,讨论中国人的终极观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儒家思想,分析儒家思想要从孔子开始。孔子因"德命"受挫而形成"时命"观,"时命"观挑战了"以德配天"的思想,这需要更为本源的终极观来应对。孔子在内外心理框架的互动中,反思体悟而形成"仁"的终极观。在此理念的支配下,向内修德凝道而"内圣",向外践行"仁政"而"外王",内外并重以获得充沛丰盈的生命意义感。无论后儒如何发展,儒家皆没有放弃"仁"的终极观,它在历史的长河中长久地为中国人提供"安身立命"的功用。     

存在论区分与二谛论--对海德格尔与大乘佛学的比较研究

"存在论区分"和"二谛"分别是海德格尔和大乘佛教哲学的基础性概念.本文作为一种对话式的比较,通过揭示存在论区分的佛学意义以及二谛论的存在论区分意蕴,力图使两种思想达到相互理解和沟通.一方面,海氏对存在者与存在自身的区分,就是"有"与"无"的区分,其基本精神与佛教二谛论的"空"、"有"之辨一致,也旨在克服对"有"的执著而达到对"无"的证会.另一方面,二谛论也是一种存在论区分."空"也是存在的本质和真理,也包括对形而上学的解构,"空"作为"无住",还与海氏的"无化"(自由)一致.二者的主要差别在于对"无"的理解不同.     

中国儒家德育思想的转型及启示——从先秦儒家到宋明理学

中国传统德育思想源远流长,包含了丰富内容。考察儒家德育思想史,可以发现从先秦儒家到宋明理学德育理论有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概括起来就是在社会本位为德育目的的大前提下,先秦儒家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的主体性,而宋明理学则强调对人的限制,强调人对道德规范的遵守。考察这个转变,可以发现儒家德育失去活力和效力的部分原因。     

佛塔崇拜与大乘佛教的起源——以下田正弘的学说为中心

关于大乘佛教起源的讨论是国际佛教学界的热门论题。在日本佛教界,长期以来平川彰提出的佛塔信仰起源说影响最大,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下田正弘在《涅椠经的研究——大乘经典研究方法试论》一书中对平川彰的研究提出了异议,其主要理由是,佛塔崇拜在原始佛教时期就已出现,并且广泛流行于在家居士和出家僧侣中间,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僧团之外的所谓在家佛塔崇拜群体。大乘的思想出自于原始佛教时期就存在的林居者集团。他们与僧院住者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和追求目标上的不同,使他们在传统的口传佛教之外,以书写的方式创造出了包括《涅槃经》在内的大量的大乘经典,在所谓的追求自我解脱的声闻乘之外,开创了以利益他者为最高追求的菩萨乘。在研究方法上,下田正弘没有满足于文本解读和文献内在逻辑的解明,而是力图将文献中呈现的内在逻辑与社会历史的外在逻辑相照应,在两者的交叉点中找到学术问题的所在和解决问题的线索。这是对传统文献学研究方法的突破。     

试论英语名词词义语法化

英语名词词义语法化是指具有实在意义的英语名词逐渐虚化为表语法意义或功能的名词或语素的过程。隐喻、转喻和主观化在英语名词词义语法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也是其语法化的主要方式。另外,英语名词词义语法化的结果主要表现为产生新义、发生转义以及词义的扩大和缩小。     

语言形象的生成与实现

语言不仅可以表达抽象的意义,而且可以描绘具体的形象.语言形象的生成与实现本质上是一个语义化形象信息的交流、传播和转换过程,是在一般语言功能框架下实现的具有特殊意义的言语表达活动.这一言语表达过程一方面由特定的心理和语言机制所规定,一方面又受到心理、语言、文化和交流对象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具体的言语策略和方法则是实现这一过程的重要手段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