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籍贯正

清代学者阮元,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是“三朝阁老”;曾为“九省疆臣”、体仁阁大学士,晚年晋加太傅衔,死后被谥为“文达”。阮元一生著述甚丰,为国人所重。《阮文达公墓表》称其为:“丰功伟烈,武纬文经,国史碑传详焉。”阮元本是扬州公道桥人,而官方史料上却说他是仪征籍贯。本文就此加以辨正。《清史稿·阮元列传》中,《辞海》“阮元”条中,均称阮元为仪征人。而阮元在《扬州北湖万柳堂记》中写:“余家扬州郡群城北四十里僧道桥”(今邗江县公道桥,引者注)。清初,僧道桥属江都县。雍正十年     

顾千里生卒年考异

苏州“一代校勘名家”①顾千里(名广圻),被日本学者神田熹一郎称为“清代校勘学第一人”②。世人呼他为“学者导师”③。他“在校勘学上的成就为最大”④,故被誉为“校之学……专门大师”⑤。“其校勘之精,考订之翔实,一时推为宗匠”⑥。对于顾千里在校勘学史上的评价,拙作《一代校勘名家——顾千里》已有评论,兹不赘述。关于顾千里的生卒年,历来有争议,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说顾千里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卒于道光十五年(1835).这种说法所见著述如下:赵诒琛曰“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八月先生生。……道光十五年乙未七十岁,二月十九日戊申先生卒(龚定庵以为甲午死误)”。汪宗衍曰“乾隆三十一年丙戌生……道光十五年一月十九日先生卒”。张慧剑曰“(1766)丙戌乾隆三十一年,元和顾广圻生”。杨立诚、金步瀛     

读书是排遣上药

“读书是排遣上药”,这句话是清代大学士祁隽藻于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某月在给清代学者张穆的信中所写。祁隽藻是山西寿阳人,嘉庆十九年进士;张穆是平定人,道光十二年优贡。祁隽藻比张穆大12岁,他俩既是老乡,又是亲戚。当时祁隽藻为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一品大员,而张穆虽无官职,但以博学称于京师,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他俩在经学方面有共同的追求,常常在一起推心置腹,促膝畅谈,“衔杯酒,论古今析疑辩难”;不在一起时,则互相砥砺,书信甚密。祁隽藻在《斋诗文集》序中称“余与石州,同乡姻戚也,交最深”。殷张穆的门生吴履敬在《斋文集》序…     

《招捕总录》版本考辨

元代《经世大典》“政典”之下有“招捕”，为《招捕总录》全文，清代阮元《宛委别藏》所收之本始有此名，《经世大典》亡佚后“招捕”赖《元文类》得以保存。《招捕总录》流传至今仍以古本存世，版本众多，其单刊本当是从《经世大典》或《元文类》抄录而来。     

阮元《儒林传稿》与清代汉宋学术之争

根据阮元《儒林传稿》的学术立场和初始影响,阮氏实是造成道光初年汉宋纷争的关键人物,《儒林传稿》是激化纷争的导火索。阮元本人持"汉学"立场,他在周围某些学人的支持下,将其本人的"汉学"树为清代儒学正宗,并以此为中心编写了清代学术史。《儒林传稿》对江藩的《宋学渊源记》等有直接影响,导致方东树撰写《汉学商兑》。     

小议《东华录》

《东华录》诸书系由清人蒋良骐、王先谦、潘颐福、朱寿朋等,抄录清代“实录”、“圣训”、“方略”、“会典”等官书,所编篆的一部编年体史料群书。记清代十一帝十二朝(年号代朝),即太祖(天命)、太宗(天聪、崇德)、世祖(顺治)、圣祖(康熙)、世宗(雍正)、高宗(乾隆)、仁宗(嘉庆)、宣宗(道光)、文宗(咸丰)、德宗(光绪)共二百九十六年之大事。因其史料价值较高,被誉为仅次于清历朝“实录”的第二部巨书。 该书问世后,被书贾争相刊刻。因该书有原纂、改纂、续作、校印之分,卷佚分析合并之变,多朝合订、一朝单印之别,所以形成多种书名和版本.根据所知分列如下: 《东华录》《蒋氏东华录)蒋良骐纂,32卷本,记天命至雍正朝事;     

毓俊诗歌思想性初论

毓俊是清代末年的满族诗人,但是,他的名字却不见经传;他的创作成就更是鲜为人知。今天,当人们翻开他那尘封已久的《友松吟馆诗钞》时,方才惊喜地发现:这又是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 一、身世与经历毓俊,满族颜扎氏。字赞臣,号友松山人。祖籍长白,出身贵胄世家;其九世祖为颜扎忠介公。毓俊生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五十二岁     

慈城黄山的“大夫第”

“大夫第”是古代中国高级官吏修建府邸的一种称谓,是士大夫的门第,是身份的象征、家庭显赫的标志。慈城黄山的“大夫第”建成于清嘉庆元年（1796）。据清代《慈溪王氏宗谱》记载,“大夫第”由朝议大夫王严理（1756—1824）所建。王严理,国学生,候选布政使司经历,覃恩加一级,选授河南汝宁府粮捕水利通判,诰封朝议大夫,累赠通奉大夫。清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十月廿九生,道光四年甲申六月卒。     

唐诗与浙东拾零

一、王勃卒年献疑王勃生年，在其《春思赋序》中可推算出来：“咸亨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二，旅寓巴蜀。”由此上推，即高宗永徽元年（650），无可置疑。王勃卒年，新旧《唐书》均有记载。《旧唐书》本传谓“卒年二十八”，《新唐书》本传谓“卒年二十九”。其好友杨炯在《王勃集序》中记得更为明确：“命不与我，有涯先谢。春秋二十八，皇唐上元三年（676）秋八月，不改其乐，颜氏斯殂；养空而浮，贾生终逝。”似乎亦成定论。但近阅其《三月上已祓楔序》，又生疑窦。序中曰：永淳二年（683）暮春三月，修祓禊于献之山亭也。迟迟风景出没，媚…     

世间唯有情难画——《夜雨秋灯录》对人物感情的美学处理

《夜雨秋灯录》是清代末年流行颇广、称盛一时的文言短篇小说集。作者宣鼎,字子久,号瘦梅,安徽天长人,生于1832年(道光十三年)约卒于1880年(光绪六年)。他一生“少膺孱弱,壮值乱离”,“挟瑟无门”,抑郁不得志。但他不苟流俗,清高自守,多才多艺,既是小说家、诗人,又是剧作家和书画家。他正是以其卓著的艺术才华,倾注了毕生心血,完成了该书。 小说在光绪初年一经问世,便“价重鸡林,誉隆鹖冠,争先快睹,悦目怡情”(蔡尔康《夜雨秋灯录叙》)。或称之“意翻空而易奇,纤新隽永,有清淡之风,观者善之”(邱炜茇(菽园赘谈》);或赞为“能于列朝及有清小说界中崭露头角,其宗旨不外劝善惩淫,绮     

阮元与《十三经注疏》

阮元主持编写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之主要成绩，在于比较经疏版本异同，校正其沿袭已久的众多讹误脱漏，从而使《十三经注疏》的质量大为提高。阮元于嘉庆年间在南昌学堂主持重刻《十三经注疏》，并附录《校勘记》，使宋本注疏复行于世。阮刻《十三经注疏》成为诸本中之最善者，当时及后代学者对此多所嘉许。同时，阮刻《十三经注疏》尚有不少流误。     

司馬迁生年考

<正> 《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这段话,后人有两个重要的注。“迁为太史令”司马贞《索隐》:《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张守节《正义》:案:迁年四十二岁。这是考查司马迁生年的两条宝贵资料,可惜从两条资料得出的生年却不一致。据《正义》,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自太初元年(前104)逆推四十二年,则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从之,后之治《史记》者多从其说。但据《索隐》,“三年”为汉武帝元封三年,时司马迁“年二十八”;自元封三年(前108)逆推二十八年,则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从此说者亦不     

林则徐佚文考述

文章主要论述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清代林则徐的两篇佚文,一篇录自清道光刻本《竹波轩梅册》,另一篇录自道光二十七年黄氏求是斋钤印本《试篆存稿》。两文对于了解林则徐的生平与思想有一定意义。     

清代学术称谓考——从近代学者的论述谈起

近代学者对清代学术的研究首推章太炎,但是真正开始关注清代学术称谓问题的则是刘师培,他的《近代汉学变迁论》对"汉学"释名,开启了近代学者对清代学术称谓的大讨论。胡适、柳诒徵、傅斯年、钱穆等学者纷纷阐释"汉学"、"考据学"、"朴学"之名来称呼清代学术的不合适性。而梁启超以"清学"来代称清代学术被后来诸多学者所采纳,并且为我们今天讨论清代学术称谓问题提供了借鉴。     

《说文解字》《释名》两书简析

一、《说文解字》简析《说文解字》的作者是许慎。他是东汉时期被称为“五经无双”的一位经学家,事蹟略见范晔《后汉书·儒林传》。清代学者严可均有《许君事跋考》、陶方琦有《许君年表》、诸可宝有《许君疑年录》之作,他们的考订使我们更较详地知道许慎的生平和     

阮元《研经室集》集外文辑佚(续)

《研经室集》是清代著名学者阮元的文集,卷次浩繁,随所增补,散佚之文不在少数。《〈研经室集〉集外文辑佚》已经作了部分辑佚,这里将续有所得之文裒集在一起,文章分为三个部分:一是《阮元年谱》中所附《研经室集》集外诗文(包括奏折、疏牍、书信、楹联)等篇目;二是阮先《北湖续志》中所载《研经室集》未收诗文;三是散见于其他选本或者没有刊载入集的单篇文章。这些文章对研究阮元的生平、学术和文学创作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也为编撰一部完整的阮元诗文集提供参考。     

关汉卿生卒年辨正

关汉卿之生年 ,根据杜仁杰、梁进之郎舅关系及其行年史料 ,结合传统所言关之“金之遗民”、太医院尹等身份 ,可大致推定在公元 1 2 1 0年至 1 2 1 4年之间。其卒年 ,据关作《窦娥冤》之时间下限 ,结合《录鬼簿》作者与扬州曲家睢景臣交往而于关氏“不知出处”等事实 ,当在公元 1 3 0 0年前后 ,至迟不超过 1 3 0 5年。此前有学者试图将关氏活动时代后移之观点 ,今天看来皆缺乏应有的说服力     

“儒林列传”与“汉学师承”——《汉学师承记》的修撰及汉宋之争

江藩撰写的《汉学师承记》历来被视为清代学术史的重要资料,但是在该书学术内涵的解读方面尚有待发之覆。此书的学术意义与作者的撰述动机密切相关。江藩撰写本书特别与阮元总辑《国史儒林传》一事有关,江氏的意图是要影响《国史儒林传》的编撰。由此江藩以正史的笔法和规模,在《汉学师承记》中构建了一个以“汉学”为正宗的清代儒学学术史,在此过程中他强化了汉宋门户之见,将主宋学者摒弃在外。正是因为其强烈的门户之见,《汉学师承记》才引起宋学者的激烈反对,但是因为具有正史的笔法和规模并得到阮元的支持,它得以对整个清代学术史的书写产生了巨大影响。     

学术研究与争论都应实事求是——致文达三同志

文达三于1988年在《湘潭大学学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诗中有画”辨》(以下简称《辨》)的文章,笔者读后觉得有诸处不妥,便写了一篇文章兼与之商榷,题为《试论王维诗“诗中有画”的主体内涵——兼与文达三同志商榷》(以下简称《内涵》)也在同刊1991年第1期发表;文达三阅后写了一篇《答赵玉桢同志》(以下简称《答》)的驳论文。观其文章,我认为,仍有必要澄清几个问题。     

王羲之生卒年辨证

王羲之的生卒年,历来众说纷纭,就我所见,至今已有五说。一说是公元321—379年。此说源出羊欣《笔阵图》:王右军年三十三书《兰亭序》。清学者钱大昕根据此说,在他的《疑年录》中载:“王逸少,五十九,生大兴四年辛巳,卒太元四年己卯。”大兴四年为公元321年,太元四年为公元379年。今人史学家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采用此说。新编《辞海》也用此说。二说是公元303—361年。此说源于唐张怀瓘《书断》。《书断》载:“王羲之……升平五年卒,年五十九。”升平五年为公元361年,逆推生于太安二年,即公元303年。宋代学者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