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学与出版学学科体系之比较

学科是对一种或几种相近专业通过科学研究而建立起来的相对独立的理论知识系统。人类迄今所积累起来的全部科学知识就是一个通过对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三大现象的研究而建立起来的宏大学科体系。但由于学术研究的分工不同,摆在研究者面前的具体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任务不同,而分为相对独立的学科门类。不同的学科门类又各有其自身相对较小的更专门的学科体系。概而言之,学科体系是对科学生态总体结构的系统分类和分层描述。编辑学和出版学,是中国人创立的,极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现代传媒科学。在中国,编辑活动与出版活动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近代以来,编辑出版业在创造中国传媒文化结构的同时,吸收了西方文化传播过程中编辑与出版的新技术、新媒介、新理念,有更大的进展。编辑学在我国已有较为成熟的学科体系,作为研究创构各种文化媒体母本的普通编辑学已基本形成。而出版学的学科体系在国外形成较早,我国尚处在建设阶段。编辑学和出版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对于学科的发展和成熟有着重要意义。     

关于编辑学、出版学、编辑出版学、传播学之学科关系研究报告

我国关于编辑学和出版学关系的研究一直存在争议。从内部关系来看,编辑学和出版学的归属研究经历成长阶段、激烈阶段和缓和阶段;而在二者关系趋于缓和的基础上,如何从外部认识编辑出版学和传播学等学科关系,从而提升编辑出版学学科地位是我们要考虑的重点。     

编辑学学科性质讨论述评

近年来 ,关于“编辑学学科性质”的讨论 ,认真归纳起来 ,共有 6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1.“纯理论学科”说 ;2 .“纯应用说” ,即“技术科学”说 ;3.“理论加应用”说 (编辑学界通称这个观点为“编辑缔构说”) ;4 .“理论为主 ,应用为辅”说 ;5 .“三结合”说 ;6 .“边缘科学”说。认真对这些观点进行辨析 ,对深化我国编辑学研究 ,具有较大价值和意义。     

出版学要研究出版活动的变化与发展趋势

中国在近代才出现＂出版＂这个词语概念,但是中国实际发生的出版活动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其间曾出现多次重大变化。出版活动的变化不仅有其内在原因,也是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新媒介不断发展的今天,出版概念已经是不同以往的＂大出版＂了。新媒介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传播格局,但新媒介往往是对旧媒介的补救和改善,新旧媒介会在相互融合中重新获得生态平衡,内容资源的跨媒体（全媒体）出版、数字复合出版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因而,亟需培养大量适合融合媒体和数字化出版需要的编辑人才,以不断满足广大受众对于不同层次的文化产品的需求,出版教育的模式也要随之改革。     

编辑学学科性质

关于编辑学的学科性质在编辑学界，还存在很大争议，主要有：1．“纯理论学科”说；2．“纯应用”说，即“技术科学”说；3．“理论加应用”说(即“三性”说)；4．“理论为主，应用为辅”说；5．“三结合”说；6．“边缘学科”说。“编辑学是一门技术科学”显然不符合实际，因为编辑学主要是研究人作为活动主体的内在文化规律；“三结合”把编辑学的学科性质和编辑学的研究对象混为一谈了；“理论加应用”，即“三性”说，     

韩国出版学教育的变迁

一、序论 韩国出版学的诞生和发展,可以从出版学研究和出版学教育这两个方面加以探讨. 20世纪60年代,韩国出版产业开始扩大,一部分学者开始对出版产业及出版行为产生兴趣.     

我国编辑学与出版学理论研究的难点和焦点

对近二十年我国编辑学、出版学理论研究进行了扼要的概括,提出了在信息社会背景下编辑学、出版学理论研究可能出现的难点：①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文化载体多样性使研究内容日益复杂化;②编辑过程和出版过程的现代化使研究对象目前多样化;③编辑活动的不断扩展使研究范围日趋势社会化;④编辑主体在精神文化生产过程中的自身价值不断增加,使研究必须重视文化生产中的特殊经济规律。编辑工具、编辑能力和编辑关系在世纪之交的信息时     

“三十未立”的出版学——从2009年颁布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谈起

改革开放以来,经历30年的迅速发展,出版学在理论探索、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时至今日,出版学的学科地位依然面临尴尬处境,这在国内的几种学科分类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作为国家标准,在《学科分类与代码》（GB/T 13745-2009）中,出版学作为一个三级学科的学科地位仍不明确。这一现实,固然未能客观反映学科最新的发展状况,但也说明出版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许多方面的建设亟待加强,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论近50年来的语文教育性质演绎及学科构建

近 5 0年来 ,语文学科性质经历了复杂的演绎 ,可以用“工具性”、“文化性”、“人文性”、“民族性”四性对语文学科教育性质定位 ,并围绕这“四性”进行汉语文教育的学科构建 ,包括语文教育的能力素质、文化构建、人文养成和汉语言民族性等四个相应的方面     

编辑学学科性质研究述评

编辑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存在,已经是客观事实。这一点,似乎没有争议,起码在编辑学界是这样。但是,关于编辑学的学科性质这一编辑学的基本问题,在编辑学界（目前为止还主要局限在编辑学圈内）的确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这是一门新学科在其成长过程初期所难免的,也是必需的。对这一关系编辑学学科全局的问题,进行回顾和评述,是很有必要的。在此,就这一问题的10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一介绍和评析。     

论新写实小说的属性

20世纪80年代中期诞生的新写实小说,以其丰硕的成果和多元共生的属性而引人瞩目。通过对新写实小说文本的拆解,以还原方式直逼文本的原生状态,可以把握新写实小说的血缘体系,发现新写实小说的多重属性。     

传统出版与网络出版的优势互补探析

从阐述网络出版的概念入手,分析网络出版的明显优势,认为传统出版应该充分把握这一新的出版形态,实现两者在出版内容、出版形式和营销机制上的优势互补,共同开拓出版业的新空间。     

语言的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探究

文章就语言的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展开深入分析,厘清语言的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基本概念。在语言的经济属性层面,论证语言资源的自身价值,探究语言产业的多形态化模式,探讨语言产业及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在语言的政治属性层面,挖掘语言具有政治属性的动因,阐释语言政治属性的具体表现,研究语言政治属性的主要功能及其在国内外产生的影响。      

知识产权的特有属性及其价值研究

结合法学和管理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知识产权是由创造性智力活动形成的、受到法律保护的智力资产。与有形的物力资本不同,知识产权的客体——知识产品具有无形性本质属性,知识产品的无形性,派生出知识产权具有特殊意义的专有性、时间性和地域性。这些特有的本质属性和固有属性,决定了知识产权的柔性资源特征。在动态的不确定性竞争环境下,知识产权的柔性资源特征使得企业能够更好地凭借知识产权适应变化的技术和市场环境,并对变化做出积极地反应,从而获得竞争优势。     

2000年以来中国出版史研究综述及未来趋势

在2000～2009年这10年之间,我国的出版史研究成果累累,学科体系和基本概念都在不断发展完善。这一阶段通史、地方志、断代史著述丰富;近现代出版研究成为热潮;学者们对出版史的学术研究逐步深入,并尝试以多学科、多种方法研究出版史,其中,以文化史视角研究出版历史的成果最为丰硕;西方书籍史从思路和方法上对我国的阅读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启发;国外优秀学者的著述成果,使得中国出版史研究日益国际化;新中国出版史研究在2008年开始升温。最引人注目的研究动向是出版史研究的国际化,不仅需要中西学术交流融汇,更需要我国学者站在世界文明史的高度来研究、推动中国出版史的发展。     

《新小说》印刷地点及出版日期考辨

《新小说》是中国第一份以“小说”命名的文学期刊,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要深入研究《新小说》,必须对各号出版日期及其延期原因,关于《新小说》的停刊时间予以考察。根据第一手调查资料,文章对《新小说》的出版地点、出版日期及停刊原因等问题重新进行了一番考订,提出了若干新的看法。     

世纪之交关于编辑出版学研究的几点注记

概括了编辑出版学研究自兴起以来的基本走势,指出了当前编辑出版学研究中的几个热点以及在它的未来发展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太平寰宇记》刊刻流传考

<太平寰宇记>成书于北宋初年,是一部综合的大型历史地理著作,成书后便成为重要的工具书,屡为引用,在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虽然自成书以来,关于其刊刻流传情况,记载并不多,但从这些记载足可窥见其传播情况,进一步理清其在历史地理学上的地位和影响.     

郑振铎出版活动探析

20世纪中国出版处于新旧文化转换的交汇点上。作为一位学者型出版人,郑振铎的社会改革理想促进了出版与学术、教育目标的实现。其重要性和可贵处在于执著于学术、教育与出版的并举,确保了出版追求与学术、教育演进方向的一致。郑振铎强调各文化要素、领域相互关联,致力于出版的整体性和系列化。他揭示知识共享与交换的现代意义,也注重从遗产中辨明精华,推动了中国书籍传统的内在赓续。郑振铎的文化生涯中,出版与读书、藏书活动关联密切。跨越多个领域的学识拓宽其学术视野,构成其思想资源,使之得以活跃于多个媒介领域,也制约其作为出版人的策略。     

现代汉语定语研究综述

现代汉语定语经过100多年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在定语分类、副词能否充当定语、定语的移位、"的"的隐现及语法功能、多重定语语序等问题上依然存有分歧.同时,描写语言现象的较多,解释现象成因的较少,因此现代汉语定语研究还有待于继续深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