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逻辑——吉登斯现代性理论的困境与出路

安东尼.吉登斯是研究现代性问题的杰出理论家,对现代性的特征、风险后果以及现代人等都独具见地。他对现代性的贡献还在于试图以"人类解放"为着眼点,探求现代性发展的动力机制。解放政治是面对他人和自然的奴役与束缚,诉诸"解放"的斗争思维。面对其困境和矛盾,吉登斯前瞻性地勾画出生活政治蓝图。作为现代性问题转向的政治范式,两者都不可避免具有乌托邦倾向,但第三条道路的提出使人们看到生活政治的某种现实主义曙光。     

政治哲学视域下的后现代主义

围绕对现代性、现代性政治实践与理论的反思批判,作为政治哲学的后现代主义在政治内涵、行文风格、主题论域、总体谋划等方面呈现出与传统政治哲学不同的理论特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实现了政治哲学的后现代转向。它所蕴涵的解放精神值得高度评价,但抛弃实践而偏重理论、文本、话语、游戏的致命缺陷,注定了它只是一个解放的乌托邦。     

论"王权主义"的理论价值与儒学现代性

"王权主义"是对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及其思想文化的整体概括,这一论断具有明显的理论价值.鉴于这一观点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深刻批判性,本文认为应该从合理性与现代性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传统政治思想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某些政治哲学认识和政策性论断方面.不过,思想的合理性并不等于现代性.从政治价值的视角来看,传统政治思想的主体价值结构与现代化理念是相悖的,先秦儒学与汉代儒学在价值准则上也是一脉相承的,因而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思想并不具有现代性.     

中国政党政治的现代性与“中国梦”的实现

民族国家确认了现代性政治的身份主体，而政党政治则是政治现代性的主要标志。中国的政党政治发轫于国家“自我”意象的转变，并通过革命承载着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中国梦”蕴含现代性的要义，中国政党政治须通过自身的现代性来实现“中国梦”的现代性。中国国民党对西方政治现代性的仿制以失败而告终，并导致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暂时性终止，“中国梦”实现进程受阻。中国共产党承继了政治现代性建设，通过革命完成了民族国家建构，通过规范政治建制逐渐实现了自身的现代性。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其主旨与“中国梦”的内涵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在未来政治建制过程中，中国政党政治需要通过国族建设增强自身的民族性，通过法治建设增强自身的公共性，从而为全面实现“中国梦”保驾护航。     

自反性与气候政治:一种批判理论的诠释

现代性的成就与破坏性共同反映在气候政治当中,表现为自反性气候政治,并昭示着现代性本身的深刻危机;人的自反性在气候政治认知中建构了三种典型的社会观念情境:乐观主义、现实主义、悲观主义;自反性气候政治及其未来愿景,既批判现实又指涉未知未来,体现了批判理论的解放立场。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对中国式现代化之启示——以“论犹太人问题”为视点

通过马克思对现代性深度批判,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原则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必然性,是本文的写作目的。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发轫、发展始终走在对资本主义彻底批判的道路上。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已触及现代性批判的核心：作为“现实的人”的犹太人及其生活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前提;以犹太人为代表和映射的资产阶级社会现代性及其所造成的个体异化和分裂状况,是马克思展开现代性批判的思想底座和核心内容;现代性批判的现实方案在于从政治解放深入到经济解放,并直接上升到“人类解放”;对以犹太人所代表的“现代性”进行彻底的批判,提出走出“犹太精神”的可能性。这些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深刻的启示：只有解构西方现代性的先验主体、逻辑教条和文明独断性,并对其物质内容和精神诉求进行彻底批判,才可能塑造符合中国现实及未来需求的现代化,走出一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致力于物质解放和精神解放的人民性的现代化,真正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文明局限,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农民工亚政治文化:相互构建的政治意识与行为

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形成了其特有的亚政治文化,农民工政治意识的发展路径出现了现代性与非现代性并存的复杂局面,其政治行为的演化过程也存在着理性与非理性相互交织的状态.农民工的政治意识与政治行为是一个相互构建、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系统.理解农民工政治意识与行为的相互构建的关系,不仅有利于培育农民工形成现代性的政治意识,促进其政治行为的理性和合理性,而且有助于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论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解放政治

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消极性与保守性,变相肯定了作为政治解放成果的资本主义政治国家。要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就必须与为政治解放辩护的旧哲学世界观决裂。资本主义政治国家以虚假普遍性强化了不同阶级之间的对立,继宗教异化之后发生了政治异化。因此,马克思提出了政治批判的现实任务,解放政治成为超越政治解放的出路。马克思勾勒了解放政治的大致轮廓:科学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初步确立,申明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全体社会成员真实参与公共事务。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个人的相互联结构成了国家与社会,人民才是国家与社会的真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以人的真正解放为指引,为向共产主义共同体过渡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文明基础。     

犹太人问题的后现代转向:利奥塔对反犹主义的批判性考察

利奥塔开启了犹太人问题的后现代主义研究,对整个西方政治实践传统展开了彻底反思.在政治和伦理、自治和他律相对立的逻辑基础上,他把政治解放看做是消除伦理(他律)的一种尝试.然而,这种尝试必然是失败的,因为伦理(他律)始终作为政治的多余物而存在着.正是政治解放与作为伦理载体的犹太人之间的这种张力给犹太人带来了灾难.但是,利奥塔无意在反犹主义与现代性之间构建一种必然关系,相反,他把反犹主义看做现代性的他者.因此,作为他者的反犹主义无法通过任何现代政治计划而消除,它始终藏匿于欧洲人的无意识当中.也正因为超出政治和有意识的领域,欧洲人才会将大屠杀忘得如此之快.利奥塔的著作就是要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些已被遗忘的东西.     

人的解放理论视角下我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

人的解放主要包括经济解放与政治解放.政治解放必须以人的解放为前提,人的解放离不开政治解放;政治解放既要以经济解放为基础,同时可以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解放.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主要分为以人为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阶段的特殊性、以人为本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形式、以人为本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价值目标等三个方面.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增生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晚清文学知识考古式重返,把现代文学起点推到晚清,拓宽了现代文学疆界,并从对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现代"的方式,引发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论断对晚清现代性想象的释放,引发十七年文学"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探讨,使其在"革命中国"的阐释中具有了知识范畴的独立性和类似"乌托邦"的价值品格。而寻找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暗合了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崛起的"现实",这种承认的政治让现代性变成政治正确的概念而空洞化,重新落入西方思维模式中。对论断的反思是研究者超越时代限定并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者获得独立品格,走向成熟的关键。     

西方学术界关于"New Medievalism"的三个论域

"New Medievalism"是西方学术三个论域的支撑性话语,但其汉译因论域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历史学论域,"New Medievalism"一词,汉译应为"新中世纪学"。新中世纪学就是后现代中世纪学,采用后现代的学术视角来研究中世纪,新中世纪学全面解构了传统中世纪史的知识体系,呈现出后现代的学理面貌,与传统中世纪史有着代际性差异。在政治学论域,"New Medievalism"应汉译为"新中世纪化"。"新中世纪化"在后现代的语境中,表征民族国家的终结和形态学意义上的中世纪附会,而非本体论范畴的中世纪归来。在公共性论域,"New Medievalism"应汉译做"新中世纪性"。"新中世纪性"(New Medievalism)作为反启蒙思想的表征,获得了反理性、反科学、反现代性的界定。     

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路径：选择、延展与反思

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尚在路上”,虽然在现代性的构建和生成过程中,会引发一系列“副产品”,但中国若“终结”现代性进程,则弊远大于利。认识和反思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路径,在继承和开发传统中生成“现代性”,扬长避短,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可持续发展很有意义。     

政治永恒的价值:对秩序与正义的追求

政治,人们对它再熟悉不过了。自其产生之日至今,不同的思想家对它进行过各种各样的解释,不管怎样解释,都必须回归到其原初的意义——即政治是对“公共的善”、“群体的善”的追求,政治是“政者,正也”的追求,即回到政治是对秩序和正义的追求。秩序和正义是政治永恒的价值。     

马克思的现代性哲学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哲学视野下,现代性无论是在社会存在还是在社会意识层面,都呈现出尖锐的矛盾。就现代性诸矛盾现象的深刻本质或其哲学基础而言,乃是近代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马克思的现代性哲学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形而上学哲学思维方式的彻底颠覆,对目前我国所面临的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在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建构过程中,必须克服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方式,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普遍、高度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     

大众文化与政治的辩证法——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主线

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分析形式,其目标是寻求建立适合当代社会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在当代语境下,大众文化与政治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大众文化具有政治性,政治也具有文化性,这与马克思政治观和文化观是一致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不论从其研究主题来说,还是从其发展史来说,都体现了大众文化与政治的辩证法,大众文化与政治的辩证法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主线.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为研究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维度,如何在当代语境中发展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     

新时期农民教育与农民政治行为的关系研究——基于教育政治学的视角

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和制度的变迁,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教育不再是政治的依附体,教育不仅相对独立于政治,而且在推动社会进步中不断完善和优化政治。在我国,政治制度是以众多农民为基础的,农民教育是农村基层政治进步的前提。农民教育对农村基层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农民政治行为的优化,通过农民教育,农民的政治人格得到发展、参与能力得到提升、政治主体性得到培育。     

五四文学:对立的现代性

西方的世界性影响和中国本身的开放性要求是五四文学现代性产生的背景。在这种无论是对物质还是精神的现代化的追求之中,他们无一例外地都遭遇到了“冲突”这种处境。五四文学的现代性是以对立的面貌出现的,而冲突对立正是五四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的一个内在特质。对立、反抗既是中国现代文学解放、革命的需要,更是不回避中西、传统和现代碰撞的内心思想冲突的表现。其中既显示着中国文学特有的现代性的表达方式,也显示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简单、直线思维的欠缺和局限。     

印度政治制度的特点及对中国的启示

印度的政治制度虽脱胎于英国,但和英国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印度的政治制度是带有中央集权制特点的联邦制,实行的是议会民主制、多党制及议会选举等。印度实行议会民主制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议会民主制对其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印度政治制度特点的阐述,特别是印度实行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利弊剖析,得出两点重要启示:政治制度的选择必须立足本国国情,政治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     

坚持从战略全局观察与处理中日关系

与经济领域的热火场面相比,在政治以及安全领域,近来中日关系不断遭遇冷风。从本质上看,“经热政冷”的状况是由冷战后日本国家利益和战略选择的结构性矛盾造成的;同时,与近年来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有着密切关系,也离不开日本的国内因素影响。“政冷”的发展,日益严重地制约了“经热”,而且由于中日关系的“政冷”已由历史认识和外交层面的矛盾,提升到安全领域的摩擦,这更使“政冷”日趋危险。为了避免发生有违于中日根本利益的冲突,必须从战略全局来观察与处理中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