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逻辑——吉登斯现代性理论的困境与出路

安东尼.吉登斯是研究现代性问题的杰出理论家,对现代性的特征、风险后果以及现代人等都独具见地。他对现代性的贡献还在于试图以"人类解放"为着眼点,探求现代性发展的动力机制。解放政治是面对他人和自然的奴役与束缚,诉诸"解放"的斗争思维。面对其困境和矛盾,吉登斯前瞻性地勾画出生活政治蓝图。作为现代性问题转向的政治范式,两者都不可避免具有乌托邦倾向,但第三条道路的提出使人们看到生活政治的某种现实主义曙光。     

吉登斯结构化社会理论中的生活政治

吉登斯提出的生活政治,作为一种新型政治思维,因应于晚期现代性社会转型及其结构化要求。全球化与反身性引发晚期现代性社会结构与关系的变革,这些变革从宏观制度到微观生活,都反映出现代性所特有的不确定性,而政治与社会也并非二元分离,而是呈现出"政治社会化",由此,生活政治有理由成为一项基本的社会政治治理方法。生活政治具有生成性与开放性特征,在实践中表现为行动者的反身性参与,即社会成员积极重塑生活并为其行动担责,共同致力于晚期现代性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     

关于吉登斯政治哲学的初步评价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生态政治、生活政治、政党政治和国际关系政治等方面都有深刻的论述,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重要代表.从理论逻辑的角度评论吉登斯的政治哲学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本文主要从三方面对其进行了简要评述:(1)通过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观点的比较,揭示了吉登斯政治哲学与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区别,尤其是其生活政治理论,旨在对线性历史、解放政治进行修缮;(2)通过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比较,指明了其理论立场的阶级本质和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同构,揭示了吉登斯政治的"中左"性质;(3)通过其与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立场的比较,揭示了吉登斯政治哲学的"建设性"要求,其政治理论的主要目的和价值在于"建设","破坏"必须与"建设"相统一.总之,本文给出的基本评价线路是:吉登斯政治哲学是对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批评的结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内在深化的结果,是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反向超越的结果,是后现代状况下的一种建设性政治哲学.     

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论A·吉登斯政治哲学的基本线索

吉登斯的生活政治理论,从个人生活的感性内容出发去构造政治理念,为现代性条件下政治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本文通过对吉登斯的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的分析考察,揭示了其理论的内在内容、基本特征和思考逻辑。并从理性的政治到理性和情感统一的政治,从抽象的政治到生活方式的政治,从应当的政治到反射性政治,从他人的政治到对话民主等方面揭示了吉登斯政治哲学的基本线索,展示其生活政治理论在现代社会中建立合作包容的新型社会关系、团结各方政治力量等方面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评述吉登斯“生活政治”思想

安东尼·吉登斯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继承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了批判,提出“生活政治”的思想。本文致力于从时代背景、理论基础、实现目标和实现途径四个方面论述吉登斯的“生活政治”思想,以说明吉登斯“生活政治”思想的现实意义。     

"理性政治知识"与中国古代政治的"现代化"及其限度

任何成熟而稳定的政治形态都有一个相应的成熟而稳定的政治知识形态作为基础,传统政治知识形态构成了对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具有深刻影响的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基础与前提。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独特性应当从作为其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中得到解释和说明。本文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即一种以“理性政治知识”为其成熟形态的政治知识——是造成中国古代政治的若干“现代化”特质及其限度的关键因素。“理性政治知识”在支持郡县制、官僚制以及“礼法兼济”的治术的产生和突破的同时,亦设置了这些“现代化”因素发展的极限。     

邓小平与中国政治的现代化

本文将邓小平的政治现代化理论放在一个广阔的背景下来探讨。指出中国作为外生型后发现代化国家,它的现代化启动是被迫的、外在的,是回应挑战的,因此,民族主义也就必然地成了它的旗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找到了为民族主义进行道义辩护并有着一整套与其相适合的实施方案和手段的指导思想和理论资源,并实现了民族的自主、独立。但是,在解决民族“一盘散沙”过程中极为有效的政治全能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步遇到了挑战并陷入困境。而邓小平通过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问题,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克服“左”和右的道路等问题。但是,化解“左”和右的矛盾的政治性框架尚有待于建立。这是中国现代化的真正难题所在。     

人的解放理论视角下我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

人的解放主要包括经济解放与政治解放.政治解放必须以人的解放为前提,人的解放离不开政治解放;政治解放既要以经济解放为基础,同时可以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解放.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主要分为以人为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阶段的特殊性、以人为本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形式、以人为本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价值目标等三个方面.     

吉登斯的民族主义理论研究

民族主义理论是吉登斯现代性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吉登斯民族主义理论的内涵主要包括民族主义的概念和形成;民族主义的发展;民族主义的后果三个方面。吉登斯运用社会心理学、建构主义以及辩证方法论等分析工具,对民族主义内涵的三个层面分别进行了阐述,并以这三个层面的内在逻辑关联作为支撑,构筑起了他民族主义理论的整体架构。     

超越"政治解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中的邓小平理论及其价值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实现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是产生于资本主义时代并对当今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宏大的政治命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创新。     

论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成因

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文化赖以滋生和成长的文化土壤 ,其显著的特征就是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主体地位的倒置。它没有在原始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中 ,把人作为主体逐渐地从原始混沌体中解放出来 ,没有把人作为个体从原始的群体中分离出来 ,而是始终将人的主体性淹没在中国文化进化路途的泥淖之中 ,一直使作为个体的人消失在群体的阴影背后。臣服型政治文化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已经深深浸透于国民的灵魂 ,浸透于国民灵魂深层的思维、意识、认知和情感。     

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理论的嬗变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问题迁衍

就近现代以来的中国而言,“现代化”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而与之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现代性”主题的凸显则要晚得多.在中国语境下,“现代化”理论侧重于探讨中国如何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近几十年才在中国兴起的“现代性”理论则更多地探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形势与问题.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理论嬗变,昭示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问题的迁衍.应当及时厘清从这一理论嬗变中折射出来的问题迁衍,以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     

文化选择与中国现代化的思考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而文化特别是先进文化的选择决定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先进文化是一切优秀历史文化的荟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是时代精神的升华,是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凝聚力和内推力。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来说,能否选择先进文化的指引并始终代表其前进方向,决定着自身、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历史表明,把握住文化选择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就抓住了理解中国现代化的"主线"。在21世纪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先进文化选择等几个方面的关系,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推进中国的现代化。     

政治文明、现代国家与宪政建设

政治文明与宪政建设密切相关。文明化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内在要求,是政治的内在属性;现代宪政建设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和制度性保障。现代宪政建设不仅是制订宪法,更是实践宪法。各国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差距实际上也是宪法实践程度的差别。因此,宪政文明建设除了要考虑到现代政治文明的普遍性原则外,还要照顾到各国的国情。就中国来说,宪政文明建设包括国家宪政化、政党宪政化以及社会宪政化三个方面,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偏废。     

从身份到契约：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现代社会是契约社会，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传统中国是典型的身份社会，当前我国仍处于“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之中，加速这一运动的进程在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对身份制制度体系的改革，高扬权由法授理念以及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本土运动与近代行程:1840-1901

本土运动是指一个主位文化因客位文化的冲击而引起的重整反应。具有高度整合性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近代遭遇了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并由此展开了顽强抵抗和回应性调整,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近代行程表现为本土运动的历史行程。1840—1901年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土运动的历史逻辑表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近代遭遇的危机是空前和全面的整体性危机,非本土运动所能自救,最终不得不进行全面的革故鼎新,以一种新的政治文化替代之。     

政治文化语境与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现代化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伴随着特定政治社会化的演进,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现代化呈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如何从政治社会化与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现代化辩证关系的特定视角,去把握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走向,应是中国法学教育现代化研究的基本任务。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反思——以东亚模式为视角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一直是儒学研究中未解的难题。儒学似乎为近现代中国承载了过多的重负。其实 ,儒学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 ,之所以未能成为延续传统的活力源泉 ,其原因不能只从自身来找 ,还应着眼于儒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 ,与中国社会制度结构之间的历史交互作用过程。从社会大系统结构看 ,中国儒学有三个特点 :一是地域的原发性 (及与此相关的文化传承性 ) ,二是“大一统”的文化特性 ,三是文化整合性。中国近代 ,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有效领导 ,儒学也没能围绕现代化目标进行积极有选择的转换。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现代化步入正轨 ,儒学也再度恢复生机。总结历史经验 ,我们仍应对儒学保持认真反思的态度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原理 ,科学总结建国 5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出发 ,深入研究和把握当今世界发展的大格局、大趋势 ,主动应对世界科技革命浪潮的挑战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路明灯     

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稳定机制

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必须保持政治稳定 ,而良性的政治稳定机制必须具备制度保障、动力保障和社会保障。政治稳定的制度保障要求有一个具有较强包容机制的政治体系 ,使各种政治主体遵循统一的政治规范 ,同时建立合理的权力制约机制。政治稳定的动力保障是政治体系的吸纳和分配机制 ,政治稳定的持久性和生命力取决于政治体系的自我更新。政治稳定的社会保障是政治体系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 ,包括输入机制和输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