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人”与“恶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主要人物形象的再审视

众多的恶人形象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主要的人物形象群,而以往的评论多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这些形象,这多少造成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误读。文章试图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恶人形象分为"罪人"和"恶人"两种,并揭示它们所蕴涵的宗教寓意,从而为正确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一条新的途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副面孔——对中国陀氏研究的批判性考察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而为中国所接受的。伴随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变化,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示出三副不同的面孔:民国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为人生”的进步作家,受到左翼文艺界的欢迎。50年代之后,陀氏被革命洪流淹没,成为艺术上有可取之处,但思想反动的“两面人”。90年代以来,陀氏作为一座灿烂的文学丰碑,不断刺激中国读者的审美想象,并成为中国学者心目中的“先知”。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现代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包含着许多后来在现代小说中得到充分发展的艺术因素，此文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融杂多为一体的风格、心理分析的内容、淡化因果情节的结构与现代小说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它们的相似和相异之处，着重比较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自我意识的形式描写与意识流小说形式的联系、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的孤独与存在主义选择的异曲同工，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现代小说精神之父的轮廓大致描绘出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复活主题的叙述形式

家人离世和濒临死亡的经历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了复活的渴望。尼·费奥多罗夫提出的复活事业的哲学也坚定了他的复活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信仰复活,其作品也蕴含着精神复活的主题。“消失的”时间、内视角、简练的景物描写和“复活的”自然等共同建构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复活主题。“消失的”时间强化了小说的精神氛围,内视角展现人物内心的细微变化,概括的景物描写和“复活的”自然描写弱化了小说的现实感,也突出了自然的宗教功能和主观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民性

还在一九六二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写道:“未来俄罗斯的进步命运……取决于如何解决人民问题”(Ⅷ,235页。文中所引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言论均见于三十卷本《陀思耶夫斯基全集》,或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作品全集》,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译者)。一九七六年的《作家日记》中他又重复地讲道:“人民,或者对人民的看法和理解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写实小说叙事的贡献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研究小说叙事艺术的不可多得的文本。在欧洲小说发展的历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小说叙事艺术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传统写实小说发展向现代发展和嬗变道路上的一个“路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文将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与欧洲传统写实小说叙事的联系与张力，及这种创新在小说发展史上的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学

本文系根据格·弗里德林捷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1979年版)一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学》一文编译的。作者系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又是新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主编。《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一书,看似系列论文集,实际上堪称一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学与比较文学专著,在苏联乃至国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界有较大影响。     

芥川龙之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体验——以圣愚式人物为中心

日本著名短篇小说家芥川龙之介曾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非常感兴趣。芥川在描写圣愚式人物时,有意识地吸收借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无根性、苦难性、启示性等方面的描写特点,以表达他对“善”的思考、对完美人性的赞颂。对芥川龙之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体验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芥川龙之介作品的艺术特色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的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七十五年了。他的世界声誉已巩固地确定下来。他的作品譯成了許多国家的文字;出現了許多論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是有巨大影响的。西方許多傑出的作家都自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生。但圍繞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及其个人仍然存在看激烈的爭論。这一点是毫不足怪的。早在一九一三年,真理报就曾写道,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問題上,在对于他的艺術形象和社会哲学思想的理解上,兩个不同的世界,即資产阶級世界和無产阶級世界,是相互对立的。过去很長一个时期內,研究和評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創作几乎成了資产阶級文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

运用比较文学中的实证研究,综合历史学和现代传播学的分析方法,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翻译和研究的历史事实进行文献考证和史料分析,梳理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20世纪20年代从传播到接受的途径和路线,再现其在当时被传播与被阐释的＂热捧＂状态以及以＂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作家身份被时人接受的历史图景。     

从无家庭、不幸家庭到偶合家庭——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家庭主题

1876年4月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致阿尔切夫斯卡娅的信中写道:“对我来说,现实中最需要研究的是年轻一代以及现代的俄国家庭。”家庭是陀氏着墨最多的主题之一。这一主题是如何衍生、嬗变和发展的呢?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他的创作世界。苏联学者叶尔米洛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一书中,将陀氏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即青年时期;19世纪60年代上半期,60年代下半期至80年代初期。与此大体一致,陀氏对家庭问题的探讨也经历了三个阶段:无家庭、不幸家庭和偶合家庭。     

癫痫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癫痫病患者。他生活在俄国 19世纪中后期 ,那是个激情动荡的年代。时代的特性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有某种默契。这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 ,更善于表现生活在这种时代里的人们的精神分裂和迷惘 ,揭示他们悖谬性的生存状态。这种默契还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现象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大法官”的象征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壮丽的长篇小说”，而其中的“宗教大法官”一章涵盖了作家最主要的创作思想和宗教意识，是他所有作品的内涵升华。因此，弄清“宗教大法官”的象征意义所在，就成为解读作家本人宗教思想矛盾的捷径。通过分析主人公伊万的精神信仰或许能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封笔之作中留给我们的问题与答案。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但是在面临的任务、追求的目标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为自己社会理想的实现设计了不同的途径:马克思诉诸科学理性和阶级斗争,陀思妥耶夫斯基寄希望于东正教的道德说教。一百多年来的社会历史贯穿着马克思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社会思想的对立与斗争。今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真正走到了自己的历史尽头,共产主义成为历史的必然,但是由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飞跃到物质生产的彼岸——人的自由王国,需要人类在灵魂深处完成一场革命,以改变自己的价值目标。正是在这里,显示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积极意义。     

卡夫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卡夫卡的思想和创作明显地受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卡夫卡声称自己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某种血亲关系.卡夫卡的作品弥漫着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或"死屋"的气息,而他笔下的"弱的形象"也颇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小人物"的精神和特征,至于他的怀疑、迷惘、焦虑和探索等,也都能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找到某种精神渊源.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卡夫卡的先行者,但卡夫卡跟随这位先行者,却走出了完全属于自己的路.     

从癫痫症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癫痫病患者 ,其创作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复杂的现象之一。他生活在俄国 19世纪末期 ,激情动荡的时代特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有某种默契 ,这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同时代的其它作家 ,更善于表现生活在这种时代里人们的精神分裂和迷惘 ,揭示他们悖论的生存状态。这种默契还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现象。     

“白痴”的形态，基督的化身

长篇小说“白痴”被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理想”—基督的杰作。同时对小说中的主人公梅什金—“公爵—基督”形象的理解已经成为俄国文学批评的“永恒问题” ,这是个极其重要的艺术形象 ,恰当地阐释这一形象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他作品中“基督”这一文化符号的理解。     

“复调小说”理论与陀氏小说的鉴赏

十九世纪下半叶,世界小说界出现了两座比肩而立的高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作家笔下的人物,性格都十分丰富、复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尤其复杂。从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到他的创作思想,以至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评论界褒贬不一,莫衷一是。他的许多作品,一直被视为难以解开的谜。苏联文艺理论家米·巴赫金长期潜心于研究陀思耶妥夫斯基的创作,在1929年出版了一部颇有特色的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诸问题》,这本书于1963年修订再版,改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1972年印行第三版,1979年出到第四版,成为苏联文艺理论著作中印数最大的一本书。     

巴赫金复调理论对小说艺术发展的意义

复调小说是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1929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一书(此书1963年经过修改更名为《陀思妥耶夫基诗学问题》)中提出的一个文艺理论概念。由于这一理论深刻地剖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根本艺术特征,确切地概括了小说艺术发展的某些实质性问题,对现代小说创作实践具有深远影响,引起苏联国内外许多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作家的广泛兴趣,大大地提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界文学史中的地位,巴赫金因而享有世界声誉。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对小说结构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哪些历史性贡献,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对现代小说诗学又有何意义,本文拟对此作点美学的分析与探讨。     

《罪与罚》：文学视野中的法律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写一个杀人者的故事。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的更多的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罪”,而是思想之“罪”、人性之“罪”,因而“惩罚”也就不仅限于法庭中的“判决”。 作为作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关心的是罪人是否意识到了自己有罪。因为如果没有悔罪之心,即使法律正确地判了他有罪,服完刑之后,他依旧会去从事他认为“正当”“正义”的事业。因而,《罪与罚》中的“罚”更多地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惩罚”,而是来自“爱”、来自“神恩”的救赎。法律的空白地带常常就是文学的用武之地,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一个杀人者如何悔罪、如何在精神上获得救赎的故事,典型地体现了何为文学视野中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