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理想共同体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

千百年来,基于对人类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和追求,西方思想家向世人勾勒了诸多尽善尽美的人类理想共同体蓝图。然而,由于理论和实践的缺陷,这些人类理想共同体蓝图最终都遭遇了空想的命运。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指南,回归生活世界,拓展了思考世界历史发展大势的新视野;立足现实的人,迎合了满足人类美好生活需要的新规定;依靠人民群众,提供了克服“虚幻的共同体”的新动力;坚持“五位一体”,开辟了迈向“真正的共同体”的新道路。在此基础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了对西方理想共同体蓝图的革命性变革和现实性超越,推动了人类理想共同体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     

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世界风险社会的中国方案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普遍认为,伴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时代。风险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类无时无刻不处于因风险而引发的生存困境与危机之中。风险社会具有世界风险的特点,对人类生存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作为一种中国思维、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有其内在的逻辑。世界风险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的历史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是其生成的内在实践逻辑;人类对自身风险生存的自觉与反思是其生成的理论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具有丰富的内涵,而且是一种理论创新。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因而是治理世界风险社会的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对话“世界社会”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核心,是当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秩序建设的历史性方案,也是人类破解时代难题的必然选择。中国理念对全人类发展的关切与“世界社会”对全球体系的审思,超越国家本位转向相互融通的整体价值观,将对世界的认识从结构定式转向作为认知建构的动态过程,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上产生对话与共振。以传播为核心的路径阐释打开了理论与实践的新视域,启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传播为连接,探索在时间维度以搭建世界公共传播脉络为支架、在事实维度以公共信任为支点、在社会维度以连接世界公共话语为支柱的国际传播方案。东西方理念的交流与互鉴有助于中国突破国际传播困局,推动中华文化与中国观点更好地走向世界,增进世界对中国的理解与认同。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主义 世界历史观的继承与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入研究全球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态势,深刻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上,提出的应对全球发展困境的中国方案。追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之理论渊源可以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理论前提、实践目标、价值旨向等几个向度,在学理上与马克思世界历史观一脉相承;其在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在具体可操作层面上超越了马克思世界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     

从个体到全体——论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

社会工作之所以是“社会”的,在于其面对的问题是因“社会”出现而产生的。以权利意识、自保意识和财产意识为主要生存原则的现代人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如何与他人共同生存。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应该从传统的弱势群体转向全体现代社会成员,由此才能确立起社会工作真正的专业性。     

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共产党宣言》的根本旨趣

《共产党宣言》从现实的无产阶级斗争现实出发,用彻底的历史唯物史观科学地认识世界,形成了的解释世界的历史观,实现了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认识。它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高度上剖析社会结构中经济的基础地位与政治、文化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关系;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考察人类社会形态的变迁与更替,指出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宣言》并不局限于认识世界的唯物史观,它更多地落实于改造世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从历史和现今的发展变化考察中得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的必然性和道路。从认识世界到改变世界,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到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宣言的基本旨趣。．     

从权利到治理：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话语转向

综观国内的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多持一种权利话语,视公共文化服务为民众应该享受的一种文化权利。作为人权概念范畴下的文化权利一词,在西方语境中的表达与运用有其相应的规定性和指向性。如果我们未加明确和限定地加以运用,反而会带来学术研究的一种视野遮蔽,忽略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意蕴。公共文化服务不仅仅关涉文化权利问题,其所内含的独特属性,涉及文化与权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关乎治理话语的议题。因而,在权利话语之外,需要把治理引入公共文化服务,实现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研究从权利向治理的话语转向。     

从统治到服务：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逻辑转换

从古代到现代社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经历了由统治、管理再到服务的逻辑转换。在古代社会,政府是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排除了其他社会主体参与公共管理的可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只能是权力导向的统治主客体关系;到了近代社会,等级化的官僚行政垄断了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不允许政府之外治理力量的存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定位只能在单向度的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思维框架下进行适当调适;随着治理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现代社会强调社会治理的多元化,尤其是强调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社会治理作用,由此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正在走向多样化良性互动的新愿景。     

从人类增强到机器向人化——对脑机接口技术两种进路的哲学审思

近年来,随着脑机接口(BCI)技术的发展,其在帮助人类延展心灵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这种潜力首先直观反映在BCI研究与应用的"激进进路"中,BCI设备通过对人体尤其是大脑进行接触式作用,可以有效"增强"人类的行为和认知等能力。然而由于"激进进路"存在诸多难以逾越的伦理困境,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人类还需要依赖"保守进路",即BCI促进机器"向人化",以弥补人类自身能力上的不足。也即以BCI为中介将机器纳入人类认知系统中,促使机器通过对人类伦理的"把握"以及对情感的模仿,来帮助或代替人类进行更加合理的决策。虽然机器"向人化"进路的可行性较高,但这一进路也并非尽善尽美。具身认知、行动者网络以及心灵哲学等理论向这一进路提出了理论与现实上的挑战,揭示出这一进路面临的"通感难题"以及未来向人化机器的社会定位与人类预测机器行为的策略选择等问题。     

从“中国中心主义”到“世界公民”：—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世界观的历史变迁

变革传统儒学“中国中心主义”的文化世界观是中国现代化首要的基本的历史课题。但从“中体西用”到“西方中心主义”，再到建国后借助社会主义优越性重新膨胀的“中国中心主义”的历程表明，中国人重建新文化世界观的努力失败了。20世纪80年代后，邓小平根据对时代与中国的全新认识，提出了“世界公民”的重要思想，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崭新的文化世界观基础。考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世界观的历史变迁，人们不难认识到邓小平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这一历史真理。     

大中镇“关爱式访视”：实现从“管理”到“服务”的工作转变

从2005年开始,大丰市大中镇计划生育中心开展了"关爱式访视服务".2006年创下了5个100%的历史记录,即生育节育对象访视服务率100%;出生缺陷干预服务率100%;避孕措施落实、知情选择率100%;育龄妇女生殖健康服务率100%;"五期"保健知识普及率100%.有力促进了人口计生工作水平的提高.     

从先验逻辑到符号形式：卡西尔的认识论转向

卡西尔早期的认识论思想囿于康德哲学和新康德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将“科学事实”作为认识批判的出发点和最终所与。通过对康德“理性批判”建构术的改造和扬弃,卡西尔的认识论思想历经从“发生学”认识论和“符号”认识论的演变。他将神话、语言、科学视为人类活动所创造的不同符号形式,提出一切概念认识都必须基于最原始层次的神话世界,突出表现于自然语言,终点是理论科学。由此,卡西尔不仅将认识论的论域拓展到人文科学诸领域,更重要的是推进了认识反思的层次,并为其寻找到新的基础和起点。这是对自己早期认识论思想进行的修正,也是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与传统的康德和新康德主义最本质的差别。卡西尔认识论的转向是继康德之后哲学认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卡西尔以“符号”整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从人类文化整体观来把握理性,探索人的本性。卡西尔哲学思想所具有的高度包容力和开放性,为现代西方哲学走出理论困境开辟了更为宽广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