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波”:洞庭湖的地理认知与文化记忆

远古至今的洞庭湖孕育着文明,同时也饱经沧桑。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交互作用的历史进程中,人们留下诸多关于洞庭湖的地理认知和人文、军事、灾害等多方面的记忆。在人文记忆方面,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留下许多与洞庭湖相关的传说、碑铭和诗词歌赋等;在军事记忆方面,洞庭湖是被视作天险的军事战略要地;在灾害记忆方面,洞庭湖的灾害史同时也是洞庭湖区人们的防灾抗灾史。地理认知影响文化表达,洞庭湖的“沧桑”,记录着洞庭湖的地理历史变迁,同时,也“书写”了洞庭湖区人们的勤劳勇敢和坚韧不屈,留下诸多文化记忆供后人体会和承续。     

宋代湖南书院与湖湘文化的形成

"湖湘文化"是一个近二十年在研究区域文化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概念.最初比较系统的说法见于朱汉民、陈谷嘉先生的<湖湘学派源流>,随后王兴国等先生的<湖湘文化纵横谈>、王继平等先生的<湘学>、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湖湘文化论集>(上下册)、马积高先生的<湖湘文史丛谈>、周秋光<湖湘文化宏观研究>等跟进讨论.时至今日,虽然对某些具体问题还有争议,但对这样一个名称及其内涵与外延等最基本的问题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湖湘文化"成了学术界公认的名词,它主要指宋代以来,形成于洞庭湖以南地区,即今湖南省区范围之内的区域性文化.它虽然毫无例外地包括雅与俗两个层次、精神与物质两个部分,但其内涵与本质仍然是一种理学型的文化,有着推崇理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爱国主义、敢为天下先的奋斗与创新精神、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等特点.①     

近期考古遗存视域下的湖湘文化地位辨正

以往人们一直认为,湖湘大地是"蛮荒之地",湖湘文化是"舶来文化"。但最近30年的考古挖掘及其遗存研究,颠覆了以前人们对湖南和湖湘文化的基本认识:湖湘大地不仅不是"蛮荒之地",而是中国乃至东亚人的源头,世界农耕文化的源地,世界最古老陶器文化和城池文化之源。湖湘文化是早期自创、后期融入了外来文化元素的本土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又是中华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中国极具区域和民族特色与影响力的地域文化。其源流有三,且表现出阶段性演化和不断走向融合与收敛的特征。     

释“湖湘”

中国区域文化研究中，“湖南文化”多被称作“湖湘文化。”然以“湖湘”为湖南之雅称并不确切。历史地考察，“湖湘”实可为两湖之通称。“湖湘”并举，盖始于唐。张说有“游洞庭湖湘”诗。不过此处“湖湘”仅指洞庭湖。张说游“洞庭帕”（君山），以其水盛时“宛在太湖中，可望不可即”，特地选择“寒沙际水平”的季节①。其时洞庭湖已“秋水归宿壑，此（君）山复居于陆，唯一条湘川而且”③。故张说以湖、湘并举。宋代“湖湘”之称甚为普遍。见于官方文书者如“新利州路运判温益可湖南转运判官制”称：“湖湘之阻远于京师”’③；见于正史…     

舜文化与湖湘文化建构

起源于黄河流域的舜文化,到了湖湘地区产生了多元性文化意义,即包括政统、道统、文统、神统的多重文化意义.多重意义的舜文化一直参与着湖湘文化的建构过程,对湖湘地区的各个层面的文化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太空文明时代的中国文化身份

人类文明的历史可分为陆地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三个时代。在大陆文明时代,中华文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海洋文明时代,西方文明处于全球前沿；在太空文明时代,中西将在互体互用中互补。“文化身份”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它是拒斥文化霸权主义的前提条件。东方文化身份表明了中国立场的正当性。只有禀有了正当的文化策略和文化的自我观照力,才可能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结构中正确自我定位。在太空文明时代,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文化身份的确立,即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发展。如果中国经济日益发达,而文化却不断萎缩,必然会因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结构性内耗。因此,今天不仅需要全面振兴传统文化和创造新文化,而且为了减少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误读”,需要坚持文化的可持续“输出”,从而形成文化和经济均衡发展。在全球化中抵制一体化神话,彰显东方文化身份,重申中国文化立场,是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共同责任。     

湖湘文化传统与现代发展

湖湘文化是在湖南地区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地城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一个组成部分的湖湘文化,总是随着中华文化史的变迁、发展而不断地演变、重构.一方面,湖湘文化面临一场由伦理-政治型的传统湖湘文化转型为工商型的现代湖湘文化的问题;另一方面,湖湘文化传统资源在现代文化转型与新世纪人类文化建设过程中不能被丢弃,而应该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扬.     

入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

中国加入WTO顺应了世界文明的潮流 ,WTO原则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是当今时代的深刻主题之一 ,其结果必将促使以儒家精神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得以跃迁和升华。这次文化转型是 2 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血脉延续 ,是“民主科学”启蒙口号的法制化的具体实践行动 ,它将是比“五四”更深刻、更切实、更有效的文化现代化转型运动。在全球化的文化流动中 ,中国的有识之士当在“对内促转型、对外促互动”中有所作为     

试论文化视野中的世界遗产

自世界遗产设立的30多年来,我们看到世界遗产所在地区大大增加了它同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机会,带动了旅游业的兴旺发达。在中国各地也掀起了“申遗”热。《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诞生是20世纪时代觉醒的产物,从文化大背景和思想思潮的角度考察世界遗产,认识世界遗产的文化内涵,探讨其价值,是我们今天正确对待遗产的前提。     

要重视“麓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

随着湖湘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以为应该提出“麓山文化”的概念。湖湘文化和麓山文化之间,不存在谁先谁后谁大谁小的问题,只是因为地理区域的客观现实使麓山文化不得不成为湖湘文化的属概念和组成部分。所谓“麓山文化”,是指位于长沙的岳麓山所蕴含的自然灵气和人文精神。研究湖湘文化不能不探析麓山文化,因为岳麓山是一座渗透人文精神、令人心灵震撼的文化高山;而麓山文化则又比较完整地诠释了湖湘文化的发生发展和延伸过程,品读麓山文化更能直观深入的理解湖湘文化。一、岳麓山是一座文化大山要诠释麓山文化,必须对岳麓山有个大概的整体…     

水神信仰与洞庭湖渔业文化

洞庭湖水神信仰历史悠久,我们可从相关文献记载和民歌中了解洞庭湖水神信仰的源头。渔民信仰与崇拜水神的活动,贯穿于洞庭湖渔民生产、生活的整个过程当中,湘妃、洞庭王爷、杨泗将军等三位水神在渔民中影响最大。渔民祭祀水神有固定的祭祀仪式,并形成了各种禁忌。     

国粹与国学——评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与方法

中国近世的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是国粹学派的重要人物,又是第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学大师。他是从固有的学术观念来保存国粹,提倡国学的。他以为国学的内容即是儒术和读经,治国学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小学而研究经学。他所理解的经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古文经学派的经学,其治学目的和途径是遵循古文经学派的道路。由于受国粹派保守思想的影响和古文经学派门户之见的局限,章太炎在有关国学论著里表现出复古的倾向．他不是以求真的态度来对待新资料和新学科的,由于好奇和恶新使其治国学的道路陷于困境与歧途,为我们现在研究国学留下深刻的教训,     

试论我国传统梅文化之精神文化

梅花为我国传统名花。自古以来。梅文化发展史如我国文明发展史一样悠久灿烂而没有中断且有迹可循。梅文化不仅是一种物质文化,还是一种精神文化,这种精神文化具体表现在梅花的人化、人格化。     

龙文化与龙舟竞渡发展研究

以中国龙舟竞渡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问法、逻辑推理法、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从历史学、民俗学、传统哲学、美学的视角,以中国的龙文化为主线,通过对中国传统龙舟竞渡与现代龙舟运动竞赛进行比较研究,剖析它们的异同,为中国龙舟竞渡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一些具有真正价值的理论依据.     

"五行配五"的文化含义及其科学价值

“五行配五”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础与精髓,“五行配五”文化的基本含义及其科学价值已渗透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天文、历法、人的思维模式、礼数、医学、音乐等各个领域,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并有极其重要的科学价值。     

武举制度与中国体育文化发展探微

中国历代科举制度是社会对其成员资格的认定与要求。昭示出社会所需人才的标准,对士人有着很强的导向作用,直接影响到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甚至体育、社会心理等。武举作为科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起到过重要作用,也必然影响到我国古代体育的发展态势。     

湘西文化特点略论

从宗教--伦理角度审视湘西文化,其最大的特点是"附魅",巫风尤盛,由此而引发出宗族意识强烈和感情色彩浓重诸多特点.正是这些特色,使湘西文化成了研究古代文化的一块活化石.     

论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特征

本文界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属性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农业文明的典型形态 ,并论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特征 :源远流长 ,从未间断 ;多元共生 ,交融互动 ;农耕主体 ,农、牧互补 ;融汇吸纳 ,多重开放 ;人文精神 ,一以贯之。     

过去的整体化：“文化”的兴起与《国故论衡》

《国故论衡》是章太炎在东京国学讲学会若干讲义的结集。《国粹学报》与《民报》所提供的舆论空间促使他走向中心,成为一位学术上的公共人物,也是在这一时期章太炎开始较多地谈论自己的治学心得。《国故论衡》中的很多问题都成为新文化运动一代学人的“国学常识”和他们进一步开展学术研究的起点。     

中国何来“轴心时代”?(上)

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介绍到中国时,正值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特殊的转折时期。雅斯贝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四个基本阶段,其中,第三阶段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东西方同时或独立地产生了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四个轴心文明。虽然这一理论具有反西方中心论的意味,但也必须注意到,在雅斯贝斯所划分的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华文明跨越着全部四个阶段,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到第二阶段绝灭了,古希腊文明则在第三阶段才开始。追溯民初以来学者早已开始的东西文明比较,更多关注的是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上。20世纪初兴起的疑古思潮将中国古史"砍掉一半"、"打个对折","轴心时代"理论则恢复了晚周诸子学的合法性,但它同时继续漠视三代王官学,而三代王官学正是晚周诸子学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源头。"轴心时代"理论与中华文明对接中的偏差,其影响将是流与源的颠倒、反题与正题的倒置和各期学术史的逐次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