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研究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是检验城市群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以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为切入点,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就长株潭城市群在2010—2018年期间的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时空分异展开具体研究.结果表明,长株潭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总体维持在耦合协调发展阶段,达到了较高水平的生态城镇化;长沙市的核心效应明显,领跑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城镇化进程,同时长株潭城市群三市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有些区域差异;其三个城市或存在城镇化滞后与生态环境滞后等问题,延滞了其生态城镇化进程.未来推动长株潭城市群的生态城镇化须以"两型社会"为引领,以"生态绿心地区"为生态示范,以绿色工业提升城镇化质量,将长株潭城市群三市打造成为以绿色为底色的现代化、生态化、一体化的高质量城市群,为湖南省"三高四新"战略的推进提供强有力支撑.     

长株潭城市群旅游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耦合研究

基于2005年、2010年和2018年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分别测度了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并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能够为促进区域旅游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科学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长株潭城市群总体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下降趋势,除水域生态系统外,其它生态系统均有所下降,各生态系统的单项生态服务价值也有所减少.2)2005—2018年间,长株潭城市群的旅游城镇化响应水平可分为三个阶段:2005—2009年间为初步发展阶段,此时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有所下降;2010—2014年间为平稳响应阶段,旅游城镇化响应水平较为稳定;2015—2018年间为稳步上升阶段,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明显增加,旅游业与城市化能够共同发展.3)研究期间,随着时间推移,旅游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2018年在长株潭城市群和长沙市出现轻度失调状况.     

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基于我国东中西三大城市群的分析

城市群经济是现代区域经济的显著特征。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三大城市群2000—2013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不同。研究发现:引进外资有助于提升城市群的资本配置效率;外商直接投资除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来优化资源配置外,还可以通过减少政府干预程度促进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国际贸易与资本配置效率在三大城市群中均呈现负相关,中西部城市群国际贸易的加深有利于该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国际贸易能够通过改善企业运营效率促进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鉴于此,中西部城市群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开放度,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参与全球价值链,以此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提升城市群的竞争力,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山东半岛城市群区域一体化过程与影响因素研究

城市群作为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支撑全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平台,在我国经济社会和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而城市群的区域一体化则是加快区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本研究通过构建一体化评价指标,运用因子分析和K-Means聚类分析,对山东半岛城市群13个地级市的2007年、2012年、2017年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     

跨界政策网络与区域治理: 我国地方政府合作实践分析

区域合作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建立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方向之一。成渝城市群作为西部地区典型城市群,在区域发展和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2011~2017年成渝城市群80条府际协议数据以及28项政策文本表明,国家高度重视西部地区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成渝城市群跨区域合作治理局势明朗,并在跨区域合作治理过程中形成了治理网络机制和协作网络机制,但仍然存在部分阻碍。为提升合作绩效、实现区域一体化,响应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成渝城市群要加强区域协同治理,以合作驱动区域经济加快转型升级,形成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高地效应”。     

中国城市群建设与区域协调发展——“中国城市群发展高端论坛(第2期)”综述

2018年3月10日,由中国城市群研究联盟、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安徽财经大学共同举办的“中国城市群发展高端论坛(第二期)”在安徽省蚌埠市举行.本次论坛以“城市群发展与中部崛起”为主题,就城市群与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城市发展动能转变和中国城镇化道路转变,城市群结构、绩效评估和发展战略等方面进行了热烈讨论.此次论坛对促进城市群理论研究,加速中部地区崛起,推动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山东半岛城市群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研究

分析传统的城镇化水平评价方法的弊端,据此提出城镇化质量的测度,并从经济发展质量、社会发展质量、生态环境质量、城市建设水平、居民生活质量和城乡统筹质量五个方面构建山东半岛城市群城镇化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聚类分析法对山东半岛城市群城镇化质量的地区差异进行测度与分析,探讨城市群中各城市城镇化质量的优势和劣势,并就各城市的发展方向与策略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对本区域城镇化质量的提升提供借鉴。     

金融集聚与江淮城市群城镇化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江淮城市群2002—2012年10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金融集聚和人口城镇化相关的指标体系,通过计算金融集聚Moran's I得出江淮城市群具有空间正相关关系,并以此建立了金融集聚和人口城镇化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结果显示,江淮城市群金融集聚对人口城镇化发展有促进作用,且处于上升发展趋势。控制变量人口密度、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率对人口城镇化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城市群空间结构视角下中国式城镇化的内涵、机制与路径

城镇化和城市群发展模式的历史经验表明，“以城市群为依托”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为高质量城镇化提出新的要求。从“人的城镇化”出发，迈向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须把握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发展规律及阶段性要求，以新发展理念科学地建设城市规模体系并改善人口空间分布，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动态地破除现阶段城镇化过程中粗放城市蔓延、规模体系失调、劣质空间形态、激进土地出让等问题，在协调发展过程中优化空间布局，在规模增长过程中优化资源配置，在城乡融合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深入推进中国式新型城镇发展模式，改善城市群结构，稳步提升城镇化质量，可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撑。     

城镇体系、城市群:城镇化质量提升的路径选择

城镇化有“单体式”和“城市群”两种形态.当前城镇化以“单体式”为主、以GDP为导向,进行爆发性发展并陷入质量困境.培育城镇体系、构建城市群有利于提高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质量.新型城镇化应从经济追求转化为城市群的角色担当:以人为本、产业支撑、公共服务、生态宜居、市场统一等.这就需要城市群形态下建立城镇间长期合作的体制机制,以提升城镇化质量;构建统筹协调机制,提高城市群综合承载能力;优化城市群内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支撑;强化城镇产业、就业支撑;建立内生动力机制,理顺城市层级间的资源配置关系;创新资金投入机制,保障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完善管理约束机制,优化城镇社会治理.     

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水平的空间差异及成因

创新是五大发展理念之首,也是长江中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发展对推动长江经济带打造新的区域增长极具有重要作用。正视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地区在创新发展方面的差距,是推动各地区依托创新驱动走高质量发展之路需面对的一项重要且紧迫的工作。基于资源能力观视角,从创新资源基础、创新能力支撑、创新产出绩效等三个层面,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其空间差异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各地区创新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其形成的原因具有异质性,而城镇化、地区生产总值、地区普通高等学校数量、外商直接投资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等是对其产生显著影响的重要因素。对此,新阶段应进一步提升城市群城镇化水平、增强地区经济实力、促进规模实体经济发展、推动开放经济发展、推进地方高校产学研结合,从而提高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创新水平。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生动实践与重要支撑——"中国情景"城市群发展战略提升

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与城市群建设方略,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支撑.迈向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须科学把握"中国情景"城市群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规律及阶段性要求,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现代化经济体系和现代城市群与都市圈的建设,加快实现区域发展能级再提升,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以及在全球城市体系的创新链、价值链中实现地位跃升,提供可行的实践路径,书写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新篇章.     

乡镇企业与农村城镇化“捆绑式”联动推进——中西部地区缩小差 …

目前我国中西部与东部的差距是多方面的，造成这些差距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从中西部自身发展的角度看。在乡镇企业和农村城镇化的发展上的差距则具有十分关键的“连锁效应”。作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战略来说,加快乡镇企业和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对于支撑中西部的大开发，具有基础性作用，二者在高起点上实现“捆绑式”的联动发展，对于缩小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具有关键性作用。     

新型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为例

基于2003～2016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从人口、经济、社会、空间、绿色5个维度构建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新型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从空间格局来看,新型城镇化指数上升,环境污染指数下降,两者均存在高—高(低—低)的空间集聚特征,且空间差异明显,表现为区域中心城市城镇化水平较高,西部地区污染水平较高;从直接影响来看,新型城镇化能够降低本地区的环境污染,且经济、社会和空间城镇化发挥了主要作用;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人口城镇化加剧了周边地区的环境污染,经济和社会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周边地区的环境污染;从城市群来看,长三角和成渝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对本地区环境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强,且成渝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也能降低周边地区的环境污染.     

遵循城市发展规律科学聚合金义主轴

城市群已经成为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浙中城市群是浙江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但其尚未形成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中心城市.本文基于浙中城市群现状,运用位序-规模律及Zipf维数分析浙中城市群的等级规模问题,阐述城市群主轴聚合的必要性,并根据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提出打造金义新城,实现主轴聚合的建议.     

人口集中、城市群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 ——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为例

新型城市化以人为核心,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都是解释城市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和传统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更强调人的就业,单一城市和城市群在吸引人口实现就业转变方面存在差异。通过对我国268个地级以上城市人口向城市集中的实证研究发现,地级市层面工业化速度大于城市化速度,省会级城市则是城市化速度大于工业化速度。这种人口集中的特征凸显了城市群经济效应。中国十大城市群2006-2015年的数据表明城市群经济联系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越协调,对增长的正向作用越显著,这进一步证实了产业发展和就业增长是城市经济水平提升的动力。     

山东半岛城市群城镇化质量时空特征分析

中国城镇化发展虽不断加速,但城镇化质量才能真正体现城镇化水平.首先明确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建立评价指标体系,以山东半岛城市群8地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熵值法计算城镇化质量得分.测算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半岛城市群城镇化质量呈先升后降的时间变化趋势;区内8地市发展均衡性较差,空间差异明显.通过系统聚类,将8地市划分为4个发展层次,分析、揭示了各地市城镇化发展存在的质量问题,并分别提出相应发展策略.     

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与响应关系——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山东半岛城市群17市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特征展开分析,并运用响应指数和响应度模型对17市城镇化的生态环境响应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山东半岛城市群17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总体协调发展水平较低,根据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山东半岛城市群17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可划分为协调、低度协调、中度失调三种类型;(2)济南、青岛、东营和威海4市城镇化的生态环境响应指数为"负响应",其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积极作用,其余城市响应指数为"正响应"且相对稳定。     

农业人口流出行为、意愿与新型城镇化路径研究

基于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开展的2016流出地、2016流入地和2017流入地三项调查数据,采用双来源数据耦合比较方法,从农村和城市双向视角对当前农村家庭与城镇化的联系程度、流向以及就近城市群首位度进行了描述,对未来农村地区人口转移潜力以及城市群的产业布局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中国近半的农村家庭已经投入到城镇化进程之中,11. 6%的农村家庭已经常住在城市,36. 1%的农村家庭有家庭成员常住在城市;未来农村地区劳动力流出意愿不足,异地城镇化路径存在阻滞风险;中、西部城市群内部产业结构不足以支撑农业劳动力就近城镇化。进一步提出思考:逐步推动常住人口城镇化向户籍人口城镇化转变;优先解决中、西部地区城市群产业结构合理化问题。     

中西部政府主导型城镇化带来的政治经济后果

受宏观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家战略安排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演变为以“集中居住+土地流转”为内容的城镇化模式。从经济效益来看,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浪费了财政资源以及降低了农民生活水平。从政治效益来看,政府主导型城镇化导致政府合法性降低以及社会不稳定。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应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优化政府行为,走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城镇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