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眼中的“中国梦”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在国内外多次深刻阐述“中国梦”的内涵与意义,“中国梦”不仅成为中国的大众话语,也引起了国外官方、媒体与民众的广泛关注。有观点认为“中国梦”是“美国梦”的复制,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梦”是世界的“噩梦”,暗示着中国的世界霸权梦。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中国不能忽视世界的声音而自说自话,必须正面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梦”的猜疑与争议;说明“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区别;阐明“中国梦”的内涵,建立“中国梦”的理论体系,争取“中国梦”的话语权。     

“美丽中国”: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理念的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一个突出亮点是提出了“美丽中国”概念.“美丽中国”反映了“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基本主张,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构建和谐世界”的必然延伸和理论新发展.“美丽中国”也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国内、国际两个层面都实现了均衡发展的中国,才是一个真正的“美丽中国”.     

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密码、生成路径和文明意涵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生成,在推动人类现代化事业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孕育了日益完善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引,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式成为“中国式”的思想密码;摆脱路径依赖,探索契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式成为“中国式”的重要保证;充分展现现代文明的创新性、示范性和自律性,切实推进人类文明进程,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式成为“中国式”的内在规定。     

软实力视角考量下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可以分为本体论层次的“中国模式”和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本体论层次的“中国模式”表征了中国崛起是一种硬实力的崛起,而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则意味着中国崛起是一种软实力的兴起.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是读懂中国、破除“大国崛起困境”的一把钥匙.文化是文明社会的精髓,欲对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有真正的见解,文化的视角不可或缺.基于国家软实力的视角考量“中国模式”及其未来,中国将以“和平啒起的大国”、“文明复兴的大国”、“掌握话语权的大国”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中国梦”视域下的“个人梦”探析

“中国梦”的践行过程涉及到人民群众生活方方面面的追求和需要时,就形成“个人梦”,“中国梦”与“个人梦”相互促进,缺一不可.“中国梦”视域下的“个人梦”内容丰富广泛,需要采取有效路径来发展完善.同时,“中国梦”实现过程增进公民认同凝聚“个人梦”;在实现方式上通过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改革完善“个人梦”;在实现成果上通过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物质文化需求丰富“个人梦”.     

周公“天—仁”哲学是中国哲学“原型”论纲

周公创制“仁”字并实施“仁政”,是中国儒家践“外王”而兼“内圣”的真正创始人.宋明理学突现儒门“心性”侧面,改“周孔并称”为“孔孟并称”.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从孔子开始讲,影响巨大.但傅斯年、徐复观、许倬云、成中英等均已指向周公奠基中国哲学.而李泽厚先生近年借鉴考古成果,提出了影响较大中国文化在周公制礼作乐中实现“巫史传统理性化”理论,也明确了周公奠定中国哲学基础.周公“天—仁”哲学之所以是中国哲学“原型”,极简言之,一是“天人之际”一直是中国哲学主题;二是“天”、“仁”分别是中国哲学表达“外在”和“内在”的最古老且至今俯视中国理性的最高哲学范畴.     

金岳霖先生论“中国哲学”

金岳霖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中国哲学史”这个名称上的“困难”,促成了关于哲学的普遍性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的见解,并影响了21世纪初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金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成《中国哲学》一文,提出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是“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天人合一”“哲学与伦理、政治合一”“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回顾金先生对“中国哲学”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和中国哲学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软实力与“中国英语”的关系

针对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及中国外语学界对“中国英语”的研究现状,从分析语言与文化关系入手,探讨“中国英语”和文化软实力之间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辩证关系。“中国英语”有益于传播中国文化,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促进中国的英语教学改革。     

论中国古典“叙事”概念的当代兼容性

中西“叙事”的原初内涵根植于各自文化的源头之中,文化基因的异质性使中西叙事形成了不同的传统.比较而言,西方叙事重“故事”,中国叙事重“历史”;西方叙事侧重于“叙”,中国叙事更加强调“事”(即“史”);西方叙事侧重于时间性,而中国叙事侧重于空间性.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西“叙事”概念走向了互渗融合,并为“叙事”增添了新的内涵:形式与文化互渗、叙事媒介泛化、叙事对象泛化等.这些新内涵其实已经先在地包含在中国“叙事”概念的原初内涵之中,显示了中国“叙事”概念的当代兼容性,也表明在当代背景下研究中国叙事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论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中的“四个转向”

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回答了近代“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弃旧图新、继往开来的“转向”特质,成功推动中国传统哲学由“转识成智”转向实践智慧,有效促使中国传统哲学与外国哲学由“观点碰撞”转向“超越与发展”,有力促进中国传统哲学由注重“哲学之理”转向“工作方法”,真正实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由“推动现代化”转向“创新性发展”。它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志性成果,是中国哲学的创造性成果,昭示着新时代中国哲学发展的走向。     

公羊学派“大一统”理论与洪承畴评价

公羊学派的“大一统”理论认为 ,“中国”、“夷狄”之别在乎“尊尊” ,“尊尊”既是伦理概念 ,也是政治概念。当王室衰落 ,是“中国”而有“夷狄”行 ,如“夷狄”能匡王室而尊尊 ,则“夷狄”亦新“中国”。身为“夷狄”的满族贵族在明末入主中国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而洪承畴则顺应了这一趋势。他在清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有值得肯定的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之路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中国人民共同追求的“中国梦”。中国共产党承担起实现“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并开创出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实现“中国梦”的历史选择,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现实抉择,它必将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论“大恒”、“太极”、“太极图”

不论是在易学史、中国哲学史,还是在在中国文化史上,“太极”和“太极图”的地位都是显赫的。我曾经认为,“太极”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有如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中的“逻各斯”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太极图”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就象“十字架”在西方文化史上的地位一个样。在世界近代文化史上,中国的“太极”,尤其是中国的“太极图”受到了西方科学家们的特别重视。丹麦的物理学家玻尔将中国的“太极图”作为他的“对应原理”的最理想的表现方式。近来,一些学者将“太极图”视为宇宙模型、思维方式、进化过程、科学灯塔、突变模型、光学原理……等表现形式。     

鸦片战争与"中国观"的近代转换

“中国观”是对中国国情最基本的看法,以及在这种看法的指导下,人们是采取何种纲领和政策来处理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的,包括“中国疆域观”、“中国人民观”、“中国文化观”和“中国主权观”等四项基本观念。在长达三千余年的古代历史中,中国人形成了“古典的中国观”和“多民族统一的中国观”,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促进民族团结方面都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其中包含的“天朝大国”之类盲目自大心态却阻滞社会发展。鸦片战争给中国以巨大的影响,痛苦的战败经历迫使先进的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科学全新的史地知识,使他们的视野空前开阔,以全球为参照物反思中国,传统的“中国观”开始了近代转换:中国是“天朝”的观念崩溃了;“大国”的标准更新了,按新的标准,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大国”;中国的船、器和战法落后,是一个“弱国”;“天朝”与“大国”的观念相脱离,“弱国”与“大国”的观念相结合;国家蒙羞,人民受害,只有改革才能救中国,“救亡的中国观”从此萌生。     

“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

在全球化时代,我们需“重新发现中国”,而其中一个重大使命就是对中国人的“生存性智慧”进行理论阐释。当下“中国模式”研究存在着知识导向、制度导向、唯理主义预设等缺陷。以“生存性智慧”与“未意图后果”为关键词对“中国模式”进行“实践导向”的解释,有可能成为深入探究“中国模式”的一个较为可行的路径。如果我们以“生存性智慧”来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那么晚近30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大体上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过程：“生存性智慧”在关于意识形态的“真假结构”的庇护下、以经济交往中的“熟人交易”和政治交往中的“策略行动”为基本形态、以不同层次“生存共同体”的“共同利益”或“共同善”为依据、以经济发展的后果为最高“责任伦理”判准而逐渐形成的一个“未意图扩展”的历史进程。     

传统中国民众诉讼观念的样态及其本质

传统中国民众诉讼观念的主要方面是“厌讼”心理,“厌讼”观念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体性诉讼观念。但是,在中国古代,“厌讼”观念不是绝对地在各个时期、各个地方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某一特定时期、特定地方也曾出现“好讼”、“健讼”情形。究其原因,传统中国民众“厌讼”、“好讼”及“健讼”这些诉讼观念具体样态的出现均根源于其时其地民众的趋“利”心理。     

中国科技哲学“巨人”何以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上）——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卓见及其评判风水陷入偏颇的教训

李约瑟先生以“广义科学观”思考中国科技及其思想史,包括揭示中国古代“五行学说”的科学内涵,通俗说明“阴阳学说”辩证法意蕴,盛赞中国“关联式思维方式”超越西方“分析式思维方式”的睿智,并一反“五四”后对董仲舒、朱熹哲学否定过多的潮流而视之为中国科技哲学史支撑点,力求让世界了解中国人在科技史上的巨大贡献,表现了中国科技哲学“巨人”的风采。但李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土木工程卷背离上述思路,依西方和中国“五四”后“海归学者”关于风水不含科学的旧见,又鉴于对中国文明的深情,仅视风水为中国古代“美学”,从中国科技哲学“巨人”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其症结是李约瑟先生虽在理论上坚持“广义科学观”,但由于受西方文化熏陶,仍往往具有“西方科学为最高范式”的“情结”,无法真正把作为中国文明成果的风水中包含的科学因素发掘出来。挖掘风水中的科学因素还得靠中国人自己。     

毛泽东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

作为一个实践命题,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传入中国之后,便实际地开始了“中国化”的实践。作为一个理论的命题,要求我们从理论上搞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途径和机制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才能中国化？“中国化”必须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化概括;“中国化”必须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中国化”必须批判地吸取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合理成分;“中国化”必须总结现代新科技革命的成果。毛泽东曾强调“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就必须“研究现状”“研究历史”“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并“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文化认同的几点看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复杂交织过程,既包含着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化”中国文化,也存在着以中国文化“化”马克思主义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应关注“文化认同”,更应关注“文化差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文化认同”不仅在于“形似”,更在于“神似”,即在于两者某种程度上都注重实践性;此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要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中国梦”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育探析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和主线,因此,有必要将“中国梦”教育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学进程。在讲授完中国近现代史之后,以专题的方式、以“中国梦”为主线来梳理和巩固整个中国近现代史,既可强化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又能系统、深入地剖析“中国梦”,从而真正实现历史课教学与“中国梦”教育的目的,使当代大学生勇于担当实现“中国梦”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