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婚姻是家庭的行为

婚姻是男女两性的合法结合,家庭是一定范围的亲属共同生活的单位。婚姻是产生家庭的前提,家庭则是婚姻发展的必然结果。婚姻与家庭都是特定形式的社会关系,它们既反映社会经济基础的特点,也反映社会上层建筑的特点。它们与整个社会形态,首先与生产关系存在着内在的客观的联系。它们的形式,性质,职能及反映它们的思想、道德和习惯都决定于社会生产关系,并随着生产关系发展变化。婚姻与家庭两者之间的关系,也随着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 中国古代在奴隶占有制和封建小农经济的生产关系下面,家庭是社会的主要生产单位和国家直接统治的对象,是男性家长支配下的父权家长制家庭。加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孔颖达疏引《礼纬·含文嘉》)三纲礼制的严格约束,男女婚姻大事一直由家庭决定和支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婚姻的意义和目的看婚姻与家庭的关系 中国古代奴隶主阶级和封建主阶级的代言人,用“天命”思想和宗法观念解释婚姻与家庭。极力宣扬伦理纲常,认为人间的“男女之别”、“夫妇之义”、“父子之道”、“尊卑长幼之序”,都是圣人秉承上天的意旨制定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万古不可更易的。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企图证明反动阶级统治秩序的合法性。在伦理纲常不可     

从纯洁的情到世俗的爱——现代通俗小说的言情主题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言情主题包括三个方面:情爱的空中楼阁,情爱的社会话语,情爱的畸形世俗化.民初的哀情小说所描绘的情爱的空中楼阁,构成了眼泪的世界.情爱的社会话语,既能反映作为社会人的本质和观念,更能折射复杂的社会景观.情爱的畸形世俗化,当情爱的表达违背社会话语的常态时必然是一种畸形,畸形的男女情爱很难按照世俗社会的存在法则正常存在和发展.     

试论《围城》中的情与爱

一部《围城》,差不多所有的男女都或多或少地涉及情爱领域,钱钟书先生用其不朽的笔描绘了关于情与爱的众生相。本文试图围绕着方鸿渐,把《围城》所展示的情与爱分为一夜情和偷情、旧式婚姻及新式恋爱三种样态,并根据作家对待情与爱的态度和传统道德观念,按照庸俗、传统、世俗、理想的情与爱顺序展开论述。笔者认为《围城》真实地揭示人生的困境和感情的困惑,但是,钱先生的情爱观是传统的、矛盾的、悲观的、失望的。     

两样伤逝，几许别情——《伤逝》：伤兄弟亲情之逝

鲁迅的《伤逝》以其艺术的独特性、思想的现代性、内容的曲折晦涩性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研究者大多关注“青年爱情小说”这个文本线索,而对周作人“伤悼兄弟之情逝去”的说法视而不见。透过《伤逝》的环境、情节和人物描写,联系作者的生平经历及写作动因可以看出,《伤逝》其实是作者在男女情爱的表象之下,以自身的重大创伤经验为机核、以兄弟相处经历做骨干的“伤悼兄弟之情逝去”之作。     

无枝可依:姜夔的飘零之感和恋家之情

作为一名“江湖词人”,姜夔虽以其出众的文才而广受当时达官贵人的赏爱,但终究“未有能振之于窭困无聊之地者”,他仍属于一位没有独立政治地位、旅食于豪门的清客文人。这样的“角色定位”便决定了其词作中始终潜隐着一个“无枝可依”的寒士所特有的身世飘零之感;而对温馨的家庭生活和男女情爱的眷恋和追怀,又使其词中时时透出一股热切和带有艳情气息的恋家之情。二者相反相成地共同构成了白石词作为一名“江湖词人”之词的重要人生意蕴。     

孔子的情爱思想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男女爱情的问题,几乎没有哲学家讨论过,儒家讲仁爱,但只是在人伦道德层面上讨论,对于男女爱情则视为私事而认为不值得重视。”似乎我国古代的智者已超越了对爱情这一重要情感的体验,似乎他们不屑于对此进行思索和发表见解。然而这种认识显然颇有可商榷之处。在《论语》、《诗经》,乃至《孔子诗论》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先秦时期没有如今所指的“情爱”这个词,情爱现象及其关于情爱的思想却早已产生。在儒家思想的形成之初,孔子就对于爱情问题进行了观察并有过一系列论述。今天,我们有些学者也认识到了孔子关于男女情爱的思想,但是他们往往对这个问题一笔带过,不作深入系统的分析。     

论"三言""二拍"的情爱观

"三言"二拍"非常关注男女两性关系问题,并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情爱观一方面严厉批判各种性错乱和性放纵行为;另一方面对男女之间正常、健康的情爱持肯定态度.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既是小说作家对时代风气所作出的反应,也寄寓着他们对两性关系问题的严肃思考男女之情是天然的,应该得到承认,但又不是纯粹的个人性行为,必须受道德理性的规约.此外,从个体生命的角度出发,人的情欲还应该有所节制.对于两性关系问题,冯梦龙、凌漾初在欲、情、理三者之间找到了一个较好的结合点,他们的情爱观代表了晚明文人进步的情爱理想.本文通过作品--时代--作家这一线索对"三言"、"二拍"的情爱观作一比较细致、深入的梳理.     

试析《周易》之婚姻观

作者通过具体分析“■”、“咸”、“恒”、“渐”、“归妹”、“家人”、“睽”、“革”诸卦，从男女婚前之交往，婚后相处之道，特殊问题之处理，以及婚姻的意义、目的和作用等层面，探讨了《周易》之婚姻观。认为《周易》中所彰显的中国传统的婚姻观从总体上说，是以男女两情相悦为基础的，夫妻之间无所谓平不平等，只有职分之不同而已。其终极目的在于传宗接代，完成生生之德，而其展开过程较好地维持了社会的稳定性。     

《牡丹亭》中“情”的多重意蕴

“情”是《牡丹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该剧的灵魂。汤显祖将“情”提升到了本体的意义,在该剧中,“情”首先是一种自然意义的情,即情欲,然后才是一种社会意义的情,即情爱,通过对情欲和情爱的肯定,《牡丹亭》实际上也充满着对封建社会的“理”的反抗和对自由和个性的追求。正因为《牡丹亭》中的“情”有着丰富的意蕴,它才能超越以前的言情题材剧作,在戏曲史上划上浓重的一笔。     

“只羡鸳鸯不羡仙”——论冒襄、李渔的言情传奇小说

明末,随着人文思潮的高涨和世人思想的日益解放,肯定情欲、赞美真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李贽所谓“食、色,性也”。戏曲《牡丹亭》、白话小说《金瓶梅》、“三言”、“二拍”无不“言情”,文言传奇小说领域,亦出现了大量描写男女情爱的“言情”小说。根据所“言”之“情”的类型,笔者将其分为三类:①才子佳人的知己之情,如戋戋居士的《小青传》、徐瑶的《太恨生传》、黄周星的《补张灵、     

“谈东方式的妒忌”

妒忌心理,似乎是个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所谓“东方式的妒忌”是相对于“西方式的妒忌”而言的。“两方式的妒忌”的主要特征是“你好,我比你还要好”,而“东方式的妒忌”呢,就不同了。“东方式的妒忌”主要表现为: 向下拉平,不许齐平型,其特点表现为“我行,可不能让你和我一样行”。不准超     

孔子与《宛丘》--兼论周代巫觋地位的变化与巫女不嫁之俗

在上博简<诗论>中,孔子两次称赞<宛丘>,而古人却多视其淫荡之诗.<宛丘>一诗所写的主人公是一位巫女,一位男子为她迭宕起伏、婀娜多姿的舞蹈所倾倒,与之相爱生情,但迫于客观条件,两人无法结合为婚姻,这一对男女不得不采取冷静态度,谓"洵有情兮,而无望兮".孔子称赞这种做法.孔子之所以"善之",是由其情爱观所决定的.依照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情爱观,孔子既赞赏巫女对于爱情的执着,又称赞他们止乎礼义的做法.诗中巫女爱情受挫的重要原因应当在于巫觋的社会地位在周代呈下降趋势和巫女不嫁的社会习俗.     

试析陈确对“人性善”理论的修正和补充

“人性善”是我国思想界的传统命题，作者认为，适应我国明清之际反对程朱理学脱离现实、空谈心性、倡导所谓“实学”的需要，陈确进一步发挥“人性善”学说，认为“人性善”即人的“气”、“情”、“才”善。进而他指出，人性善恶之别，是后天“习”作用的结果；人性之善是建立在人知善行善的道德实践基础上的，从而赋予“人性善”以实践的品格和特性。     

现代情爱精神的文学分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远大抱负的文人是不谈或极少谈男女之情的。即便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余,游戏笔墨,诌上几句艳诗,填上几段艳词,也常常会遭人诟议,有碍仕途和清名。进入20世纪,情爱却大走红运,成了文人的宠儿。很难找到一个现代作家,他     

试论音乐作品创作中的情感表现

音乐作品在艺术的表达上突出“以情感人”,情感表现的主要美学与艺术学特征是：1．“乐中之情”源于“心中之情”。音乐艺术源于生活,是人在社会实践中,在认识、改造世界的日常生活以及人际交往中所产生和发展而来的。音乐艺术是针对心情的艺术,用音乐来表现人的心理活动,表现人的内心世界的情感状态,如鱼得水。2．“乐中之情”是“心中乏情”水中倒影。就情而言,“乐中之情”与“心中之情”是一致的又是相互依托的。“心中之情”存在于现实生活人的心中,而“乐中之情”存在于音乐作品的音响织体中。同时,“乐中之情”是通过音乐对人的心理活动的模仿、对人的情感心态的模仿来表达作者的“心中之情”。3．“乐中之情”较“心中之情”更高、更美、更强烈、更震人心魄。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乐中之情”是“心中之情”的提炼、概括、升华和结晶,“乐中之情”更高于“心中之情”,前者较后者更集中、更强烈、更典型、更撼人心魄。     

关于董仲舒“性三品說”的几个問題——与呂振羽、沈灌羣、侯外廬諸先生商榷

一西汉著名儒者和教育家董仲舒,从他的神学世界观进到天人合一论,繼承孟、荀性说并加以补充修正,提出“性三品说”: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天令之謂命,命非圣人不行;質朴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节。”(《天人三策》) “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善与米,人之所繼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民之号,取之瞑(眠)也。使性而巳     

《诗经》地理兴象的民俗文化内涵

从《诗经》婚恋诗中用以起兴的桑间(桑园,桑林)、东门、水滨等兴象可以看出上古青年男女期会之所的倾向性和相对稳定性。桑园(林)原为祭祀之所,《诗经》时代用以起兴的诸处桑园(林),它们最初是作为祈雨场所,之后逐渐变为男女幽期密会之处,以致后来桑园被儒家贴上了“乱俗”的标签。《诗经》以东门起兴者皆与男女情爱有关,东门由祭祀之所延沿为青年男女聚游、交往、欢会、定情之地。婚情恋曲以水边为背景,源于先民的生殖崇拜,初民的系列水生神话奠定了水泽生殖原型意识的建构。     

“以舞结情”风俗与《诗经·陈风》中的舞蹈爱情诗——兼释《月出》题旨

远古时期是舞蹈的黄金时代。彼时的舞蹈不仅是人们表情达意的重要方式,也是男女情爱关系缔结的重要媒介。这种"以舞结情"的风俗被巫舞吸收,并伴随着巫风的流行而得以在民间广泛传承。《诗经·陈风》中的《宛丘》、《东门之枌》所展现的男女情爱,便是这种远古风俗的反映。因此,弄清楚这种风俗的来龙去脉及特点,对于理解这两首诗的意蕴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还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陈风·月出》一诗的题旨。     

从《聊斋志异》的性别话语质疑传统文学经典的合法性

人性的启蒙和爱欲的觉醒是当代人评判传统文学经典的一个重要指标。比如《聊斋志异》之所以被誉为精神启蒙和妇女解放的先锋,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对男女之情的大胆描写,和对拥有更多自由与活力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但是深究就会发现这些情爱理想,恰好是对传统人伦秩序,尤其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别秩序的强化,而不是正好相反。因为它所津津乐道的“自荐枕席”和“知已之爱”,只是男性知识分子的性幻想,而女性所拥有的只不过是满足这种幻想的自由和为其制造快感的活力。因此以“爱欲觉醒”作为一种评判经典的标准,很大程度上是对男性中心主义价值观念和行为法则的复制,应该予以反思。     

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汉魏六朝赋研究

“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最早是扬雄对赋体创作加以反省而提出的概念。他写道:“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①李轨认为辞人之赋:“奢侈相胜,靡丽相越,不归于正也。”在扬雄看来,从楚国景差、唐勒、宋玉,到西汉枚乘、贾谊、司马相如,都是走的“辞人之赋”之路,其中司马相如就是“辞人之赋”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