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

围绕“转变政府职能”谈谈我对“小政府,大社会”的看法。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可以从两个维度去看,一为强、弱,一为大、小。强弱维度反映的是主导、支配问题,即谁处于主导地位的问题,谁支配谁的问题。大体说来,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中国现行政治结构决定了,党处于法定领导地位,所以党和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党和政府支配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当下中国只能是“强政府,弱社会”。     

新型社会组织的创建与试行——从杭州市社会复合主体实践看政府赋权社会的可能

中国式强政府弱社会治理模式正在经历变革,在政府由全能向有限的角色转型中,如何促进社会发育是一个关键问题.而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力量的集中体现与社会职能的主要承担者,其成长备受关注.近年来杭州市政府对社会复合主体的培育就是对创建新型社会组织的一次尝试.这一理念和实践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中心论,也不同于单纯的国家中心论,而是充分正视中国现实语境下政府与社会间关系的模糊性,并试图利用这种模糊关系中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去促成主动性,从而试行一条政府与社会相互增权的道路.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二者的相互增权之中,原有的权力结构关系依然没有改变.     

政府社会多维互动实现善治——社会互动维度下群体性事件应对机制探析

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是群体性事件,政府与社会合法有序的互动机制的缺位与失灵是当前社会冲突的强度和烈度加剧的主要原因。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转型必须通过长期的、广泛的社会互动来实现。建立和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改革信访制度,规范听证制度,加快培育社会中介组织,搭建多样化的互动平台,通过政府与社会的多维有效互动,构建“参与社会”,是实现善治的现实途径。     

社区治理中的政府再造社会组织

政府在社区建设中从行政性管理向“社会性治理”的实践中主动再造了大量的社会组织承担社会服务,这类再造社会组织在实际运行中所形成的社会组织与国家的合作方式,具体表现为政府提供资金,民间组织提供服务的委托经营模式.社会组织的运作逻辑体现了社会转型期间国家社会化治理的尝试,社会组织以专业性、第三方性、贫民性、委托性等特点弥补了政府职能让渡出的空间,但这一类政府再造的社会组织运作过程中依赖政府,成为政府部门的延伸,表明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进一步加强.政府与官办社会组织的合作提升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技术,进而促进了社区和谐.     

社会管理与政府能力建构

作为主责人类权威性价值分配和管理公共生活的组织体系,政府的能力建构永远与其价值分配导向确立、职能实现以及治理绩效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适应社会发展要求和回应公共问题挑战,能力建构为政府破解各种困局、满足民众需求、履行公共职责提供了有力的改革思路和策略;另一方面,政府能力建构的方向定位体现了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和依据。中国政府正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强化社会管理职能的诉求,实现社会管理职能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的成功转型,而政府建构并发展与社会管理责任相适配的能力,是完成职能,达成绩效必需的基础条件。基于此,本文阐述了政府能力建构内涵、社会管理中政府能力建构的方向与依据、社会管理三个层次的政府能力建构等三个问题。     

辽宁省电子政务与政府管理创新的互动与整合

本文以电子政务建设和政府管理创新为切入点,研究了电子政务对政府管理创新的推动作用,理清两者之间的关系,提出电子政务与政府管理创新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与整合关系,两者在互动与整合中共同发展。在分析辽宁省电子政务与政府管理创新的成就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实践出发提出对策建议。     

“社会整合”的类型及建构——对涂尔干的“社会整合”思想的解读

通过对道德事实这一社会现象存在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进行分析,区别了涂尔干提出的社会整合的两种不同类型,即机械整合和有机整合,并说明了它们被建构的过程。最后,对目前中国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如何有效进行社会整合,进行了反思。     

社会整合模式的转型与社区发展

在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变革时期,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所形成的以企业为基础的社会整合模式已经不能发挥有效的整合作用,适时地转换社会整合模式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在我国社区结构的分化过程中,社区将会成为社会整合的重要基础。因此,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应充分发挥社区的社会整合作用,并且逐步建立起以社区为基础的新型社会整合模式     

选择性支持与合作式发展：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行为模式分析

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影响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变量。就地方政府来看,“评级制”和“项目制”是治理社会组织的主要方式,它通过一系列政策设置与制度安排,使社会组织的发展既符合政府职能转移和公共服务社会化趋势的需要,又实现了对社会组织功能发展的分化与选择性支持,体现着政府的发展思路和导向。就社会组织而言,无论是主动的利益契合,还是类组织外形化的组织再造,都是通过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实现自身发展。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合作的背后是权力资源支配—控制关系、复杂的制度规范以及利益取向交互作用的结果。对此,要以“优势主导的权能重塑”为核心理念,为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的各主体协商共治提供法治化保障,对具体社区服务场域中的治理主体行动进行有效限定,保证社区服务资源的有效供给。     

城市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良性互动关系

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是城市社区自治的核心问题,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良性互动,对于促进社区自治、提升社会微观管理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应进一步理顺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关系、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完善政治沟通制度等,构建城市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良性互动关系.     

社会经济调查与政府战略决策研究

社会经济调查在政府制定战略决策和战略调整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既要真实反映社会利益主体的真实诉求 ,又要分析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诉求 ,为政府制定调整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提供科学有效的真实信息 ;时代也对社会经济调查事务提出了新的发展思路和更高的要求     

大数据与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政策科学化、社会诉求动力与政府的行为选择

大数据为社会管理所提供的动力与契机,既包括管理主体——以政府为核心的管理者群体对自我管理能力及管理现实之优劣得失之动态化及全方位的审视与判断,也包括社会动态及民众诉求之及时、全面与真实给予呈现这两个维度。而政府是在管理体制设计科学化及社会动力中寻求一种动态平衡,并走向自我创新与社会管理品质提升的新路。也正因之如此,大数据所必然诉求的公共政策科学化,及社会管理回应民众诉求的及时性,形成大数据浪潮背景下的政府、社会及网络相协调的社会管理体制,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论社会组织的社会稳定功能——兼论“社会复合主体”

社会转型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带来的社会稳定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健康有序地培育社会组织,是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环节。本文从对社会转型中不稳定因素形成的深层原因分析入手,结合杭州市政府培育社会复合组织的探索,就社会组织的社会稳定功能进行探讨,对培育和发展健康有效的社会组织及其运行逻辑提出了一些看法。     

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模式研究

从国内外社会组织发展与政府关系变化分析,建立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政府要为社会组织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和法律环境、推动建立多中心治理结构、建立相应的财力和政策保障体系,社会组织要主动慎重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及时有效表达公民利益、增加公共产品供给、主动服务政府决策.     

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新论——以两汉社会文化为例

文化传统的主观解构,存在多种可能性。应根据不同研究语境,运用相应的理论来观照历史传统。透过汉代文化可以看出,小传统的存在样态并非单纯表现为民俗事象,也表现为文献典籍的形式,小传统的考察视域应是相对开放的。大小传统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交融关系,两者兼有进步和保守的双重功能和作用。文化传统的健康维系与合乎理性的发展,有赖于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同步完善。     

法国“大敕令”的权力分配与制约思想

"大敕令"是法国1355—1357年间多次三级会议的政治成果,市民及市民出身的代表在此期间发挥领导与推动作用。敕令体现出三级会议与太子(时任国王的摄政官)间的权力分配与制约思想,表达出以下政治意向,即限制国王为首权贵的权力,表达市民的参政诉求与辅助国王治国。受等级制度与市民力量发展不成熟等因素影响,"大敕令"在当时没有得到推行,但三级会议已不再是主要为国王服务,而是更加着眼于为市民与整个王国的利益服务。权力分配与制约思想强调三级会议与太子双方的积极作用与互动合作,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市民阶层与王权的发展,加速了法兰西王国管理体制的变革构建。在法国摆脱封建分裂走向凝聚统一的历史进程中,这一思想具有重要影响与历史意义。     

政府、市场与社会边界重构视野下的社会组织发展

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边界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从政府培育"强市场",到政府建设"大社会",三元并存的社会治理模式趋于形成。要让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担当重任、成就大事,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确立社会组织参与合作共治的主体地位,实现政府部分权力、职责和功能的合理让渡,加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建设,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的机制体制,重构中国社会治理的微观基础。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效果评估机制研究——以温州“爱心驿站”为例

随着政府管理方式、行政观念的转变,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温州政府建立服务弱势群体需要的爱心驿站平台,是政府购买服务,引进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地方经验,其后续的效果评估机制是解决政府购买服务盲目性问题的关键所在。文章在回顾温州政府购买爱心驿站公共服务项目效果评估实际情况基础上,重点考察温州现行社会组织评估机制存在的阻力,并以温州爱心驿站项目为例,提出进一步深化社会组织效果评估机制改革的对策与措施。     

“大数据”语境下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重构——基于媒介环境学的视角

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的历程与媒介环境的变化存在显见的相关性。媒介环境的变迁与大数据技术的运用与推广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推向前台。大数据技术背景下新的媒介环境中,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应从政府、媒体、公众三个方面理清变化趋势、调整角色,推进政府信息公开,使其适应全新的媒介生态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