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孔孟的“德治”思想主要包涵两方面的意义。其一 ,指当政者的施政措施要体现“保民”、“爱民”、“富民”、“教民”等原则 ,反对暴政和恐怖。其二 ,也是最关键之处 ,是指当政者的德性决定国家的治乱之道。至于君王以法圣贤为名 ,立一道德标准 ,推行于民众 ,以达移风易俗之目的的“德治”是荀子之主张 ,已去孔孟远矣。故儒家的“德治”思想在先秦时就已开出岔路。换言之 ,孔孟“德治”学说表现为孟子的“仁政”说 ,所谓“先王有不忍人之心 ,斯有不忍人之政”。“仁政”能否施行在于当权者本身能否定仁心。有了仁政 ,天下才能得治。这种“有德者执政”的德治思想起源于孔子 ,形成于孟子 ,而荀子则歧出。     

实心实证达成仁政——李颗政治思想评析

二曲是在重“实证”、“实效”以及与民“实惠”并求通“可行”的基础上来阐述其政治哲学思想的。二曲认为王道之政的关键,一方面须重视修齐治平之学,另一方面须行“实心实证”之政,还须实施重民养民之策。只有通过这些政治措施,儒家所提倡的以人为本、“治以贤始,即以贤终”的王道之治才能得以实现。这一阶梯式的王道演变措施使得儒家的仁政之治不再是空中楼阁。     

周初德治思想的产生

殷商易代之际,周初统治者为证明其所建新政权之合法性,极力宣扬以德得天下的理论,并从西周初期开始,逐渐构建“以德治国”的新的政治理念。本文对西周早期“以德治国”之思想的形成略作考究。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左翼文艺大众化

左翼文艺大众化的出发点并非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但文艺大众化和民本思想在三个方面有相通之处：其一,民本思想“君为政本”的宗旨和文艺大众化的革命目的让二者都带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其二,民本之“民”懵懂无知,缺乏主动性,大众化之“大众”本来带有西方的民主色彩,但知识分子的引路人姿态使大众成为被动的跟随者;其三,民本思想主张“政在养民”,养民离不开“养心”和“化民”,大众化运动主要是在“化大众”,“化大众”和“化民”类似,都需要“养心”。     

“德治”的两种维度：事功之德与人道之德

本文通过对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揭示了“德治”所包含的两种意义———以德治事和以德治心。进而指出 :在“德治”问题上 ,应当区分两种不同意义的“德”———事功之德与人道之德。在现实的道德建设中 ,对属于不同范畴的道德问题 ,应该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解决办法 ,在坚持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并重原则的前提下 ,尤其应当注意在两种不同意义上开展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在今天 ,特别要重视事功之德的建设。     

周公“德治”、“礼治”思想的法文化启蒙意义

通常我们在谈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礼治”思想的产生时,会将其归功于孔子。然而,经研究发现,“礼治”思想的主体来源于周公。周公“制礼作乐”不仅开创了中国礼乐文化之先河,也为中国儒家“礼治”法律思想奠定了基础。此外,周公确立的“德”以及“仁德政治”之观念亦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德治”思想的起源。因而本文将着重介绍周公“德治”和“礼治”独创思想之产生,以昭示其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启蒙意义。     

德治与法治关系历史形态考辨

本文通过“德法互斥”、“德主刑辅”、“法主德辅”和“德法并举”等层面历史地分析和考辨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德治与法治关系的互动形态 ,以求为现代德治与法治结合的合理性寻注到传统价值注脚和已存方式。     

论新时代法德结合共治之道

法德相互结合与法德兼治、共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的治国理政之道。法治与德治虽然都是国家的治理方式,但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作用与功能,二者各存其局限性。只有把法律与道德各自的功能有机结合起来,以法律调整人的外在行为,以道德教化人的内心,二者相互辅助、相辅相成,才能相得益彰,做到内外兼治,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和社会。从历史和实践维度观之,法德结合共治既是中外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价值。要真正实现法德结合共治,方法与有效路径有三：第一,发挥道德教化的功能,使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相结合;第二,以法治承载道德,以法治保障道德;第三,强化领导干部在法治与德治中的关键作用。     

中国古代“德治”发微

中国古代社会的“德治”原初意蕴是以德代暴,主张仁者贤者主政,以解决治者与被治者之间可能的紧张与冲突。然而,这种原初意蕴的德治后来却嬗变为人治。将政治伦理化,重治者之主观而轻制度之客观,以德代法,化法为德,是其重要缺陷。     

一体之治”与“政学合一”——王畿政治思想发微

王畿以四无说、现成良知说,发展了阳明的良知之学,在阳明后学中允称重镇.他在政治方面亦有系统思考,并非乏善可陈.其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一体之治”的思想,基于良知,以无欲为本,明圣学,鼓吹德礼之治,强调即业以成学;其次是“政学合一”的思想,主张以政为学、政在学中、政学不二、心平政平等.     

以尊王贱霸倡王道理想——孟子王霸论探析

孟子在以德力、义利之辨凸显德、义作为王道内涵的不可取代性和价值优越性的基础上,对王道与仁政进行了具体论述。他认为,王道与仁政可概括为养教之两大端,即一为养民,二为重视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以及对民众的道德教化,而其中尤重养民。就此而论,孟子的王道论具有一定的重效果和现实的倾向。但由于孟子道德—政治一体化的为政体系以统治者拥有仁德,即以其"仁心"为养民、教民的基础,使仁政成为仁心的铺陈与延展,具有明显的道德理想主义特征,从而使历史性的以礼乐之制为典范的王道政治在孔子之后进一步转化为价值性的王道理想,儒家的政治价值理想至此得以全面确立。     

德治、德育与师德建设

分析了德治的概念、作用及实施“以德治校”的重要意义 ,阐述了德育的概念及高校德育的功能和作用 ,论述了师德建设的内涵以及在“以德治校”和德育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先秦儒道民生思想之比较

春秋战国时期,儒道两家学者基于对民生疾苦的深切感知,从各自立场提出了成熟至臻的民生关怀思想。在体恤民生的诉求路径上,儒家提倡积极有为之治,主张君王大行仁政以养民、富民,而道家则倡导消极的＂无为之治＂,＂无为而民自化,无事而民自富＂,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两者的终极目标又是高度一致的,都以改善民生为工具理性,以达致君王江山永固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最终标的。     

曾国藩的“德治”思想及其实践

曾国藩被政坛人物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典范 ,毛泽东曾说 :“吾于近人 ,独服曾文正。”深深影响毛泽东并被其推崇为后世效法的是曾国潘的道德学问和为官治世之道 ,即“德治”思想 :识人察人 ,德操为上 ;求贤重才 ,知人善任 ;居官以勤廉爱民为本 ;不忮谦让 ,有容乃大 ;慎独。     

“德性的法治”如何可能?——以荀子为基点之历史与逻辑的考察

长期以来,学者或从二元对立的视角看待德与法的关系问题,或以“法即是刑”的观点认识中国古代法的性质。在先秦儒家德与法相互补充、相互协调主张的基础上,现当代学者亦提出德与法有机融合及“德性的法治”观念。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法是适应社会复杂化进程及富国强兵的现实需要而采取的治国方法;从政治思想发展的逻辑看,法是为实现“公”、反对“私”而施行的政治主张,具有普遍性、客观性与公正性的精神实质。在荀子那里,法是以公正与理性为根据和精神实质的爱的制度;礼法、礼义既具有社会规范作用,更具有道德教化作用;法是君子所立、所论、所行之义法,其所欲实现的是一个礼乐平治、上下和乐的王道社会。在荀子的政治哲学中,“德性的法治”最终得以实现。     

毛泽东的早期德治思想初探

毛泽东早期德治思想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在现实性上,他提倡“精神之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二是在理论上他明确提出了德、智、体三者同时发展的思想。     

听言之道

对于为政、为学来说，会听、会说，会沉默、会正确辨别所听到的言论是一刻也离不开的头等要事，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尚书》就注意听言与为言的问题了。不过这时还停留在帝王的听言为言上。到了春秋，随着私学的形成，为学者及一般人应如何听言为言，也逐渐并系统地提出来了，孔子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说教。至战国时代，黄老道家、法家则为侯王设计了种种“听之术”、“听之经”、“听德”、“主听之道”。战国中后期，用《文心雕龙·论说》的话说：“战国争雄，辩士云踊，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所以又形成一套进说…     

“德礼之治”:儒家管理哲学的控制理论考察

控制作为管理活动的一个基本要素和环节,有其特定的内容和涵义,其对象也包括对于人、事、物和行为等因素的控制.儒家管理哲学指向的乃主要是对人的控制.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实际上一语道出了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和基本原则就是“德礼之治”,而其社会政治控制则亦由此演绎而来:(一)注重德礼引导教化的事前控制,而不十分重视以政刑惩诫为内容的事后控制;(二)强调以“德”为内容的内在控制与以“礼”为内容的外在控制的相互结合运用;(三)以“克己复礼”为工夫的个体控制和以社会教化为功用的群体控制的相互参照.     

船山诗文赏析(二十二)

<正>原文:严者,治吏之经也;宽者,养民之纬也;并行不悖,而非以时为进退者也……故严以治吏,宽以养民,无择于时而并行焉,庶得之矣。出处:《读通鉴论》卷八,中华书局版。赏析:这是王夫之关于治吏宜严、养民宜宽的一段名言,深刻揭示出了治吏和养民应有不同的伦理态度及其彼此并行不悖的治政理念。治吏必须从严,否则官吏就会恣意妄为,不仅损害百姓利益,而且动摇执政根基。所以,严格要求各级官吏,使其心中有江山社稷和国法百姓,勤政为民,清廉自律,这是政治伦理的内在要求。严以治吏不止是"责上官以严纠下吏之贪",更重要的是"严之于上官"。严格要求下级官吏,严惩下级官吏的     

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可喜成果──评《中国行政法制史》

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可喜成果──评《中国行政法制史》赵馥洁西北政法学院教授中国自古就颇重行政管理，春秋时代已有“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的主张，以政与刑、德并列。在以后漫长的封建时代，更形成了甚为严密的行政管理制度和行政法规范，构成了中国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