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克商与周初年代的再探索

周武王克商之年,至今还是西周历史上一个尚未解决的关键问题。由于《史记》中《周本纪》及各国世家都只有共和元年以下各王年数,武王克商之年及西周共和以前诸王的在位年数都付之缺如。因此,这个关键问题就很难解决。自汉刘歆以来直到今天,关于武王克商的年代在国内外史学界有二十余种说法,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以刘歆的《世经》(见《汉书·律历志》)为主;一派以古本《竹书纪年》为主。然而,由于根据薄弱,推     

武王在位有四年说

现存有关周武王死事迹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金膝》,篇文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于是周公作坛,告于大王、王季、文王,欲以身代武王,占卜得吉,“王翌日乃廖”。接着篇文又说：“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云云。据此,武王在“既克商二年”曾经患病,周公祈告之后,次日即已痊可。至于武王丧于哪一年,篇文并无明确叙述。 《史记·封禅书》：“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即本于《金滕》,而将武王之丧坐实在“有疾弗豫”的同一年。 “既克商二年”是哪一年呢？《尚书 诂》说：“此篇在克商二年,据《史记》…     

鲁公年数与西周积年

一、探索克商之年的途径探求武王克商的确切年代，学者们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将《汉书·律历志》所引真古文《尚书·武成》的克商之月、月相、日、干支，验之于精确的历表，如果与历表中公元前１１－１２世纪某一年的月日干支相合，则该年即被定为克商之年。但是，通过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唯一的。迄今为止，克商之年的结论不下五十多种①分布于公元前１１３０－前１０２０年之间，上下浮动达百年之大，而这些结论又都自称合于《武成》之月日干支。因此，在通过历表验证克商之年是否合于《武成》之前，应先走出这个年份大致所在的时间范围…     

从《史记·鲁世家》看西周积年与武王克商年代

武王克商年代,是中国古史研究中的难点,也是这次“夏商周断代工程”中需要解决的重点课题之一。本文对《史记·鲁世家》所载各位鲁公在位年数的研究,证实从鲁伯禽即位至真公十四年之年数为203年,真公十四年乃西周共和元年,亦即公元前841年,故伯禽即位当在公元前1043年。根据《召诰》、《洛浩》所载历日的考证,成王元年当在公元前1042年,而武王克商后只在位二年,故武王克商当在公元前1044年。     

从《史记·鲁世家》看西周积年与武王克商年代

武王克商年代,是中国古史研究中的难点,也是这次“夏商周断代工程”中需要解决的重点课题之一。本文对《史记·鲁世家》所载各位鲁公在位年数的研究,证实从鲁伯禽即位至真公十四年之年数为203年,真公十四年乃西周共和元年,亦即公元前841年,故伯禽即位当在公元前1043年。根据《召诰》、《洛浩》所载历日的考证,成王元年当在公元前1042年,而武王克商后只在位二年,故武王克商当在公元前1044年。     

帝辛、文王年代考

商纣王及西周文王的年代是史学界争鸣不决的老问题。就武王克商的具体年月日,已出现近30家不同的结论,而克商年月日只能是一个。西周始年尚无头绪,帝辛及文王年代更何从谈起?所以谈帝辛年代,必以克商年月做基础,否则,所谈无根,无从取信于人。 张汝舟先生1964年撰《西周考年》,考定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这是对学术界一个很大的贡献。笔者近年清理西周一代铭有历日的铜器百多件,进一步证实克商之年在公元     

《逸周书》与武王克商日程、年代研究

西周武王克商的日程和年代 ,史籍所载甚少。而武王克商的年代问题 ,又是上古史年代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运用西周金文月相词语的研究成果 ,整理排比《逸周书》等文献中有关武王征商的日程和历法 ,得到武王克商的年代是公元前 10 92年。     

鲁国建都曲阜问题——鲁国史专题研究之一

关于鲁国的建国定都问题,在古籍资料中,记载不一。《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日鲁”。这说明,开始封于鲁,并在曲阜建都的是周公旦。而早于《史记》的《左传》却又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之虚”。后出的《括地志》,更进一步肯定“兖州曲阜县外城,即鲁公伯禽所筑也”。这里又明确肯定,初封于鲁,并在曲阜建都的是周公的儿子伯禽,而不是周公。那么,到底是谁初封于鲁,并在曲阜建都的呢?司马迁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又这样写道:“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而使子伯禽代就封于鲁”。这样加以解释,好像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在《史记·鲁世家》记载炀公的事迹时,又说:     

“商—周考古界标”平议

考古学上的先周期和西周初期这两个陶器群所代表的年代,在武王克商前后是交错 重叠的。徐良高说武王克商后丰镐地区商文化因素突增不符合实际。因此,把97SCMT1西周初 期地层叠压先周期灰坑的地层关系称为“商—周考古界标”是不科学的。碳十四测年方面的专 家,听信“商—周考古界标”的错误主张而获得的克商年代范围,可信度受到影响。夏商周断代 工程把由此获得的克商年代范围作为推定武王克商年的出发点,是很大的失误。     

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述略

1995年8月21日—25日,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房山县召开,来自国内和英、美、日、韩等国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出席大会的著名学者有宿白、田昌五、邹衡、严文明、李民、郑振香、王宇信、齐心、罗森(英)、夏含夷(美)、江伊莉(美)、池田末利(日)、丁一(韩)等.本次会议是由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60余篇,分别就北京初始建城的年代、房山琉璃河遗址古城址的年代和性质、燕文化的渊源、内涵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关于北京初始建城的年代距今3040年,多数学者持赞成态度.其立论依据主要是:一、《史记》等史籍所载武王克商封召公于北燕的史实,表明武王克商之年便是燕园建国之年.二、房山琉璃河遗址1193号大墓出土的克(?)、克盉的铭文,表明该墓墓主为就封燕国的第一代燕侯,进而表明与此基同期的房山琉璃河西周古城址,应是燕国就封时所建城址.它的建造,便是北京始建城的标志.三、依据武王伐纣时“岁在鹑火”、“惟甲子朝”天象,现代天文历法研究成果推断武王伐纣之年为公元前1045年,距今恰好3040年.     

《逸周书》所见灭商之前的周公

现在的周公研究多依据《尚书》中的周初诰辞,而对武王克商以前的周公事迹几乎无人问津。其实,《逸周书》保存了大量这一时期的周公事迹,由于种种原因,该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书中记载周公与武王谋划倾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们继承文王的政治经验,也体现了周公早期的思想主张。我们认真体会春秋时人说到的“文武之政”,将《逸周书》与《尚书》进行比较,注意周公思想的整体性与阶段性的特征,就能够更好地理解《逸周书》的记载。     

周人“天命”观念中“先王”的位置及作用

一 武王克商，周人由偏于一隅的蕞尔小邦一跃而成为替代商人统治天下的新兴力量，周王也取代商王，成为统治天下的最高权力的象征，此事件意义之重大自不待言。不过，在周人看来，武王克商仅是周人在完成“王业”的道路上所走的第一步，接下来的政权建设任务更加繁重，因为武王灭商，虽然标志着周人在现实政治领域完成了对商代王权的替代，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周人还必须对其取代和继承商王政权的政治事实给出足够充分的解释和说明，也就是要从理论上对周人所取得的“天下”的“合法性”问题进行必要的说明。这一时期周人所着重强调的“天命…     

武王何时举行祭祀--就周原卜辞与武王灭商关系与陈全方先生商榷

本文根据古典文献考证了《尚书·武成篇》关于武王伐商的记载与周原甲骨文Hll:l内容的关系。指出,此卜辞所记“癸巳”日之祭祀情况,应当是记载武王伐商起兵当天举行祭祀的情况。     

关于《大武》乐章的一处误解

《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 :“武王克商 ,作颂曰 :‘载戢干戈 ,载橐弓矢。肆于时夏 ,允王保之。’又作《武》 ,其卒章曰 :‘耆定尔功。’其三曰 :‘铺时绎思 ,我徂维求定。’其六曰 :‘绥万邦 ,屡丰年。’”《左传》中楚子语的逻辑线索很明晰 :“武王克商 ,作颂曰……又作《武》……其三曰……其六曰……”先总言作颂 ,意指以下各诗均为颂诗 ,不言首章 ,也不言篇名 ,读者从所引诗句自可得篇名 ;次言篇名 ,不言颂 ,也不言次章 ,因为《武》处于次章的位置于其叙述中自可见 ;后文则顺势而下 ,只言章次“其三”、“其六” ,不言篇名和作颂。这…     

关于“武王克殷”年代的是与非

关于“武王克殷”年代的是与非吴薇薇，吴晋生“武王克殷”年代之争有２７家①之多。这２７家只有一家是正确的，那就是被史家否定的沈注《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公元前１０５０年。这２７家中影响较大、值得讨论研究的是以下六家。一、公元前１０５０年说这是笔者最近的发现...     

武王伐纣天象之辨析

《国语·周语》载:”昔武王伐纣,岁在鹑火”。这一记载,引起了无数探讨武王伐纣年代的中外学者的重视,不少天文学家以科学手段具体推算这一天象的具体年代,以论证武王克商的年月日,近年发表的文章,国外的有美国史丹福大学教授David W,Pankenier的一篇,国内学者有张钰哲、张培瑜的《殷周天象和征商年代》。     

昭王在位年数考

昭王在位年数考张闻玉贵州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西周初期各王在位年数：成王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穆王五十五年，均于史籍彝铭有征。《史记·封禅书》“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武王克商后在位二年也于史有据。唯昭王在位年数，多有异说。今愿献一得之愚，就昭王...     

《今本竹书纪年》中的鲁国纪年

《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问题、鲁国列公在位之年问题在学术界都尚存争议。而将《史记·鲁世家》和《今本纪年》所记载的鲁公在位年进行比较,借助于“夏商周断代工程”《武王伐纣时的天象研究》专题组刚刚得出的武王代纣之年的结论,可以订正鲁国的纪年,也启发人们对《今本纪年》进行深入认识。     

武王克商的年代——利用天文记录的年代推断法

《利簋》铭文、《周书·武成篇》、《周语·国语下》都记载了武王伐纣事件,并涉及到牧野之战的天文和历法方面的问题。本文对此作了天文学方面的分析和讨论,认为武王克商的年代应为公元前１１１８年８月６日。     

从柞伯鼎铭谈《世俘》文例

新入藏国家博物馆的西周中期青铜器柞伯鼎上的铭文,记述了周王朝对南方蛮夷方国昏的战争,昏可能即《国语·郑语》的闽芈。由鼎铭文例知道,当时叙述征伐采取"命"、"至"和"馘俘"的格式,与《逸周书》记武王克商的《世俘》相似,其"至"均指抵达征伐的目的地,从而纠正了该篇注释诸家的误解。武王命人征伐的方国可能很远,如蜀即在今四川的蜀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