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尼田”——与张政烺同志商榷

一《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三期刊张政烺同志《甲骨文“肖”和“肖田”》一文,对甲骨文“(?)”进行了考释。文章说旧版《甲骨文编》的编者不识“?弊?归进附录,新版《甲骨文编》收入了正编,释为“??并注明从人从少,《说文》所无,其义与少     

释“爰田”——读史札记

僖公二十五年:秦晋战于韩、晋惠公战败被俘。史载: “晋侯使邰乞告瑕吕饴生,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日:‘朝国人而以君命赏’。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众皆哭。晋于是乎作爰田。吕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忧、惠之至也、将若君何?’众曰:‘何为而可?’对曰:‘征缮以辅孺子。诸侯闻之,丧君有君,群臣辑     

“凤德”辨析——与刘亮同志商榷

《宝鸡师院学报》1987年第1期载刘亮同志《“凤德”考》一文,提出“凤德”作为一种比喻始于西周,这是很有见地的。但作者认为“德凤”源于文王,用指周德则是很成问题的。至于什么是“凤德”,刘文也没有作出正确的解释。凤德不是王德而是士大夫德刘亮同志的文章(以下简称“刘文”)开始时指出,凤德“旧时多喻士大夫的德行名望。”但刘文置“旧时多指”于不顾,另作新解,说凤德是“周德”,是“文王之德”。就是说.凤德是王德而不是士大夫之德。作者引用《诗·大雅·卷阿》,认为《卷阿》中的凤凰比喻周天子,“凤凰就是周天子的象征”。作者对《卷阿的这种理解显然是错误的。《卷阿》十章,章章言贤士君子来游王所。其主题,不是如刘文所说     

关于“本质属性”概念——与李先焜同志商榷

关于概念的定义问题,李先煜同志在题为《概念反映什么》一文中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见《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其中否定“概念是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的定义的观点,我们是赞成的。但是,李先煜同志否定这个定义的论据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不赞成“概念是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的概念定义。但是,我们并不否定有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概念存在,当然也不否认对象有本质属性,不否认“本质属性”这个概念本身。 李先煜同志是从否认事物有本质属性,进而否认“概念是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这个定义的。他认为,“本质属性”这种提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他的主要理由是:本质是内在的一般的东西,而属性是外在的特殊的东西;本质与属性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以“本质”来限定“属性”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 李先焜同志的这种观点是不能够成立的。 首先,李先焜同志关于事物属性的定义是不确切的。他说:“所谓属性,就是事物的本质(或事物的质,在这里本质与质是属于同一序列、意义基本相同的概念)在与其它事物发生某种关系时的外在表现。” 这个定义有两处不确切: 第一,在这里,发生某种关系的不是事物的本质与其它事物,而是事物与其它事物     

谈谈“数量词”与助词——与张静同志商榷

不久前,有机会读到张静同志主编的《现代汉语》(上册),很受启发,也获益不少。该书在许多方面与一般的现代汉语教材不同,很有些独到的见解,但可商榷之处似乎也有。例如:现代汉语究竟有没有所谓“数量词”?助词这一类可不可以取消?就是可以商榷的。现在就这两个问题谈些不成熟的意见,以便向张静同志请教。     

“意境说”辨析——兼与王昌猷同志商榷

意境问题,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千百年来,不少诗人、作家、画家、评论家,他们以自己的创作经验和精湛的论说,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接触到这个问题,使它在理论上有着丰富深厚的内涵。近年来,不少同志认真探索了这个问题。王昌猷先生的《再论我国古代文论中意境的特征》①是这方面文章中颇有见地的一篇,文章对王国维《人间词话》关于“境界全出“、“隔与不隔”等问题的分析,时出新见,对“意境说”与“典型     

谁向谁“靠”?——与张荣生同志商榷

《中华魂》2004年第12期发表了张荣生同志的《为毛泽东辩诬种种》一文。文章列出了15种否定、歪曲、诬蔑毛泽东主席的“谬说”,给予有理有据有力的反诘、反驳和分析批判。在国内外以否定、歪曲、诬蔑毛泽东主席为某种时髦的时候,读到这样的文章,令人得到些许宽慰,笔者不禁对作者、对《中华魂》杂志表示深深的感谢!读毕此文,感到对文章中某些观点有必要作一点商榷。例如,在分析批评“毛泽东不重视教育科学”这一说法时,文章认为,“毛泽东确有不足,这表现在他实践缩小三大差别的共产主义信条时,不是努力把工人农民往知识分子上靠,而是相反,把…     

太平天国“内讧”毋须正明——与杨丙昆同志商榷

读《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四期上所刊杨丙昆同志的《天京悲剧和农民战争的命运》一文,觉得文中总结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时,指出“非惟天时,抑亦人谋”,颇有说服力.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灌输原理”何错之有?——与韩向前同志商榷

在政治思想工作中反对灌输,是赵紫阳同志政治思想工作“改造”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对此从理论上进行系统论证的,当推在1989年平暴制乱之后在《教育研究》第10期发表的韩向前同志的《“灌输原理”质疑》(以下简称《韩文》)为其代表。现对《韩文》提出质疑,对其立论之理由逐一辩证之。《韩文》否认“灌输原理”的第一个理由是:列宁在《怎么办》中的“工人本来也     

从“城市雏形”谈起——与杜瑜同志商榷

杜瑜同志在《中国史研究》上撰文论述城市的起源时,提出了一个新鲜的论点,认为,城市的早期形态只是个“城市雏形”,到了国家产生以后,城中有了“政治”,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杜同志认为,这种说法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马克思也曾“特别”做了这种区分。 对此我感到很有可商榷之处。尤其,说马克思也曾“特别”做了这种区分之说,我的看法是不同的。     

应当怎样理解“前因后果”——与陈昌曙同志商榷

<正> 前因后果,即原因在前,结果在后,这是因果联系的一个特点。对此,陈昌曙同志的《前因后果说质疑》一文(见1981年4月23日《光明日报》。以下简称陈文)提出了异议。陈文认为,“前因后果的观点在理论上是有困难的。”有哪些困难呢?陈文讲了三点。我想仅就这三点谈点不同的看法。第一、陈文认为,“因果关系是表示相互作用的范畴。既是事物之间的作用,总有相互间的某种‘接触’。如果只讲引起者(原因)与被引起者(结果)分为一前一后,不讲二者的接触,怎么谈得到相互作用?……承认因果关系表示相互作用,又不承认作用的发生要以作用者和被作用者同时存在为条件,是讲不通的。”这里,首先应指出,这段话前后偷换了论题。先说是“事物之间的作用”,因果关系是表示(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范畴,紧接着又说,引起者(原因)与被引起者(结果)之间的相互作用。悄悄地把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偷换为因果之间的相互作用了。把因果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看成是一回事,由此才导出所谓“承认因果关系表示相互作用,又不承认作用的发生要以作用者和被作用者同时存在为条件,是     

“跨越说”不属于马克思——与曾盛林同志商榷

“跨越说”不属于马克思——与曾盛林同志商榷甘建民不知是由于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所使用的“卡夫丁峡谷”这一古罗马典故包含有什么特别的微言大义呢，还是由于我们东方人所具有的特别偏爱和擅长形象思维的思维习惯，近年来不少论者都对马克思关于“卡夫丁峡...     

孔子“与点”析疑——兼与田耕滋同志商榷

《论语·先进·侍坐章》记载了孔子与四学生的对话,四学生回答时各述志向.其中,孔子对曾点的回答加以赞扬说:“吾与点也.”孔子为什么赞扬曾点的回答呢?曾点回答的志向究竟是什么?历代解说者聚讼纷纭,而成为“两千年来争论不决的一件公案”(徐复观语).王充《论衡·明雩篇》:“孔子曰‘吾与点也.’善点之言,欲以雩祭调和阴阳,故与之也.”何晏《论语集解》说:“周曰:‘善点独知时’.”邢(日丙)疏曰:“善其独知时而不求为政也.”又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生值时乱而君不用.三子不能相时,志在为政,唯曾皙独能知时.志在澡身浴德咏怀乐道,故夫子与之也.”所谓“咏怀乐道”,就是李充所说的“善其能乐道知时,逍遥游泳之至也”.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做隐士.朱熹《论语集注》则说:“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於言外.     

关於西晉占田制度的評價——与郑佩鑫同志商榷

西晉占田制度,其內容的解释,虽然尚属众说纷纭,但就其整个评价来看,却是颇多贬议的,多数研究者都认定它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一纸分赃法令,一个苛重的賦稅制度。最近,郑佩鑫同志写的《西晉占田制度的新探讨》一文(《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1962年第1期),又对它作了全面的探讨,颇具新义创见。不过,仔细寻绎,却也有些不敢苟同的看法,谨以一得之见就正于郑同志和读者。     

“风骨”等于“风格”吗?——与李树尔同志商榷

文化大革命前,《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曾就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篇进行过热烈的讨论,对风骨的解释,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这篇文章里,我不想对过去讨论中提出的各种不同观点进行全面论述,只是就李树尔同志在《论风骨》一文中阐述的“风骨”即“风格”的理论提出些质疑,以求教于有关方面的专家。 李树尔同志在《论风骨》一文中说:“综上所述,‘风骨’就是风。风,对于某一个作家来说,是指他的创作风格;对于一系列相类似的作家来说,是文学潮流或流派。就广义而言,还有阶级的、民族的、时代的风格。风格即人,在阶级社会中,人都是阶级的人,因此,风格也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倾向牲。”     

论“充分的现实主义”本质——与杨柄同志商榷

杨柄同志自一九八一年以来有四、五篇文章都把恩格斯给哈克奈斯信中提出的“充分的现实主义”“看作革命的现实主义”。自杨柄同志这个观点提出之后,近二、三年来又有二十几篇文章都持这个观点,不知是以误传误还是各自的独立观点。但我认为都是一种误解,特提出来就教于杨柄同志和其他同行。     

正确理解“艺术起源于劳动”说——与姜庆国同志商榷

姜庆国同志的《"艺术起源于劳动"说质疑》一文(本刊今年第三期)鉴于人们长期以来对艺术起源自然性的忽视,大胆地对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姜文认为,硬译马克思主义劳动说,"把劳动的观点推向极端,结果反倒使自己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这也确实表现出作者希望正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劳动说的意愿.但姜文表面上强调了"坚持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对立统一,本能与实践的对立统一";实质上却把人的自然性从社会中割裂出来,对立起来,并且把这样的自然性(人类爱美的天性)置于社会性根源之上,称为艺术起源的主要根源,这就使自已的观点走向了另一极端.     

“从原则出发”浅析——兼与李寄秦同志商榷

一九七八年我和另外两个同志写了《杜林哲学体系剖析》一文。去年,在《辽宁大学学报》第四期上,李寄秦同志发表了《关于恩格斯同杜林哲学论战的实质》一文,对我们的观点提出了异议,问题主要关系到对杜林的从原则出发理论的认识。弄清这     

也谈“李广难封”的原因——与高敏同志商榷

读高敏同志《“李广难封”的原因何在?》一文(见一九八七年四月八日《光明日报》史学栏),颇受启发。“李广难封”的原因,诚如高文所言,既非李广诱杀降羌八百而遭“报应”,更非李广自己也怀疑的“命数不好”。但是否如高文所言,一是因为“当时官府以年龄取人而不以德才取人”,“二是有嫉贤妒能的人对李广进行诬蔑陷害”呢?本人未敢苟同。     

也谈“邓小平理论”的英译——与唐义均同志商榷

文化词语的翻译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中外翻译史表明,为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文化词语的翻译必须采用"异化"策略。文章从词语搭配和文化词语翻译的角度,分析讨论了"邓小平理论"的英译问题,并对唐义均文中的观点进行了商榷。文章强调翻译政治文化词语一要准确理解,二要依据英语语言规律,创新词语搭配,创造新词或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