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满族说部的生成与播衍

满族说部是满族及其先民以口述形式承传的一种族群记忆,其内容的建构与播衍蕴含着丰富的族群历史与文化变迁的细节与因素,不仅是满族及其先民对其所直观感知的族群历史以及生活世界的一种构形,也是满族根性文化的重要遗存,体现着雄阔道劲的"史书"、"史笔"风格与蛮荒古朴的叙事特色.满族说部在传承与播衍方面具有封闭与单一的特点,但也与其他类口头文学一样,受社会发展变化及传承人等因素的影响而发生一定的变异.     

"纳木依"与"纳"之族群关系考略

作者从历史渊源、宗教信仰、社会生活习俗和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对"纳木依"人与如今以"纳西"、"纳罕"、"纳"等为自称的"纳"族群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考证和论析,认为纳木依人与纳西、纳人是同源异流的关系.通过对他们的比较研究,可以深化对东巴教源流的认识,也有助于深入理解纳西族和藏族的历史关系及其变迁.对一个民族要有深入的研究,有创新之见,就必须打破囿于单一民族的研究习惯,进行跨民族、跨族群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对具有同源异流关系的族群进行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     

试论"族群"意识

"族群"是人们进行群体划分的一种结果,族群意识的产生是族群之间交流的客观需求,族群意识的强弱受族群间差异程度等要素的影响.     

秩序重构的演出——韭菜坪彝族传统婚俗

婚俗历来是人类学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世界各民族在特定的时代和地域背景下,其婚俗形式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彝族传统婚俗的最大特点是在族群内部等级制的前提下,对族群内部秩序的建构与重构.对于建构的功能,在各族群中基本上是大同小异.对于重构的功能,各族群则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通过解析韭菜坪山麓彝族传统婚俗对社会秩序重构的过程,以...     

城市传统少数民族的民俗建构与族群发展--解读广州世居满族的现代族群节日"春茗"

广州世居满族在广州已经生活了247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腾飞,他们与广州当地民众一样面临着挑战和新的发展机遇。他们通过将传统的族群节日“春茗”现代化,在满族民众、国家权力和地方政府以及当地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强化族群认同,使族缘成为血缘、地缘、业缘之外新的跨地域社会动员手段,为自己争取到新的发展空间。他们的经验对于城市世居散杂居少数民族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试论清初满族的族群认同意识

在当今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领域,有关族群、族群意识、文化认同等方面的研究成了热门话题,并在很多方面达成了共识。本文通过分析清初满族的族群认同意识,指出文化中的非可比性文化即中性文化才是族群认同的基础所在,而对可比性文化中优秀文化的吸收则是加强族群认同的重要手段。     

对"族群"概念的再认识

本文论述了当前学术界对“族群” (ethnicgroup)概念的不同理解并概括了他们的共性认识 ,即族群认同的标志是文化特点 ,认为族群论者把族群当作文化承载单位 ,分享共同文化特质的看法并不能让我们真正了解族群的社会特性 ,不能准确地定义某一群体 ,从而造成其群体概念的模糊不清。作者主张 ,应通过准确描述和形容“民族”的办法 ,使国外学者清楚地理解中国的“民族” ,而不应强调与国际学术接轨而盲目使用“族群”概念 ,否定已经使用了 10 0年的约定俗成的“民族”概念     

清代广州“满城”的建置与管理

广州世居满族是清政府由京津地区派驻广州的驻粤八旗兵的后裔,是广州市五个世居少数民族之一。从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移民广州到辛亥革命之前,满族官兵及其家眷一直生活在"满城"之中。通过梳理官修文献、民修文献和田野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呈现广州满城的区域与人事设置和管理制度。"满城"的存在使广州世居满族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广州进行文化重构,促就其国家认同强大,族群认同未被激发的认同不平衡状态,是造成他们辛亥革命后悲惨命运的根源。     

华夏之"汉"与族群之"汉"的辨析——兼论王明珂、张兆和对"汉"的理解及学界误读许烺光的原因

民族识别之前的汉族是融合了若干少数族群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的表达是华夏之汉;民族识别以来作为中华民族众多民族或族群之一的汉族更趋向于成为与其他少数族群并列的、单一的族群.王明柯关于历史上少数族群通过攀附汉以实现身份认同的论述与张兆和关于近代以来苗族拒绝汉族身份而宣称苗族身份的认同的论述均显示了华夏之汉与族群之汉的差异,忽视二者的差异是后来学者对许烺光"民族错失"误读的原因.     

壮族布傣与京族喃字歌谣比较研究

中越边境地区的壮族布傣支系与京族虽然都使用越南喃字记录其歌谣、古籍的族群,但由于历史渊源、传统文化及受外来文化影响的不同,使两地民间的歌谣在内容、形式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壮族布傣歌谣完整地保留了古代越南独有的帝王文学的特质,而京族的歌谣则明显地带有汉字文化圈的印记。     

灾难中的"国族"与"族群"

通过5·12汶川大地震救援进程的推进案例,分析了国族与族群在具体情境下的转换规则,并探求其中的文化蕴含.     

从"没有统治者的部落"到"剧场国家"

古迪(Jack Goody)在追忆其所亲历的英国人类学的转变时说过以下一段话: 涂尔干的事业,对于人类学家界定其问题意识,无疑起到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不仅来自埃文思-普里查德本人,而且也来自那些受牛津大学训练的学者以及诸如福忒思、格拉克曼、斯瑞尼瓦斯(Srirvivas,1916-1999)等较年长的学者,这些人像杜蒙一样,曾担任该大学的教员.     

“引路菩萨”与“莲花手”——汉藏持莲花观音像比较

敦煌藏经洞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幡画,其中有的注明为“引路菩萨”。通过图像特征,可以确定这种“引路菩萨”属于观音菩萨的一种身形,其宗教功能是作为阿弥陀佛的助手,引导死者往生西方净土。同时,在藏传佛教造像中广泛流行的“莲花手”观音,虽然在造型、名号上与前者并不相同,但经过笔者的考察,证明汉传佛教中的“引路菩萨”与藏传佛教中的“莲花手”在宗教功能上是一致的,是观音菩萨在不同的宗教系统中所呈现的不同图像样式。     

解读"整合"与"民族整合"

"整合"和"民族整合"两词在当前的学术论著中出现频繁,学者们对"民族整合"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实现学术话语的趋同性认识和使用,有利于消除歧异性理解,形成认知上的共识.本文在对"民族整合"的不同表述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认为"民族整合"是不同于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功能和过程.     

《想象的共同体》中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评析

“民族”和“民族主义”在概念界定上的模糊及由此导致的实践层面上的泛滥,使它们成为某种不言自明的东西。一系列贴上民族主义标签的伪命题有助于政治色彩的动员,却无益于认识民族主义的本质。对于它们的历史根源及历史变迁,不同领域的学者有其各自不同的视角,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①一书中就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民族主义这个“异常现象”提出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解释。一、民族产生的根源安德森开宗明义地给民族下了一个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成为本质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inherentlylimite…     

历史视野中的"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它们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全球化的发展似乎注定要带来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否定;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二者都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所引发的必然的社会结果,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只要阶级还存在,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民族-国家都不会消亡。     

吐蕃统治敦煌的监军、监使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设有大监军使,简称监使,又称为节儿监军,藏文写做khri spyan或rtse rjespyan,即万户悉编或节儿监军,也可简称为节儿,是仅次于敦煌乞利本(khri dpon,万户长)的当地第二号军政长官,主管军事、司法、农业生产等事务。另外,吐蕃在敦煌还先后设置了汉人部落监军、汉人监军(rgyavi spyan,亦译为唐人观察使)等官员,地位在大监军使之下。在吐蕃统治下的河陇、西域及其他地区也设有悉编(spyan)一职,为吐蕃在该地区的重要职官。这一职官对后来河西归义军政权的职官制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鞑靼模式"与"车臣道路"的比较

鞑靼斯坦与车臣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境内的两个自治共和国 ,它们曾分别于 1 990年 8月和 1 990年 1 1月提出了主权要求 ,但是其结果却有天壤之别。前者经过与俄联邦中央谈判 ,达成妥协 ,拥有很大的自主权 ,形成了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新模式 ;而后者却发展成为严重的政治危机 ,并升级为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 ,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本文试图分析 :为何“主权之路”起点相近 ,其政治结果却截然不同 ?一、历史发展道路鞑靼与车臣都是在沙皇俄国的长期武力征服过程中被并入俄罗斯的。鞑靼人早于车臣人与沙皇俄国发生了联系。“鞑靼”这一族称最初泛…     

从洁净到卫生:藏族农民洁净观念的嬗变

通过国家利用政权的力量,学校对学生的教化作用,及田野调查的资料论述西藏藏族农民洁净观念的转变,以及"洁净"和"卫生"观念在藏族农村社会的整合,认为从"洁净"到"卫生"的转变过程折射出西藏社会文化变迁以及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