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打击·震惊——视觉文化研究的几种模式

视觉文化时代已经到来，视觉文化的独特之处告诉我们：探讨视觉文化的研究模式十分必要。视觉文化研究通常有四种模式：研究文化产品生产（者）的生产（者）中心论模式，研究文化产品接受者的受众中心论模式，研究文化产品“文本”自身特征的文本中心模式，研究文化产品的生产环境状况的文化情境研究模式。文化研究的极致，应是上述四种模式的高度统一。     

西方视觉文化理论的图像转向——以米歇尔为中心

视觉文化在二十世纪末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引起了多学科领域学者的关注.W.J.T.米歇尔是视觉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视觉文化应当“去学科化”或成为解构学科的行动,他因最早提出“图像转向”而闻名世界,认为这种转向正在人文学科及公共领域内发生,是继语言学转向后的方法论转向,并将其图像理论应用于“展示观看”的教学实践.     

重建阅读文化

周宪指出,在视觉文化的蓬勃发展进程中,似乎有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那便是图像对文字的"征服"。我们应该关注视觉文化强势所造成的阅读文化困境,并采取相应的策略和立场,重建阅读文化,培育阅读文化。金元浦指出,新世纪的视觉文化转向是在当代高新科技的基础上发生的人类划时代的媒介革命的表征,具有建构的后现代性。当代视觉文化遇到的最具前设性的问题是语言文字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倪伟指出,视觉文化的核心是探讨与"看"的实践相关的种种问题。"看"的方式根本就是社会和文化建构的产物。视觉文化研究应抓住中国的现代性经验不放,在融会各种进步思想的基础上,突入深广的社会历史领域,展开批判性的清理和重建工作。曾军指出,20世纪西方文化理论思潮为观看研究提供了意向主义、构成主义和"现实主义"三种路径,但各有研究的困境:意向主义思路对理想观看的描述性分析的有效性值得怀疑;构成主义思路最大的问题在于对"主体"的有意忽略;而在"现实主义"思路中,无论是批判理论还是视听统计,关注的其实都是将观者定位为被动性的前提之上的"受众"研究。     

视觉文化作用下的文化断裂与困惑

在现代科学技术和大众媒介的不断冲击下,以电影、电视为主体的视觉文化以其连续的作用一跃而为人类生活和艺术生活系统里的奇特角色.由于视觉文化对受众欲望的冲击,传统文化的断裂与困惑也就成了必然.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思想以及习惯的基础,是今后发展的依据,如果丢失,一个民族就会失去基础.因此,视觉文化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必须融入更多的文化内涵,从而避免传统文化出现断裂与困惑.     

试论受众的心理需求与家庭伦理剧的叙事样态之关系——以上世纪90年代的家庭伦理剧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家庭伦理剧在叙事样态上呈现的特点是受众心理与时代文化的“共谋”。为满足观众补偿现实生活之不足的心理需求,在叙事主旨、叙事精神上表现出回归传统伦理道德、彰显底层与民粹的倾向;受观众认知现实的观看心理的影响,在视觉图谱和风格上呈现出现实主义的平民世界图景;为满足观众的娱乐心理,家族伦理剧在伦理形态上呈现出快乐伦理的指向。研究表明,90年代以来的家族伦理电视剧所呈现出的上述叙事样态与受众的补偿心理、认知心理以及娱乐心理互为生成。     

视觉语言符号表征下的“荒诞”——对达利的《达利与骨骼》的符号解读

本文运用英国社会文化理论批评家斯图尔特.霍尔的表征理论,以达利的《达利与骨骼》为例,解读视觉语言符号意指实践下的“荒诞”。得出视觉语言符号创设了一种“荒诞”的空间类型,打破了传统“美”的观念;视觉语言用符号意指实践了“荒诞”的非理性特征,勾画了现代人的文化意识;视觉符号阐明了“荒诞”世界中的主体特点,拓展意义多重解读的空间的表征结论。     

国内视觉文化研究的范式及其特征

视觉文化研究是当代中国学术界引人注目的一个领域。视觉文化研究寻找的不仅仅是涌现在表面的视觉现象,更关注于背后控制表征系统的意识形态。视觉文化研究者认为:“在看的状态中,包含着复杂的意识形态内容,这些意识形态因素由于文化的遮蔽和常识的掩盖,一方面变得难以察觉了,另一方面又使得种种视觉行为似乎是自然而然的,没有什么值得深究的东西。”寻找、暴露、阐释视觉表征系统背后的意识形态霸权的过程,是知识分子发挥其所谓“现实功能”的过程,失去这个过程,他们的存在就成为一个问号。     

不忘初心：基于央视宣传片百年政党多模态形象建构研究

央视形象宣传片《我是谁》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以来的首部公益广告,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研究价值.结合视觉设计语法、评价理论和“宣传片”的图像、文本和声音语料建立“宣传片”多模态形象诠释框架,探索“宣传片”建构党的形象的过程与范式.研究发现:一是“宣传片”图像的再现意义体现接地气的创意理念,互动意义展现与受众间的平等权势关系,构图意义揭示青年群体是目标受众的精准定位;二是“宣传片”文本重点建构人际意义的协商语义,从客观视角而不是主观情感刻画党员群体爱岗敬业的务实作风和百年政党一心为民的赤子之心;三是“宣传片”音乐、旁白等声音能够有效增强受众全方位了解党的形象塑造,从而尽快接受党为人民服务的不变“初心”.     

观看之道——桑塔格的女性主义图像观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以图像为主的视觉文化盛行,电视、电影、广告、报刊杂志、网络等使"观看"成为人们的一种日常行为,人们改变了传统的阅读方式,大部分时间是在"读图"而不是在"读书",男性中心主义传统得以在图像领域继承.桑塔格作为西方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高潮中成长起来的女性知识分子,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揭示了"观看行为的不纯粹性"--"观看"是被父系伦理道德构建和阐释的.因此,桑塔格提倡女性主义的"观看之道",主张作家艺术家必须反映女性主义的视觉文化诉求,打破图像领域的性别霸权,而不是将大众传媒中的女性形象牢牢钉在满足大众欲望的消费主义耻辱柱上.     

国内视觉文化理论研究及其反思

近年来国内视觉文化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其一,视觉文化的转向及其性质研究;其二,视觉文化的历史形态及谱系研究;其三,视觉文化的美学特征及其批判;其四,视觉文化与影视新媒体;其五,视觉文化与文学演变研究.视觉文化理论研究中还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即缺乏对视觉文化研究方法的探讨,对视觉文化的批评多于建构,同时要进一步解决视觉文化理论本土化的问题.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辨"齿、牙"

一些大型字典、辞书或齿、牙不分,或认为牙是臼齿。依《说文》、古文献、动物形态,牙实为尖锐的犬齿。     

"协作"与"合作"之辨异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及其交往关系中,合作是一种不同于协作的行为模式。然而,人们往往把它们混同起来。其实,在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框架下,所造就的只是一种协作的行为模式,在对工业社会历史阶段的超越过程中,我们需要确立的是合作的行为模式。人们的合作关系以及行为模式的建构,将意味着人们交往活动中出现一种更高形态的“差异互补”机制,也意味着人类社会走向一个更高级的历史阶段。因此,在社会治理模式建构方面,需要根据合作社会的要求去建构起一个合作的社会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