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政权建设——史学界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述评

1932年1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开始合作,分任国家军事和行政最高首脑,由此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是南京国民政府一段相对稳定的统治时期,其基调是中央政府统治能力的加强和统治范围的扩大。本文综述了最近30多年来史学界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从政府高层的合作和派系斗争、中央政府的权力集中、"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方针的实施、中央对地方实力派的整合、国民党政权对社会统治的巩固等方面,评述了南京国民政府在这段时期里国家政权建设的举措和成果。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研究的梳理显示,最近10年来,许多学者已经在利用新出史料的实证研究基础上、逐渐摆脱了"革命史叙事"的束缚,展现出历史进程的丰富和复杂,并产生新的问题意识,其研究视野也从单纯的政治史拓展到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相关领域的互动,研究视角转向以国民党政权为主体,以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为叙述主线。这些最新进展虽然还未形成完整的通史叙述,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国政治史研究范式转型的契机。     

从"平面"到"立体":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民国山东教育史研究

民国时期是山东教育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山东教育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在对民国山东教育的研究上,学界取得了一些成果.从总体上看,研究呈现逐步深入的趋势.新史料不断被发掘,评价渐趋客观,并且对山东教育的研究越来越"立体".但是,研究中还存在概述性研究太多,真正深入研究的成果较少;"平面"的研究成果较多,"立体"考察山东教育的成果较少;受政治史研究影响较深,缺乏对教育史研究的独立思考等问题.要想进一步开展研究,似乎应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摆脱政治史宏大叙事的影响,从教育史自身的发展中寻找规律;转变研究视角,从研究历史上的教育转变为研究教育的历史;注重"以小见大","小区域"中要有"大关怀".这样,或许能将民国山东教育史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国”与“君” ———政治文化视角下的隆裕太后葬礼

在民国纷呈的政坛上,清隆裕太后的葬礼不过是过眼烟云,然而对于紫禁城小朝廷来说,葬礼却是一件进入了历史记忆的"大事".葬礼的表征是文化的,然其所指则往往是政治的,而隆裕太后葬礼正是这样一个交杂了政治动机与政治目的的舞台.透过清廷与民国在这次葬礼中的礼仪往来,正可洞悉二者之间关系的深层内涵,并进而反思辛亥革命尤其是与清帝退位相关的若干问题.从葬礼的仪式角度出发,文章试图尝试这样一种分析思路:透过仪式看政治.此外,文章还尝试建立一种近似于感知的时间观,由此审视历史记忆得以形成的机制.总之,文章试图由隆裕太后葬礼的分析入手,进而探索以紫禁城小朝廷为视点的民国政治史研究的新路径.     

“否定之否定”:社会史与政治史关系探究

社会史和政治史的关系问题是中西方史学界的一个基本问题,两者关系的消长变化不仅深刻影响了两个学科各自的价值取向、学科理念和学术概貌,也极大地改变了整个历史学的实践形态、文本类型和理论图式。20世纪以前,中西方史学界始终是政治史一统天下,此后在否定政治史中兴起社会史。而中西方社会史发展到今天,从兴起伊始纯然"否定政治"、到研究实践中"悬置政治"、再到逐步"融汇政治",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历程。新的社会史与政治史关系一定是对立统一、互相联系、相互制约、互为交融的关系。社会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离不开政治史,从社会史出发亦可深化政治史研究,而社会史和政治史更需要在新的基础上相融合。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国民党政权——史学界对1928-1932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述评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于1928年至1932年间,面临着内部的权力整合,以及外部强敌入侵的挑战。1949年以来,史学界关于1928年至1932年间民国政治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1978年至1989年间,是研究禁忌逐渐打开及研究领域开拓时期;1990年后,对1928年至1932年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日渐发展繁荣的阶段,特别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海内外档案史料的开放、发掘、整理,推动了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本文即从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权力整合、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因应、政权建设的开端三方面,对于1978年以来史学界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民国政治史研究做一简要回顾,其中涉及三十余年来研究者对于国民党高层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之间的关系,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不抵抗政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抗战起点问题,南京国民政府训政体制,它与商会等社会组织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与探讨。     

从清末到民初:鲁迅生活轨迹与思想脉络探微

用"民国视野"的研究方法对民国时期的文学运动进行重新梳理,是近几年中国现代文学界出现的一种文学研究现象。在这个现象的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新的历史时期对学科发展提出新的要求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它为我们重返历史,回到民国话语情境中去研究民国时代的作家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考察鲁迅在清末民初的生活轨迹,探寻其对于鲁迅思想形成的作用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通过史料梳理的方法对这一时期鲁迅生活轨迹进行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其对于鲁迅后期思想的重要影响,对于我们透过"民国视野"走进真实的鲁迅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论中华民族构建过程中的边疆整合

民族分布格局同地理生态结构的一致性,加之历史上"华夷之辨"的疆域治理范式,形成了中国异质性和碎片化的传统边疆。近代以来,随着中华民族构建的开启和推进,原本隶属于不同族体的各边疆版块始渐为整个中华民族所共同拥有,内外分际的疆域格局被解构和重组,并通过"人"的维度实现了"地"的整合。这既是边疆属性从"民族性"到"中华民族化"的转变过程,也是边疆格局从碎片化到整体性的转变过程。但就目前境况来看,中华民族"多元"的结构性特征不断固化,而"一体"的国族属性相对虚化,使得这种疆域整合机制开始松动,因此需要重新调整中华民族建设和发展走向。     

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路径

中国的历史研究自古以来甚为发达,尤其是政治史的研究,但在清末民初时,由梁启超等人提倡的史学革命,对政治史提出了挑战,但对政治史研究的本质并没有很大改变,它仍然是对中国古代一系列政治事件和政治制度的机械描述,从而让人们无法领悟到中国政治运作的那种诡谲以及其与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的关联意义。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政治史在实质上仍然没有摆脱这个宿命。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史式微,而社会史则进入了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并俨然成为了一种史学范式,但当下的社会史研究好像为自身规定了一条准则——摆脱政治史。这也是社会史的一个致命缺陷,它忘记了人类自产生以来就撇不清与政治的关系,脱离政治史的社会史,无疑是缺乏高度和深度的。而事实上恰恰相反,社会史不但有能力去研究政治史,而且相信能更好地研究政治史。     

论整合型养老保险体系

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在统一性方面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碎片化",即不同的人群采用了不同的制度来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养老保险体系的碎片化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也带来了不公平和制度无法衔接进而影响劳动力流动等问题,因此亟待整合。养老保险体系整合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全覆盖的、相对统一的、体现一定差异的、能够相互衔接的、社会化的、水平适度的养老保险体系。     

政治史的适当位置:论政府在美国的重要作用

当有人象我这样对你们说,史学家的下一个领域将是政治史,你们一定会惊愕不已:你在开玩笑吧。因为,如果说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们确实得到过一个教训的话,那么,这就是:政治史已经过时了,它是纠缠于表面事物和短暂现象而不能自拔的一门不屑一顾的学科了。迈克尔·坎曼在《往昔》一书的序言中曾写道:“政治史已不再是史学研究的焦点,这一说法看来是公正的。”保罗·古德曼也指出,最近,《美国历史述评》在评估美国历史学的成就和前景时,没有登载过一篇政治史方面的文章,许多读     

论口述历史

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全球"新史学"的兴盛,历史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政治史至上出现式微,社会研究开始占上风,长期不受重视的黑人史、印第安人史、移民史、劳工史和妇女史的研究,异常活跃起来.更有一些观念激进的史学家,干脆提出彻底摆脱传统史学只注重社会上层人物的精英历史现,要求把研究的视角转向下层平民,以重新创造那些过去一直被人们所遗忘的历史.而从目前情形看,国内口述史的发展也正呈方兴未艾之势,参与者不但有史学家,还有新闻记者、作家,以及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诸多学科的学者.这也显示出,历史研究的单一触角已开始向多学科领域延伸.然而,口述史虽然人人都可以做,却要遵循严格的口述史操作规范.     

民国研究

主持人语:30年多前中国学界开始将"民国史"作为一个学科着手研究时,官定的研究对象是民国统治阶级的历史,意在避免与同一时期的"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交叉或重叠。近十数年来,"民国史"逐渐扩展为"民国时期的历史"。无论在朝与在野,无论"革命"与"反革命",亦无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只要发生于1912-1949年间,均被纳入"民国史"的研究范畴。与此同时,"中国革命史"     

阐释区域历史地理的另一种语言——宁夏民国地图的谱系分类与史料价值

作为历史地理信息化的基础,民国地图的数字化工作已在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铺展开来,并逐渐成为阐释区域历史地理的另一种语言。宁夏民国地图在数量和种类上都称不上丰富,然而由于民国时期宁夏地籍整理、保甲组织以及水利事业的推行,宁夏保留了大量的民国地籍图、户籍图以及河道沟渠图等地图资料,从而形成了宁夏民国地图的地域特色。保存的近万幅宁夏民国地图绘制谱系清晰,为研究民国时期的地图测绘事业提供了很好的范例。整理与研究宁夏民国地图,可以为宁夏地方史研究提供新的史料,对当前宁夏的城乡规划亦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民国研究 主持人语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实证研究既是传统的,也是当今研究不可或缺的方法。它对于民国史研究来说,尤为重要。民国去时不远,但历史的真相并非均已大白于天下,实证研究则是走进真实历史的必由之路。 即使在历史事实非常清晰的情况下,由于论者的视角、立场等方面的差     

日常生活还原与重构:“民国文学”想象刍议

"民国文学"的提出是学科自觉和反思的结果,也是世纪之交社会、文化思潮和心理的体现。"民国文学"还原种族、环境和时代的历史时空,由此建立起多元博弈的动态平衡结构。"民国文学"提出的最大初衷就在尽量剥去政治或文学的先验框架的外衣,重建民国文学鲜活多样的社会与文学生态。从宽松和包容的学术理想出发,"民国文学"的设想不失为活跃文学史编写的尝试。"民国文学"概念之所以在世纪之交的关节点上被提出,而作为历史选择的"剩余"重新征用,除了文学史逻辑及学界内部复杂缠绕的纠葛外,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转型后的重置和机制所致。"民国文学"的思路蕴含了多种预设。首先是科学和真理的指涉。其次是主体意识的自觉和学术精神的张扬。     

历史分支学科论坛:什么是妇女史

近年来,西方史学界建立了不少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如劳工史、妇女史、黑人史、政治史、宗教史、经济史、外交史、思想史、科学史等。但是在如何区别这些学科的定义和作用问题上看法却不尽一致,而且都是从各自的研究兴趣出发来阐述这些分支学科,有的甚至纯粹是为了教学才确立某一门学科。至于在研究领域、课题和研究方法上更是五花八门,不断提出一些新的观点。英国《今日历史》杂志最近组织了一些英美史学家就这十几门分支学科,以论坛形式发表了一组文章,每期集中讨论一个分支新学科。本刊选译其中一些文章,以飨读者。     

主持人语

2012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成立40周年。民国史研究室成立四十年来所走过的学术道路,从昔日如履薄冰的"险学"成长为当今如日中天的"显学",可以说是国内民国史学科发展的缩影。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之际,由民国史研究室主持编写的36卷本《中华民国史》的全部出版,标志着国内民国史研究已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在此承上启下的阶段,民国史研究室邀请海内外民国史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于2012年11月3-4日在近代史所举办了"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回顾与未来走向高峰论坛"。我们希望借此次论坛,能集海内外民国史研究学术共同体之力,在总结以往研究经验的同时,探讨民国史研究"再出发"的路径和方向。本期"民国研究"专栏选取了此次论坛与会学者的一组文章,与学界共享。以往学界对中华民国     

解构学科的神话--透视沃勒斯坦的学科理论

沃勒斯坦从世界体系的视野所提出的一体化学科和建构历史社会科学的主张,在理论上颇有"野心",它不仅要整合社会科学,还要整合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但这存在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比如,学科边界的重叠并不意味着学科边界的消解,宏观理论与具体研究存在差距,学科之间的资源难以整合.所以,沃勒斯坦的学科一体化理论对我们重构社会科学虽有重要的启示,但也有矫枉过正之嫌.     

在传统与革新之间：麦克法兰史学思想及其影响

鉴于辉格史学传统在中世纪英格兰政治史研究中的进步史观缺陷,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群体人物学等理路的借鉴,麦克法兰重构了“变态封建主义”概念,借此系统分析了中世纪的英格兰贵族阶层、社会政治秩序。这促成了西方学界对传统宪政史学的摒弃,以及对这种新范式的接受,进而对中世纪英格兰的政治史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表现在十五世纪的英格兰和地方乡绅阶层得到应有重视。但麦氏的史学思想也存在诸如“对思想原则的忽视”“严重的史学碎片化倾向”“以国王为中心的史学观”等缺陷,并为后世学者所延续。随着史学理路的革新,卡彭特倡导的新宪政史应运而生。它要求重新审视中央机构的作用,同时从梅特兰的法律史传统中汲取营养。不过,新宪政史也是麦氏影响力的进一步彰显。     

中国国家发展中的边疆整合

边疆整合是通过国家整合力量来维护和巩固边疆以及增进边疆与内地间的整体性和一体化的过程。历史上王朝国家主要采取松散性和间接式的机制来维系"核心—边缘"的疆域格局。这种机制使得边疆整合程度较低,边疆形态具有了突出的异质性和碎片化特征。随着近代以后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国逐步形成了一个与主权体制、中华民族建设和统一性制度体系相适应的边疆类型。边疆架构总体上实现了由碎片化向整体性的转变,但从具体层面来看,这种转型并不彻底。在民族国家建设和现代化进程全面展开的背景下,中国仍然面临着认同整合、社会整合、法治整合、族际整合和发展整合等多个维度的边疆整合问题。